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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栗洪武 陈磊【论文摘要】学校教育的本质是文化育人，传承与创新文化是其基本功能，也是一条重要的教育规律。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在储才与育才的同时，日益凸显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及其特征：学校储备人才与创新文化，形成传承中华文化的长效机制；学校培育人才与整理文献，使中华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播；学校开展经学教育，促成社会主流文化的形成与确立；学校教育具有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独特功能。认识并遵循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文化的历史规律，继续发挥学校教育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开辟一条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有效途径，是促进中华优秀文化得到更好的保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2、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学校教育是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伴随着文化的创造、积累和传承的需要而产生，从一开始就孕育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基本功能和规律，并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而趋向进步和卓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也承载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基本功能和作用，并与中华文化心心相印、相得益彰，在储才与育才的同时，凸显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及其特征。一、上古时期学校教育开启了培育人才与传承文化的历史先河学校教育源于知识的积累、文化的创造以及社会的分工，开创了培育人才与传承文化相结合的教育先例。关于中国上古时期学校教育的传说，最早见于孟子o滕
3、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另有文献对这一传说予以印证，文王世子篇记载：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2郑玄注云养，犹教也。言养者，积浸养成之。针对此种说法，清代经学大师王念孙在其所著的广雅疏证中曾解释为：养国老于上庠谓在庠中养老，非谓庠以养老名也。州长职云：春秋以礼会而射于州序谓在序中习射，非谓庠（注：庠应作序）以习射名也。王制：耆老皆于庠，元日习射上功而庠之名独取于养老，何也？文王世子适东序，养老而序之名独取义于习射，何也？由此可见，庠序学校，皆为教学而设，养老、习射，偶一行之，不得专
4、命名之义。庠训为养，序训为射，皆是教导之名，初无别异也3。传说中还有一种学校曰成均，周礼o春官下解释其为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玄注引郑司农（郑众）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照此解释，则成事已调之乐曰成均。换言之，则成均的教育内容始于乐。后人对上古时期传说中的学校教育还有一些考证。清代纪昀主编的历代职官表o国子监表第一则按语云：谨按：太学之制，昉于五帝，郑康成引董仲舒说谓五帝名太学曰成均者是也。而教胄子之官，则肇于舜之命夔。盖五帝三王之学政，皆由乐始，故以乐官兼之。汉魏而后，博士官隶属太常，其意实本于此。今故引冠历代建置之首，以明原起焉4。所谓舜之命夔，是指尚书o尧典记
5、述帝(舜）曰：夔丨命汝典乐，教胄子。陆德明释文云：胄子，国子也。所谓学政皆由乐始，是指周礼o春官下o大司乐记载：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历代职官表o国子监表的第二则按语对夏、商、周三代学校之制也作了系统的整理盖自五帝建学，名曰成均；其后虞曰庠，夏曰序，殷曰瞽宗，周人立辟雍于中，而以四代之学环建于外；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是为五学。辟雍为天子承师问道及养老更、献戎捷之地，虽世子齿学不得就，而四学则令国子肄业焉。此外又有门闱之学（注：蔡邕明堂论云：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四
6、郊之学（注：礼记所谓虞庠在国之西郊者，皇侃谓四郊皆有之），是为小学。故以四学对辟雍，则辟雍为太学；而以小学对四学皆为太学矣，此立学之地也5。另外，关于人学之人、教学之官和教学内容皆有严格的规定，例如：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以其父兄皆有爵列于国，则谓之国子，皆当人太学；于四学之中，于成均学乐德、乐舞、乐语，则以大司乐教之；于上庠学书，则以典书者教之。由上所述可以看到，上古时期尤其是夏、商、周三代，学校教育初步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学校既是储才之所，又是育人之地。学校养老，以示尊年重教，是储备人才；老年人经验丰富，德才兼备，为师育人，是培养人才。二是三代之学名称各异、类型多样，所学内容皆所以明人
7、伦，即以传承伦理文化为主，此乃德育之本源也。三是学校教育内容逐渐专门化，既有文化的综合，又有文化的创新。如三德、六艺、书写和乐德、乐舞、乐语等。四是尊师而重道，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上古时尤重乐教，大司乐掌管学校教育，死了以后奉为乐祖，祭奠于瞽宗。这表示学校教育对有成就者的尊重。五是三代的文化教育为学在官府和学术官守。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o原道第一对其有精要的论述：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斯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
8、著述文字。6因为，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所以，这一时期政教合一的官方及其官学承担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全部任务，而民间是不具备这方面条件的。二、春秋以还学校教育凸显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文字的发明使人类进人了信史的大地。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在学术流向民间的同时，私学开始出现。有教无类不仅是孔子为办私学打出的响亮招牌，而且也体现了这个时代学校教育的显著特点。这一时期，社会上办有很多私学，除孔子之外，还有老子、墨子等人创办的私学；也涌现出许多学派，号称九流十家。在私学兴起与百家争鸣的盛况下，私学培育了学派，学派成就了私
9、学，二者相得益彰、共生共存、互补发展。其中，儒、墨两家被称为显学，也是影响最大的私学，仅孔子就被誉为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更是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学派。对此，司马迁赞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圣人矣7。并且，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及其学派的发展与繁荣，与社会对知识的诉求以及对人才的需求密切相关。在诸侯割据、群雄纷争的战乱环境中，养士之风盛行，谁拥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与好的治国方略，谁就能成为威震四方的霸主而成就霸业，这就为私学及其学说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当时，孔子以及其他学者所办学校实为民间流动大学，他们周游列国，学生同行
10、，一边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边对弟子进行言传身教。据史记载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8。期间在齐、鲁等国参与政事，最高职位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9。可见，这时的社会实践为学校教育提供了用武之地，学校不仅要培养出有用之才，帮助诸侯王干出一番事业；而且要创新文化知识，拥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主张，方能够为执政者进言献策，解决社会所面临的尖锐矛盾与紧迫问题。秦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举国上下推行书同文，行同伦，这是一项重大的创新举措，为文化教育的交流与传承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汉代社会经过休养生息以后，在武帝时期出现了新繁荣的同时，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矛
11、盾和问题。于是，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进言献策，形成著名的对武帝策10。由于董仲舒具有造诣精深的儒学思想与德高望重的学术影响，所以在对武帝策问中表现出超群的政治卓见和思想才华，博得了汉武帝的赏识。在对策中，董仲舒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后指出：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11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兴太学，以养士以及置博士弟子的建议，于公元前124年正式办起了太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第一期有学员50人，由专门的博士官
12、分经授诸生，主要专业和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学，学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毕业，并按成绩的高低授予一定的官职。自汉代首创太学以后，类似太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后来的历朝历代中从未间断过。三国时，魏国于黄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12。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13梁朝设有国学和太学，国学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学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员。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14后齐时设国子寺，
13、掌训教冑子。祭酒一人，亦置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领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太学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学生二百人；四门学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学生三百人15。这一时期，社会虽战乱动荡，但是统治阶级仍重视在太学或国学里设置五经专业以培养治术人才，同时，又注重传承自汉代以来重新搜集整理的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知识。隋唐时，隋文帝设国子寺元隶太常，祭酒一人，属官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国子、太学、四门、书算学。各置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学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16。隋炀帝改国子寺为国子
14、监，统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在隋代，不仅中央官学校数增多，而且在学人数也有较大增加，仅置太学博士、助教各二人，学生五百人17。这时的国子监是新名，它一身二任，既是新的最高级别的学校，又是统管中央官学的教育行政机构，一直延续至清末，达一千三百多年之久。唐代的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等，都实行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馀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18。这
15、种在中央官学重视设置儒家经学为主要专业的状况，即使在盛唐以儒、佛、道为主多种文化大融合时期，也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和改变，而且科目逐渐增多。宋元时，北宋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奉诏分习五经，然系籍者或久不至，而在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肄业，请以补监生之阙。诏从之神宗尤垂意儒学，自京师至郡县，既皆有学。岁时月各有试，程其艺能，以差次升舍，其最优者为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而特赐之第。遂专以此取士19。这一时期，在中央官学仍设置五经为主要专业，并推行三舍法，将学生的平时考绩与年终成绩相参照，排名依次升舍；升人上舍的优等生就不参加科举最后一关的礼部试和殿试，直接取旨受官。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学校教
16、育与科举选士并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知识的重要地位。元朝在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人中必须有一人人学。这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至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20相比于其他朝代，元代在中央官学中更加重视经学科目的教学。明清时，明代在国子监仍置五经博士，学生。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博士掌分经讲授，而时其考课。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
17、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21在当时的中央官学里，儒家经典不仅分设不同的专业，而且有些作为公共必修的课程。清世祖定鼎燕京之后，修复明朝时的北监为太学，设六堂为讲肄之所，学生。所习四书、五经、性理、通鉴诸书，其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博极群书者，随资学所诣。日摹晋、唐名帖数百字，立日课册，旬日呈助教等批晰，朔、望呈堂查验。祭酒、司业月望轮课四书文一、诗一，曰大课。祭酒季考，司业月课，皆用四书、五经文，并诏、诰、表、策论、判。月朔，博士课经文、经解及策论。月三日，助教课，十八日，学正、学录课，各试四书文一、诗一、经文或策一22。可见，清朝统治者通过加强学校的教育管理，以强化对中华文化的
18、教学。纵观春秋以还中国的教育历史，学校教育日益凸显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具体表现为：一是自汉代武帝开始逐渐建立起一种主以儒术一培育人才一传承文化的治国模式。这就是求治必须求贤，求贤必须养士，养士必须办学，办学方能传承文化。二是每一朝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总是不断地扩大太学的规模，逐步建立起了以国子监统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府州县学的官学教育体系，这是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主要场域。三是在学校教育中将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文化列为主要的学科专业和课程，实行分经授诸生，这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开创的专业化教学模式。四是儒家经学从五经到十三经的发展演变，主要是在学校教育中实现的。汉武帝时
19、在太学里置五经博士，使诗、书、礼、易、春秋超过一般典籍的地位；儒生以传习、阐释五经为业，自此经学开始形成，而且学派逐渐繁荣；在以后学校教学的科目中均能见到九经和十三经的记载，说明学校教育内容与专业课程在不断地丰富和增多。23五是从唐代开始仅在中央就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等，史称六学二馆，反映了学校类型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并且在四门学里准许庶人之俊异者人学，体现了官办大学教育向贫民下移之态势。六是在学校教育中分设大经、中经、小经和皆经，相当于现在学校设置的必修课与选修课。七是唐宋以后不仅汉族统治者在学校教育中重视传承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中华文化，而且元、清等少数
20、民族统治者也倍加重视这种做法，并在学校管理和教学方面制定了更为周详的规程。三、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文化的规律性特征无论从传说中获悉，还是在彳目史里考证，中国古代的学校既是中华文化的汇聚和凝炼之地，又是其传承与创新的主要场域，并在储才和育才的过程中始终肩负着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重任，而且凸显出许多规律性的特征。首先，学校储备人才与创新文化，形成传承中华文化的长效机制。中国上古时期，传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同时，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即在学校养老，实为储备人才，因老年人经验丰富，德才兼备，既能为师育人，又能将生产和生活经验予以总结与创新。
21、从此以后，无论是汉代的太学，还是唐代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都以博士官为中央官学的教师，并隶属太常;而每个朝代所选拔的博士官大都是当时最有学问和影响的学者，授予五品以上或六品以下官衔，由皇帝身边的近臣太常负责管理，朝廷还提供比较清静、舒适的教学环境和生活条件。所以，这些博士官一边讲学，一边研究学术而创作，对传承与创新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韩愈就曾任过唐朝的国子学博士，他的名著进学解正是任博士时所作。学校这种养士的机制，是学校教育持续发展必要的制度保障。其次，学校培育人才与整理文献，使中华文化得以保存与传播。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在讲学的同时，还与弟子们一起收集和编纂上古时代
22、的文献典籍，不仅使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而且培育了一大批专门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学者，也才有诸如诗经、易经、尚书、礼记等经典佳作相继问世。为此，司马迁高度评价孔子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伟大贡献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去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24之后，汉代武帝登基时，朝廷求贤若渴，武帝自述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悌，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25当时，汉武帝
23、想干一番大事业，渴望得到一批德行兼备的干才，向各地派了许多使者察举人才，结果一无所获。董仲舒在对武帝策中也证实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26其中对无应书者，是指朝廷下发诏书要求各地推举人才，结果无人应诏。于是，汉武帝诏谕丞相公孙弘和博士平等人商议，请因旧官而兴焉27，很快就将太学办了起来，解决了朝廷求才的燃眉之急。这一举措，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由太学培育高级人才之先例，也为中华文化的学术研究与四海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再次，中国古代学校开展经学教育，促进社会主流文化逐步形成与确立。西汉武帝时期，为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和公孙弘等人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
24、其身28，并在太学中设置易、书、诗、礼、春秋等培养学生，也就是现在所讲的抓学科建设。这一做法不但使儒家经学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地位高于其他学派，而且更使得儒家经典从社会流传到学校研习，这对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此，汉书o儒林传总结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29两汉以后，经学在历朝历代的国子监、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其他专门学校中，科目逐渐增多且内容日益丰富，而且一些地方学校、书院、学馆、家塾也以经学教育为主。由于两千多年来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央官学教育对经学的重视
25、，使经学逐步从一家之言发展为学科群，最终进化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学科体系，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最后，学校教育具有传承与创新文化的独特功能，任何其他教育方式无法替代。学校教育不仅能够系统地传授人类文化的主干内容一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够循序渐进地传授人类文化的积累方式一学习过程和方法，尤其能够潜移默化地传授人类文化的实质精神一情感、态度和价值观。30学校正是通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三个维度，从小中学至大学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全面、完整的教育，才能确保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身心素质和思想品德得到全面的发展。尽管其他教育方式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也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和作用，但由于
26、在教育者、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环境等核心要素方面与学校教育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所以，这些教育方式的功能和作用是无法与学校教育相比的，更不可能取代学校教育。这一点在中外教育发展史中，可以从教育起源与学校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得到有力的印证。春秋时期，郑国大夫然明因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便向执政者子产建议何不毁乡校？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将行之；其所恶者，吾将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31子产显然看到乡学教育在传播思想文化、反馈民意方面的重要功能与作用。所以在他任国卿期间，郑国政通人和，人才辈出，社会秩序井然。北宋初年，由于战乱造成学校荒废，朝廷出台
27、多项政策，推行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使社会很快恢复安定，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延续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不仅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是中华文化的汇聚、保存、传承与创新的主要场域，反映了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文化这一内在规律在起作用。当代学校教育无疑还在延续着这一教育历史规律，仍承载着传承与创新社会文化的重任。为使中华优秀文化得到更好的保存与发展，应在认识并遵循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文化的基本规律过程中，开辟一条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有效路径。一是中华优秀文化是传承与创新的统一，而传承与创新的首要任务是要通过专门的研究机构凝练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精神；二
28、是在高等学校的文化创新中要采百家之长，使多种文化兼容并蓄，尤其要加强中华优秀文化的学科和专业建设；三是在国内举办一批有影响的孔子学院，并与国外的孔子学院相呼应，广泛地交流与合作，使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具有国际视野和意义。【参考文献】1张岱年.儒家经典o孟子集注(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977.2张岱年.儒家经典o文王世子第八(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271.3广雅疏证o卷第一(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45纪昀，等.历代职官表o国子监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30、31.6章学诚.校雠通义o原道第一M北京：古籍出版社，1963.7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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