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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书治要中的道献育思想中国自古便重视教育，认为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是实现社会大治的前提和基础。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 文学）中，德行居于首位。礼记大学中讲“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如果本末倒置， 则会出现“外本内末，争民施夺”的情况。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写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博学多 闻固然重要，但若没有一定的道德素养作为支撑，就可能造成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危害越大的结果。就像司马光所言: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群书治要对于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历史效果、方法规律的阐述深入而全面，对于当代社会提升道德教
2、育的有 效性具有启发意义。古人认为，如果仅仅重视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而忽视道德教育，则会导致以下结果：其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工也就是说，人们因为惧怕刑法的处罚而免于作恶，但却没有羞耻心， 甚至还以作恶后想方设法逃避了处罚而沾沾自喜，自以悬聪明。其二，“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即法律条款越来越烦琐，但是违法乱纪的人却依然众多。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 以把犯罪之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在监狱里学到的反而是更加狡诈的作 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危害社会。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也说：如果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即使是每天都 以刀锯在外面执行死刑、惩罚犯
3、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其三，不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圣贤君子。群书治要盐铁论中说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 能使人仁。”群书治要淮南子也说，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孔子、墨 子那样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也能够对窃贼施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廉洁、有志气的人。孔子教 育的弟子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间的表率， 是依靠教育而成就的啊！其四，“刑罚积而民怨背”。汉书中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国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 罚用多了，人民就会怨恨背叛;礼
4、义积多了，人民就会和睦亲爱。历代君主都想让百姓德行美好，这个意愿是相同的，但 使百姓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相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来引导，德教和谐时人 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用法令来驱使，法令严酷时民风就呈现出哀怨。其五，不能达到“不忍欺的最高境界。通过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所达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这一 境界。群书治要体论中说：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礼法则紧随其后。道德与礼法都是引导人民的工具啊！远古时代 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转向善良，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转向善良，这是最好的治理（正己化人，无为而治）；其次， 使人民互相礼让，身受劳作之苦
5、但并无埋怨，这是次一等的状况;再次就是用法规来纠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欢 从善，因畏惧刑罚而不敢做非法之事，这是最末一等的治理。其六，“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如果忽视了道德教育，即使有好的法制也难以推行，更不会达到国家大治的结果。 诚如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麦金泰尔认为的，无论道德或法律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 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应该说，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孟 子离娄上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注重通过家庭
6、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培养出 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在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 思想，以此保证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这种政治制度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两个方面。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如何把一个人培养 成为好人而设计的，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 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群书治要六 韬）。因而，圣贤政治所达
7、到的是“无为而治”的理想效果。群书治要盐铁论中对刑罚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形 象的比喻：刑罚对于治理国家，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好的驭手不能没有马鞭就去赶车，而是拿着马鞭却不轻易使用。 圣贤借助刑罚来实现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罚便可以搁置不用。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刑期于无刑”。为什么要设立刑 罚呢？就是要起到警戒、威慑的作用，但最终的目的是期望人们不要触犯法律。纵观历史，中国一直推行的都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基础的儒家圣贤政治，其间不仅出现了明君，更开创了治世盛 世，甚至实现万邦来朝的局面，治国功绩举世瞩目。总结这些治世盛世出现的规律，其实都是在制定了善法的同时，特 别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群书治
8、要中关于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经验与规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中国古代对伦理道德的教育，是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加以重视的。礼记学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又 提出“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工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那么“长善救失”的目的是 什么呢？礼记大学开篇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点明了教育的目的是要明明德，即恢 复人们善的本性，并且通过亲民、爱民、化民，使人民也明明德。明明德与亲民就是自觉觉他的教育过程。而这种明明 德的教育，就是成圣成贤的圣贤教育，其内容便是伦理道德思想。中国古人讲：大道至简。同样，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也蔺要明确，易记易传，
9、概括来说就是“四维”“八德”“五伦”“五常”。 四维即礼、义、廉、耻。群书治要管子讲“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八德即孝、悌、忠、信、礼、 义、廉、耻。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千 百年来人们普遍奉行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教育不仅包含伦理道德教育，而且包括因果教育。如群书治要周易里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礼记中庸里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群书治要尚书里的“惠 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诗经里的“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今天，我们对因果报应思想是要持 批
10、判态度的，但在古代社会，因果观念一定程度上使人不敢肆意妄为，对端正世道人心、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起到了一 定作用。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形式多样，并且构成了完整的体系，以保证教学始终不断。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母亲的胎教开始的。中国自古便重视胎教。大戴礼记保傅记 载：“周后妃任成王于身，立而不跋，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五伦关系中的“夫妇有别”，这 里的“别”并不是指夫妻地位上的差异，而是指夫妻之间分工不同：男子是家庭的支柱;女子护持家庭，更重要的职责是教 导儿女，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才。古人说：“闺同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说文解字将教育的“育
11、”字解 释为“养子使作善也”，并引徐锵的解释：“不顺子亦教之，况顺者乎？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注解：“不从子 而从倒子者，正谓不善者可使作善也。”正是父母自子女一出生便开始言传身教，才使子女无形中养成了孝敬的德行基础。 中国古代是传统大家庭社会，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秩序良好的基础。在维护家庭稳定和教育子女方面，家规、家学、 家训、家道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些千古流传的家教名著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至今仍脍炙人口。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主体。群书治要汉书二中说：古代的君王，无不把教化人民作为治国要务，设立太学，在 国都推行教化，设立庠序（地方学校）在地方教化百姓。教化既已昭明，习俗已经形成
12、，天下就出现了监狱里空无一人 的情形。群书治要周礼记载，“建邦之六典”中，教典位列第二，仅次于治典，在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之上，教 典的作用是“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即安定诸侯，教导官员，感化百姓。周礼中还详细记载了掌管教育 的各级官员以及教授的内容。由此可知，古时施行教化，无不是以德行教育为主要内容，而且自天子至于庶人，无有遗 漏，属于全民施教。学校教育也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礼记学记记载：“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对老师有恭敬之心是最难的，对老师有恭敬之心，才能对老师所传之道有恭敬心;恭敬老师所传之道，才能接受老师的教 诲并且努力精进。在家里，父母教
13、导子女恭敬老师;在学校，老师教导学生孝敬父母。亲师配合共同教导下一代。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续，是家庭教育的扩展。上古时代，“风”是很重要的一种教化形式。群书治要毛诗 讲道：“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在上 位的君王通过诗歌对民众实行教化，在下层的百姓则通过诗歌将民间的风俗与疾苦上达给君王。论语为政中记载，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秉持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文 艺形式，无不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从而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教学由孝开始，德行为先。群书治要
14、孝经中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论语学而中，有子 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说，君子处世要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原则也就产 生了。“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因而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孝能培养人的恩义、情义、道义等处世原则，在 这种原则的指导下，人们便不会违法乱纪、作奸犯科。相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世原则会使人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 的事情。所以，有子还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群书治要孝经 也讲：“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长幼顺，故上下治。”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
15、本。说文解字解释“孝”字为“子承老也”，即父子一体。孝教导人们互亲互爱，教给人们“一体”的观念：“仁者，人也，亲亲 为大”（礼记中庸）。孝，“始于事亲”，进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到民胞物与，再 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因此孝经孝治章中说：孝可以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中国历史上的道德教育之所以奏效而没有变成空洞的说教，就是因为它是依靠各种制度来加以保证和维护的。群 书治要孝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 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并对种
16、种不孝的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此外，中国自汉代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要求官员的选拔必须秉持“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的原则， 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目的是将德才兼 备之人选拔到领导职位上。在这种局面下，各项制度建设都是围绕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贤德之人、如何把贤德之人选 拔到领导位置上而设计的，进而为“其政平，吏不苛淇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 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局面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可见，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忽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而是认为道
17、德教育舆法律制裁应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的关系。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可以深入人心，令人从心底不想去犯法。如今，道德教育同样不应该是空洞的说教，而应该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简单讲，社会弘扬什么， 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社会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来约束什么。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 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地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 特别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尤其重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者、领导者的道德示范作用。群书治要论语 中说，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18、淇身不正，虽令不从。”真正贤能的领导者，不仅是身体力行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 且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中国古代社会着重培养的是每一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孟子离娄上说：“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如今，小到家庭夫妻间的矛盾，大到国家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只知道责怪 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导致的。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这也是实现和谐的方法。中国历史上之所以重视道德教育，是因为认识到道德不仅决定了个人的荣辱祸福，还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群 书治要文子中说“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
19、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工 动乱国家的领导者，只注重扩大势力范围，而不重视施行仁义;只致力于追求高位权力，而不注重道德修养。这种做法， 是舍弃国家所能生存的条件，而制造使其灭亡的因素。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倡导“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礼记大学开篇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主能 够率先垂范，以修身为本，重视道德教化，百姓自然也能够主动修身，结果必然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当 别国的使臣来访时，自然萌生羡慕效法之心，主动学习中国的礼乐文化，这就是“王天下二即为天下人
20、做出榜样。历史上，“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商汤的地盘方圆七十里，但他能够成为天下诸侯国 效仿的对象。西伯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所统辖的地区不过百里，却使所有诸侯国臣服，这都是因为他的厚德，令其他 诸侯愿意主动向他学习以道德仁义为核心的文化。纵观历史，中华文化之所以对邻邦乃至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外国人来到中国时，看 到人与人之间彬彬有礼，“五伦”关系和谐，社会安定，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于是把中国誉为“华夏之族”“礼义之邦二都 以能够到中国学习、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为荣，这就是“悦而诚服”。中国即使在国力鼎盛之时，也从来没有搞霸权主义。 明朝郑和下西洋
21、时，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每到一个地方，给那里的人民带去的是茶叶、丝绸、麦器、先进 的技术等，而没有侵占别国的一寸土地。所以，直到今日，郑和仍受到东南亚人民乃至世界各地人民的崇敬和纪念。中 国今天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仁义精神的延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系统研究了各个国家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能够真正解决21世 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文化。在未来属于中国一汤因比的中国观这本书中，他认为，要避免世界动乱、拯救人 类文明，未来的世界必须走向统一，因此，建立大一统国家是必要的。但这个统一绝非是依靠军事、强权的统一，而是 依靠文化的统一。特别是生物圈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危机，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法应对的，应该以整个地球的 视野去应对。而中国在历史上既有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也有天下一家的胸襟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所以汤因比把世界 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化上。中华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国所学习和接受，必将带给世界和谐、和平与希望，因为中华 文化是讲求道德仁义的文化。总之，要使国家经久不衰，必须顺应道德、讲求仁义，这就是“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