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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的“命学”在中国,关于命运的思索自古有之,与此相关的学问也始终存在,所谓“命学”(命理、命相之学)不绝如缕。广义上讲,这一学问是有“学”有“术”或有“道”有“器”的。“学”或“道”是关于命运的各种思索与解说,在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中,特殊是在儒学其次期的理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术”或“器”是它的操作层面,其文献大多存在于子部的术数类书中,大致以预料为主,主要体现在占卜、算卦等详细行为上。狭义而言,“命学”仅指体现在术数类书中,以预料为主的“学问”。到了清末民初学问转型时代,有关命运的“学”的思索仍有一些空间,被分化在西式近代学科的不同领域中;而“术”在新的时
2、代环境和近代分科体系下几无生存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无疑使得“命学”被边缘化。由此所带来的改变,不仅是部分读书人生存轨迹的变更,而且关联到近代中国学问分子的命运思索和与此相关的个体行为的转变。所以,探讨学问转型视野下“命学”的边缘化问题,学术意义颇大。 一、学问转型的时代语境 总体而言,在古代中国,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是身心家国一体,讲求为学和为人的统一,立言、立功、立德三位一体,最高境界为立德。这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读书为学融为一体,并无明显的冲突冲突。因此,读书人对命运问题的思索和举措也融入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中,“命学”作为一种学问形态,是很自然的存在的。无论是作为形而上的儒、道、释各家
3、命运学说,还是作为形而下的占卜、算卦等命运预料行为,都在读书人的生活视野中常态存在,甚至成为他们日常修养的一部分。而且“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在他们那里是协调一样的,理学家可以在探究命、运、性、情等观念的同时,在生活实践中进行着占卜、算卦等预料活动。 这样的情形到清末民初学问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变。随着读书人在身份上向近代学问分子的转变,其所认同和服膺的价值标准发生改变,“命学”也就无法保持过去的那种地位,而不得不边缘化了。当然,这样的改变离不开学问转型的时代语境。 所谓学问转型,是指学问体系发生改变,即学问内容的更新和表现形态的变更。在中国,应指中国固有的学问体系发生改变,即向西方近代学问体系接
4、近和转变,其核心是学术体系的改变,也有学者称之为学术转型。一般说来,清末民初是中国的学问转型时期,其核心是中国古典学术形态向西方式的近代形态的转换,即由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之学的转换。这一转换大体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即从1898年之后到1919年前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经清末、民初两代人的努力而完成。这样,中国学术从古典形态走出,进入到近代形态,直到今日,已形成新的学术传统。 学问转型之所以出现,时代的剧变当然是主要因素。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不绝,尤其是外来势力的冲击,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一大变局”,曾纪泽所谓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无疑都反
5、映了外来冲击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振动。振动之下,各方面都在发生或隐或显的改变,学问体系也不例外。在学问体系的改变中,西学成为触媒。 尽管在明末清初时,西学在中国就有肯定程度的传播,但传播的范围和内容非常有限,未能变更中国绝大多数读书人原有的学问结构。不过鸦片斗争后,这种情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方面西学的传播力度急剧增大,另一方面部分中国读书人起先仔细谛视中西两种文化,探寻西方文化的进步意义,学习西学以自强。特殊是甲午斗争以后和戊戌变法期间,读书人对西学有了普遍性的反应,起先自觉接受和引进西学。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西学的大规模引入和被适度接纳,使得传统中学的学问结构体系和发展
6、趋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导致新的学问体系和学科分类的出现。 所谓新的学问体系和学科分类,是指西方近代所形成的学问体系和学科分类。19世纪七八十年头的洋务运动时期,学术分科观念已起先为一些中国读书人所了解和接受,如郑观应在1884年所作的考试一文中开篇即云:“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无不先通文理算学,而后听其所好,各专一艺。武重于文,水师又重于陆路”。这显示郑氏不仅对西方学术分科观念深有了解,而且还接受了西方“各专一艺”的分科观念及其分科立学的原则,所以他在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方案时,即主见专考西学。甲午斗争之后,随着西书翻译的增多和西学传播规模的扩大,西方近代学术分科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书人所了
7、解和接受。他们起先突破中国固有的“经、史、子、集”分类法,用西方学问观念解析中国传统学问,如严复在将天演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等西方社会科学着作译介给国人时,常通过序文、凡例、按语、夹注等形式不断援引中学内容,与所述西学比较、比照、印证,在天演论自序中,他便有这样的论断:“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严复的这类论述,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学术大家皆循此路径做了不少交融中西学术的工作,用西方近代学科分类标准来汇通中西学术,尝试
8、构建中国自己的、新的学问系统,如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中,即借用已接受的近代西方分科观念来反观中国传统学术,将周末学术分为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化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十六类。这样,中国固有的经史之学便被配置到了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学问系统中。 当然,新的学科体系和学问系统仅靠部分学者的呼吁是建立不起来的,还须要充分的制度保障来为其开拓通路。在这方面,新式学堂的设立和新学制的实施,起到关键作用。出于自强和变革的须要,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一些新学堂接连设立,戊戌变法期间又起先设立中国第一所高校堂京师高校堂。明显,传统的经学、史
9、学、诸子学、词章学等已不适用于这些新式学堂,于是这些学堂纷纷根据西方的分科立学原则和分科治学观念设置课程。慢慢地,不仅新式学堂如此,传统的书院也起先分斋设学、分斋治学,变革旧课程,开拓新科目。这种形势的发展,最终促成了新学制的诞生。新学制以效法欧美的日本学校课程设置为蓝本,把中国固有的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部之学”,最终转向包括“文、理、法、商、农、工、医”在内的“七科之学”。从今,中国学术根据这一分科体系走上新的发展道路。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北京高校为代表的现代高校体制建立、各类西式分科基本固化以及用“整理国故”方式探讨传统学问成为共识,中国近代学术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在学问
10、体系转型的同时,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改变,即从“士”转换为“学问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读书人处在士、农、工、商社会序列的首位,有着不行替代的作用。但在清末社会变革中,伴随着近代教化制度的建立,则为古老的科举制的废除,而科举制废除的干脆后果就是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受到极大冲击,并造成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因为“废科举兴学堂的干脆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变更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于是“士”渐渐成了一个历史范畴,代替它的是近代教化制度培育出的学问分子,“士的渐渐消逝和学问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分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作为
11、能在社会上自由流淌的群体,学问分子的构成和社会功能自然与士有很大不同,他们不再是官吏基原来源的四民之首,不再担当着广泛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责任,而是成为社会生活中不行缺少的各方面专业人才,以一己之专业素养贡献于社会,即由于身份和功能的改变,他们大多不再是学问系统里的“通人”,而成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士之“通人”之学所讲求的修身与治学融为一体,在学问分子的“专家”之学里越来越没有市场,中国固有的修身与治学一体的观念渐渐转换为二者分别。 也就是说,清末民初学问转型时代,新兴的学问分子大都由“通人”转换为“专家”,求学和治学成为一种职业行为,不仅与修身养性关联不大,甚至与治国平天下也
12、渐趋分别。这当然与近代西方学问形态和价值标准渐趋主导密不行分。于是理性上倾向西方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在感性上、在生活实践中,并非可以彻底理性化,中国传统的因素仍大量保留。理性相识和感性实践的冲突,使得一些学问分子对命运的理性思索和详细实践产生分别,“命学”因此也无法保持过去的完整性,只能步向边缘。 二、学问分类和“命学”的边缘化 在古代中国,有关“命运”的思索和论争从未停止过。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清代儒者,历朝历代的读书人无不留下思索和实践的记录,并以各种面貌呈现出来,进入中国固有的学问系统中。 中国固有的学问系统形成甚早,应是在雅斯贝斯所言的“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之际,而对此系统予以分类或分科亦
13、应是同步进行的事情,至少在汉代已趋完善,详细体现在作为学问之总括的典籍分类上。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所编之七略,已然是颇为特地的典籍分类书目。七略由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组成,其中与广义“命学”相关的思想和学问分布在六艺略所包含的易、书、诗、礼、春秋、论语等典籍里和诸子略所包含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学说中,甚至在诗赋略中的“屈原赋之属”等诗赋中也有显明体现。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学问集中在术数略的五行、蓍龟、杂占等类别中,这几类是术数略的核心内容。所以,探讨中国“命学”的流变,术数类学问的改变和走向是考察的关键。应当说,秦汉时期中国的学问系统已大致
14、区分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这体现在七略的六部分科中,六艺(即六经)和诸子的地位最高,显示作为中国学术之源的六经和六经之支流的诸子,构成了学问系统中的“道”,而术数、方技等类则为“器”,地位相对低下。不过尽管如此,术数略终归为七略之一,相较后世,这已是术数类学问地位最高的时期了。相应地,也可视作是“命学”地位最高的时期。 唐初修撰的隋书经籍志对先秦到唐初的典籍加以整理分类,建立起隋唐时期的学术分科体系和学问分类系统。在这一系统里,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取代了汉代的七略分类,而且直到清代,四部分类始终被沿用。从“命学”的角度看,与广义“命学”相关的学问和思想在经、史、子、集四部中都有分
15、布,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历数、五行之学则列于子部之下,即术数类学问从七略中的一大类,降为子部下的一小类。从“道”和“器”的角度看,有关形而上之“道”的学问在数量上急剧增长,反映在四部书目中此类书籍的比重上升很快;与此相反,有关形而下之“器”的学问在数量上增长不快,成为书目中的小类,地位自然也就降低了。这与重“道”不重“器”的观念愈益强化密不行分,特殊是在科举取士的大背景下。在清代修纂四库全书所形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四部分类得到极大完善,达到中国古代典籍分类的最高水平。四库全书总目里,与广义“命学”相关的学问和思想仍分散在经、史、子、集四部当中,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学问则集中在子部的“术数类
16、”中,包含“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子目。这一分法与隋书经籍志一脉相承,表明狭义命学”学问在典籍分类中的地位自唐以来没有变更。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中对子部学问体系的逻辑关系有所阐发,认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这六类“皆治世者全部事也”,在子部学问系统中最为重要,而“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在他看来,这两类学问,“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这番话透露出时人根深蒂固的道、器观念,而且视术数类学问为“或有益或无益”,难下结论,仅以“其说久行
17、,理难竟废”为理由而列入子部。由此可见此类学问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亦可见狭义“命学”的地位。 尽管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排序已说明白狭义“命学”颇为边缘的地位,但终归“其说久行,理难竟废”,还是在子部学问中堂皇存在。而到清末民初学问转型之际,这种存在成了问题,成为被忽视或革除的对象。 近代中国的学问转型是个困难的过程,晚清时期学问界关于引入西学改良中学甚至改造中学的各种言说始终不绝,但真正落实到制度层面则是到了清末新政之时,体现在新学制的制定与实施上。1901年,清廷确定推行新政,并将废科举、兴学堂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制定和实施新式学堂章程,提到日程上来。经张之洞等人的努力,在1
18、903年最终制定出一系列新式学堂章程,并奏请清廷,以奏定京师高校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等为名公布实施,建构了一套新式学制。这套学制规定高校堂分八科设学,即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从这八科下所分的详细学科门类来看,中国固有学术中的经学、史学、文学等在经学科和文学科中得到保存,引进的各类西学在政法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中确定下来。于是,“中国以经、史、子、集为骨架的四部之学学问系统,被包涵到以西方学科分类为主干之八科之学的新学问系统之中”。在这一新学问系统中,与“命学”相关的形而上层面的学问,因分散在固有的经学、史学、文学中,故仍能在经学科和文学科里占
19、有一席之地。而子学遭到排斥,未作为一科列入,子学下的术数类学问也就无法进入这一系统,从而导致狭义“命学”与新学问系统无缘。 张之洞的“八科分学”方案在中华民国建立后被修正。1913年初,教化部公布高校令、高校规程,对高校所设置的学科及其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确定高校取消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农科、工科、医科等七科。从今,中国学术起先摆脱经学束缚,创建起类似近代西方的学科门类和学问系统。在这七科中,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中国固有学术体系中的经学、史学、子学和集部之学大体被“文科”消融进去,表明“四部之学”已被纳入到“七科之学”学问系统,即从中国传统学问系统转向西方近
20、代学问系统的轨道。就“命学”而言,形而上层面的学问和思想接着存在于包涵了经、史、子、集的哲学、文学、历史学之中,特殊是对“命运”、“命理”问题思索最多的儒、释、道,基本被纳入哲学范畴。在哲学思维覆盖下,形而上的“命学”起先进入一片新天地。至于以术数类学问和实践为代表的狭义“命学”,仍无法实现近代转换,未能进入新学问系统。在被主流学问系统完全排斥的境况下,这样的“命学”彻底边缘化了。 西方近代学问系统真正在中国的学术探讨中发挥实际效用,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北京高校。由京师高校堂发展而来的北京高校,在民国之初的几年里,仍为一“官僚养成所”,直到1916年底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本着“高校者,探讨
21、高深学问者也”的宗旨改造北大,才使北大成为中国学术探讨的中心。在这里,教化部所公布的分科原则得到真正贯彻,各类西式学科基本固化,教学、科研一本于此,现代高校体制建立起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氛围下,以北大为代表的西式学科分类和探讨取向在中国愈益稳固。与此相对,作为旧文化的代表之一,传统“命学”只能更加式微了,不仅狭义“命学”难有空间,就是形而上的“命运”、“命理”思索,也因与西方哲学重本体、重相识、重方法的根本取向不符,是所谓“人生哲学”,而在哲学讲堂上难以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说,边缘化是“命学”在近代中国学问转型完结之际不行避开的命运。 三、读书人身份、
22、看法的改变和“命学”的衰微 与学问转型进程相伴随,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改变,由传统的士转向近代学问分子。在士人那里,学问不是全然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客相融的产物,因读书治学并非单纯为了求知和获得学术真理,而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须要。这种治学与修身一体的状况,使得士人讲求的学问是以博通为基础的,“道”与“器”在他们心目中虽有凹凸之分,但也有内在的一样性,如在“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他们往往能够协调起来,并不发生冲突,或至少不发生大的冲突。不过到了清末民初学问转型时代,随着近代学问分子的出现,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改变。 学问转型是以学术分科为表征的学问体系的改变,即西方近代学问体系渐渐取代中国固有的学问体系。西方近代学问体系大体形成于18世纪启蒙时代,它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源于古希腊的对学问与真理的获得与客观把握,而非将学问、真理和修身之类的德行培育联系在一起;二是科学化,以科学的名义界定全部事物,分门别类,此前在西方学问系统中存在的星相学之类由此被打上“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