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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创新王道勇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课程前言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社会治理创新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创新”。近年以来，我国已经把社会管理改成为社会治理，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一点是，近年以来，中央在社会领域内开始弱化管理的色彩，强化治理的色彩。我们可以从最近几年的中央重要文件中的变化看得很清楚，2011年的时候，当时“十二五”规划，专门列入了一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当时提的是社会管理。十八大报告我们提的是在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提的还是管理。当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提的是创新社会治理体
2、制，我们重点提的是治理，已经改“管理”为“治理”了。2014年1月初，中央召开政法工作会议，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以前我们都是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这一次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的，说明中央对政法工作，对社会治理这一相关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了。2014年10月份，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尤其要建设法治社会，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这对我们社会治理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都知道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一个最基本的公共职能，政府的职能有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以前我们越往基层越将它理解为维稳，维护社会稳定
3、。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最基本目标，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我们已经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总体上保持了3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大局的稳定，这个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国社会稳定，维稳的模式，过去的硬性维稳，打压、管控的模式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因为整个中国的社会不断在变迁，社会在加速转型，所以导致很多新的挑战不断出现，我们要提“社会治理”。所以我们今天一起讨论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加速转型到底对社会治理提出哪些新挑战；第二，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治理有哪些基本途径。我们讲这两个问题。一、社会加速转型对社会治理的挑战先讲第一个问题，社会加速转型对社会治理的挑战。中国近代社会以来面临
4、的一个最大的宏观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时代的大背景，即中国这个社会在转型，它不断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甚至向后现代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从一种封闭的、落后的、愚昧的、未开放的状态向现代的、公平的、开放的、自由的、城市的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是非常彻底的，1840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转型，但是从1978年以后，中国的这种社会转型是处在加速时期，非常快，这36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目不暇给的。我们能感觉到几年之前跟现在都不一样，别说几十年以前了，这种变化是非常彻底，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社会转型的加速期。社会转型的加速期表现为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甚至
5、心理的定势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变迁是非常剧烈的，体现在各个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社会方面、生态方面、党的建设等，内政、外交，各个方面都在发生迅速的变迁。这种变迁从社会角度来看，它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是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构成的一个概念，以前我们只重视经济结构，很少重视社会结构，而搞社会治理，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基本概念是社会结构，社会转型主要是社会结构的转型，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型是非常彻底的，而且进入21世纪过后，它转型更加迅速，给我们的挑战是非常之多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7年以来，社会建设，在2004年以前我们基本是不管它的，社会不怎么建设，但社会结构是在加速变
6、迁的。所以，从1978年到2003年之前，这25年期间，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是在自发地变迁，就管的没有长期的宏观的顶层设计，社会结构包括很多结构，下面有很多二级结构，如财富配置结构，财富的生产是经济管的事情，而财富一旦生长出来过后，财富如何配置，那就是社会本身的事情了，社会结构本身的一个内容，财富的配置结构，配置得好不好，贫富差距大不大，东西部之间差距大不大，人群之间差距大不大，城乡之间差距大不大，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距大不大，这是一个财富的配置结构，如果不大就比较好，大就稍微差一点了。在2004年以前财富配置这一块我们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都是好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所以这一块我们管得很少。比如
7、社会结构里还有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在过去的30多年以来，我们重点的一件事情是控制人口数量，至于人口本身的结构怎么样，孩子少了，老人是否多，年轻人少了还是太多了，这些问题我们不考虑，所以导致现在我国少子化比较严重，没什么孩子，老龄化非常快，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男孩明显比女孩多，这都是人口结构的畸形化。所以，以前我们仅仅搞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忘记了人口结构的调整，当时还没有怎么弄，如社会结构中间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阶层结构，人的组织方式、社会组织结构，还有老百姓的心理结构，我们都没有关注到。只有到2004年过后，我们搞社会建设以后，我们才开始关注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关注财富配置得好不好，人口结构
8、是不是要调整了，阶层结构是不是要调整了，社会的组织方式是不是不太进步，还比较落后，老百姓的心理结构是不是还比较焦虑等，最近十年我们才重点关心社会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最近十年以来，我们在拼命地改善民生，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很多地方甚至认为，新增财力的70%，80%，都用于改善民生了。所以过去25年，我们让民生自发改善，社会结构不进行主动的调整，它是不对的，而最近十年以来，我们拼命地改善民生，拼命地进行社会结构调整的推动，这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最近36年以来，我们大致的情况是这两个阶段。社会结构的调整，总体而言目前仍然比较滞后，仍然落后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这样一个整体状况，我们中国社会协会有一个已
9、经过世的老会长陆学艺先生，他曾经带着一些人做了一些数据的评估，得出结论说：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严重滞后经济结构的变迁，滞后约15年时间。2014年、2015年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我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只能跟2000年左右的经济结构相匹配，所以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结构转型就相对比较慢。这种社会结构转型比较慢以后，主要表现在二级结构，财富配置结构、人口结构、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心理结构，都比较慢，它的转型相对滞后。相对滞后过后，它们分别就对我们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这种新的挑战我们应该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下面，我具体从二级结构的几个方面来谈一谈它的挑战。（一）财富配置失衡呈持续化趋势第一个挑战，财
10、富配置失衡呈持续化之势带来的挑战，财富配置结构带来的挑战。财富配置结构是相对比较失衡的。我国现在有一个总体的提法是贫富差距过大，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我们承认是贫富差距过大的，如基尼系数在0.4到0.5之间，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到2012年，我国总体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7到0.49之间徘徊，下降的不多，仍然很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1985年的时候比重是56%，到2012年的时候，这个比重已经下降为35%，属于国富民穷，我国没有实现藏富于民，没有实现藏富于基层。所以，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来财富配置失衡在持续化。这种财富配置失衡的持续化，已经从一种收入差距过大
11、演变为财富的差距过大，已经从一种短期的财富差距过大演变为一种长期的差距过大，已经从一种流量的差距过大演变成为一种存量的差距过大。收入差距过大在短期之内是有正面效应的，它能提升社会活力，让所有人都想往上努力、奋斗、斗争，但如果不是收入差距过大，而是几十年累计下来的收入差距过大，这时候变化财富差距过大，我这一辈子都赶不上你了，不仅我这一辈子赶不上你，我的儿子跟你的儿子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那是财富差距过大，财富差距过大对社会的正面效应就会迅速下降，而负面效应会迅速上升。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整个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甚至新市民和旧市民的矛盾都在不断地凸显。各种各样的钉子户事件、上访、以命相争的
12、事件、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甚至一些停工、环保事件，我们都可以在周围看到了，这就表明各种各样的矛盾开始爆发了，老百姓已经开始对财富配置失衡了，不太耐烦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而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这句话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所说的，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这句话来说明，我国党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话，首先要知道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贫富差距过大是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贫富差距过大已经令老百姓不耐烦了，老百姓已经开始感觉长期差距过大了，整个财富配置结构失衡了，持续化过后，财富的结构转型这一块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结果导致很多老百姓不耐烦了。引用亚当斯密的一句
13、话，亚当斯密，经济学的鼻祖，西方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他曾经在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中讲了一句名言，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这是我们经济学的大师亚当斯密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家，按道理他最关心的应该是财富如何生产，他最著名的一本书是国富论，他最关心的是财富如何分配，如果一个财富生产出来很多很多，但分配不好的话，这能否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不一定，最后财富配置失衡主要是财富结构转型比较慢，所以导致整个现在老百姓不太高兴，这是第一点。（二）人口结构挑战持续而深远 第二点，人口结构转型。人口
14、结构转型也是相对滞后的，过去我们重点关心的是人口的数量问题。90年代过后，我们开始通过普九、高校扩招等方式关心人口的质量问题，一直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后我们才真正关心人口的结构问题，中国人口结构是非常畸形化的，转型刚刚起步，甚至谈不上开始转型了，因为解放以后，到1980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基本是不强制实行，我们实行的是自由生育政策，拼命地生，所以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因为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都是非常高的，高的时候一个妇女能生6、7个，少的也有4个，1980年过后最近30多年以来，我们实行的是人口“急刹车”政策，突然不让生，结果一位妇女只生1、2个，现在甚至有些年轻的夫妻
15、不生孩子，所以导致现在总和生育率非常高，前面非常高，后面非常低。导致一个现在的结果是：1、就业结构第一，年轻人找不到工作，90年代这一批人，尽管很多人都是高中毕业，甚至是大学毕业，人数也不多，一年大学毕业生也就700万左右，但他就是找不到工作，原因很简单，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40年代的人都在工作，只有80后这一批人生的是不多也不少，前面30年代的人生的很多，不是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而是一对夫妻生四个、五个、六个。一对夫妻生2.1个孩子是替代率，总和生育率是最好的，一对夫妻当他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孩子都顶上去了，2.1个孩子是最好的，但我们现在生得最多，所以现在90后就
16、找不到工作，90后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有思想，有头脑，他会进行归因，为什么我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我会失业，他肯定不会归为个人原因，他会归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归为他人，归为个人原因的话，对社会治理就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归为国家、社会和他人的话，对这个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社会治理就会产生影响。2011年以来，西亚、北非，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沙特、埃及等绝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伊斯兰族群、“茉莉花革命”，当时领头闹事情的都是年轻人，尤其是失业的年轻人，这些国家的最高失业率能达到50%，最少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也要达到百分之二十几，所以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是社会最大的一个威胁。2、年龄结构第二，年龄结构
17、，现在80后和90后进入主流社会结构以后，他和70后、60后、50后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它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个群体，而70后以前的人的责任意识比较强，义务意识比较强，集体意识比较强，而权利意识比较差，个人意识比较差，自由意识比较差。为了别人可以委屈自己，但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这一批人，日益占着主导地位过后，这是一个新生的人群，它是代表我们未来发展方向的这样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最大的特征是让这个社会日益个体化，个体化社会日益来临，他的自由意识、权利意识、个人意识都在增强，但是由于整个国家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他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集体意识增加得不是特别多，跟前面几代人相比。所以导致他的权
18、利和义务意识不均衡，所以它要求实行自己的权利、意志，要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打压、管控的方式对他们而言效果已经不明显了，甚至反弹得非常厉害。80后、90后，每年都有几千万人进入主流社会，所以主流社会是要在进行社会治理的时候的策略要发生变化，这是第二点。3、分布结构第三点，人口的分布结构也发生变化。过去人都是不动的，现在的人都是在变动的，服务很难，管理更难。人来你不知，人去你不晓，2013年中国全国的流动人口是2.45亿，流动人口主要统计一年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称之为流动人口。但有些人根本就不会有半年，有些人就四个月、两个月、一个月出去，这些人对于社会管理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9、这是第二个结构。（三）阶层分化使社会共识难以达成第三个结构是人与人的关系的结构发生变化，人与人的关系是阶层结构，阶层结构转型也相对比较落后。过去我们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后来我们新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阶层，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都是我们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构成部分，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他们的具体利益会出现冲突，这时候我们要如何进行应对这种冲突？如一个私营企业主和一群工人之间出现劳资纠纷的时候，工人甚至以停工为威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如何处理这个关系？这就比较麻烦了，政府如果冲到第一线直接进行
20、协调的话是非常麻烦的，因为这是人民的内部矛盾，但如果协调不好的话，肯定是有一方不满意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组织来进行帮助，如劳资纠纷的协调机制，一些中心、一些基地，甚至一些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来帮助我们维护协调阶层利益关系。阶层分化过后，一个最大的难题是社会共识难以达成，无论搞什么改革，它必然是有一部分人同意，还有一部分人感觉这是威胁到自身利益的，他就不同意，社会治理也会遇到这样大的难题，这是第三点，阶层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四）组织结构未完成现代式重组第四点，人的组织方式也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中国人都是通过单位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改革开放以前，都是单位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城里人基本上是单位人，
21、农村人也通过农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种单位式的组织形式将它固定起来。1984年过后，国务院下发了一个通知，允许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从而几亿农民工进入城市，在全国东西部之间，南方和北方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不定点迁徙和漂泊，将农民进行了解放，但同时也把农民给解散了，把几亿农民都解散了。1995年过后，国有企业关停并转，抓大放小。2000年过后，很多集体企业开始私营化，我们也把国家的产业工人这个群体都解散了。过去我们主要是通过单位制来组织起来的，但现在我们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成顶替单位的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来代替它，无论它是工会、农会、社区等，我们都没有找到一个能代替过去单位制社会治理功能的
22、东西，所以无论是工会还是社区，都无法完全替代它。而且，从1994年，最近20年以来，我国进入国际互联网，个人可以上国际互联网，网民已经达到6.3亿，6.4亿，6.5亿，全世界最大的网民群体，网络群体越来越多，我们发现我们应对网络的基本方式是你不闹事情，就算最好的了，你闹事情就进行管理，这种模式使我们没有积极参与到这6亿多人的网络活动过程中，我们是被动应付型的。所以，这6亿多人整个网络的活动，比如它开始去虚拟化，通过网上的一些行为和呼吁能够影响现实中的一些施政结果，一个官员抽了很好的香烟，一个官员戴了天价的手表，成为现实中一个反腐的有力手段。网上呼吁一个事情，现实上马上就有反应，但政府都是被动的
23、反映的，去虚拟化。另外一点，网络社会还出现了一种自组织化的倾向，它自发地组织起来了，像微博、微信、QQ群、私聊群，这些自发的群体不断形成，现在很多人上网，他在微信里都有自己的私聊群，十几二十个人，组织一个私人的谈话空间，对外是封闭的，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自发在进行组织，但我们管理起来非常艰难，治理起来也非常艰难。所以社会组织没有完成现代式重组，使社会组织结构转型仍然比较慢，这种比较慢在移动互联化情况下越来越明显的情况，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就越来越明显，我们现在是移动互联化倾向非常明显，简言之，手机、电视、电话、笔记本电脑，这是我们过去的概念，现在这些东西的功能都开始逐渐地融合在一起，一部手机，
24、它既是手机，又可以看电视，又可以办公，也可以打电话，什么都可以，它都是一个移动终端，过去互联网只能在家里上，只能报一个大电脑在上，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上，一个手机不能叫手机了，它是一个移动终端，这个移动终端人手一台，到处带着走的时候，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作为新闻的接收者，都可以作为一个消息的发送者，人人都是一个传递者，是新闻的自媒体，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了，都成为新闻的发布者、接收者，随时都可以进行互动，6、7亿人口随时可以进行互动，这种互动是非常频繁的，但是我们的治理模式仍然是过去的那种模式，比较凝固化和落后，所以对我们的挑战比较明显。（五）负面社会情绪开始集中显现最后一点，社会心理结构转型滞后，
25、也对我们的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整个社会心理结构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是焦虑的，还是缓和的，是高兴的，还是愤怒的，是伤心的，还是忧愁的，都有自己的心理，整个社会，不同的群体也都有其不同的心理，如很多上访的人，上访这个群体总体的表情、心理肯定是愤怒的。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好处比较多的这批人的心理要相对放松一点。所以，整个社会有它的心理和情绪，现在在社会心理结构这一块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负面心理情绪开始集中显现。改革开放36年以来，按道理应是越过越开心，36年以来，经济发展这么快，按道理整个社会心理结构应该是相对满足感比较明显，但很多老百姓的相对剥夺感比较明显，感觉我是
26、得到了不少好处，但跟别人相比，我得到的好处不够多，或者别人得到好处多的人都是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得到的，都是坑蒙拐骗、官商勾结得到的，所以自身的相对剥夺感比较严重。紧跟着带来的是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老是在变，这个变得太快的话，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几年过后怎么样，谁知道。是现在退休，还是过几年退休，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不断地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是不确定和不安全，这种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在整个社会里面使社会焦虑情绪非常明显。如社会底层就出现了仇富、仇官、仇警，这是焦虑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社会中产阶层中间出现了屌丝心理，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不谈物质，只谈精神，只谈现在，不谈未来。社会的上
27、层中间出现了一种不安全的精英的心理。我是精英，但我感觉很不安全，认为生活环境不安全，空气污染得很厉害，我觉得政治上不安全，反腐倡廉打击得这么厉害，这都是焦虑的表现。有些人重度焦虑突然爆发，就会可能变成社会的戾气，一群人都爆发宣泄自己的情绪的话，都会演变成现在的社会愤怒，如乌合之众这一类的群体性事件，一件很小的事情，如交通事故、征地拆迁等一件具体的小事情，只涉及到一个人、一户人家或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小实行，结果几千人、上万人一哄而上打砸抢，甚至冲进政府机关，冲击完了过后，宣泄完自己愤怒的情绪过后，一哄而上，这是一个社会性的愤怒，它是负面社会情绪的集中表现。这种负面的社会情绪对社会治理而言是非常麻烦
28、的，因为社会情绪是需要引导的，它不是说硬性维稳就能够按得住，你按住过后不让他表达，他现在是不表达，但他憋过去了，时间长了过后，不断地酝酿、累计，最后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总爆发。所以，我们需要疏导、引导，让他逐渐地宣泄，这是最好的解决。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社会结构在深刻转型，而且转型比经济结构慢，结果导致财富配置结构、人口结构、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心理结构都会对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总体的表现是打压、管控，硬性维稳的方式维持不下去了，我们需要进行社会治理创新，我们要对社会治理的一些基本途径进行改进。二、社会转型期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下面，第二个问题，社
29、会转型期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基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两个重要决定里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基本途径是四大途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是这样说的。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说的是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建设法治社会，这是我们的基本目标。中央在社会治理的途径这一块已经定型了，即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在这个前提下还要加一点，是要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理念的转型，所以，我们在治理的基本途径这一块讲以下几点：（一）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理念的有限转变第
30、一，在理念上，要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理念的有限转型，我加了“有限”两个字，比较符合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现实，治理是西方的概念，一说到治理就想到西方20多个国家的治理模式，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除了个别国家和地区比较乱之外，甚至处在战争状态下之外，绝大部分国家是稳定的，至少有190几个国家是稳定的，我国是其中之一。但维持社会运行，维持社会稳定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将维持社会运行的模式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管控模式，第二类是管理模式，第三类是治理模式。管控模式，它主要的外在表现是打压比较厉害，政府都是军政府，军队控制政府，经常实行宵禁，甚至不允许自由意志的表达，甚至是军阀政府，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31、表现得比较明显。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部分实行的是治理模式，治理模式的特点是权威来源多元化，运作过程双向化，民主参与民主化，权力行使平等化，这是其基本特点。我国有些地方有这个特色，但总体而言我国处在管理模式的状态。现在我们提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我们并不是说一下从管理模式彻底转变为治理模式，因为治理模式是一个现代社会转型完了过后，社会转型实现了过后，社会已经完全现代化过后，我们才有可能实行的一种模式。而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最大的背景是社会转型正在进行中，还没有实行现代化，人口结构没有现代化，财富配置结构也没有现代化，阶层结构也没有现代化，老百姓的心理也没有现代化，在此背景下，我们从管理
32、到治理的转型，它应该是一个有限的转变。即使我们30年、40年过后，我们实现了社会的现代化，所有的社会结构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西方的这种治理模式是不是适合中国，到时候我们还要看情况，要仔细地思考、分析，我们实事求是，为我国所适用的，被经验证明是合适的，我们就要用，有些不适用的，如三权分立、第三部门跟第一、第二部门对着干，这种模式在中国是否适合，我们还要根据当时的情况看，短期内，我们根据中央的精神可以看到，我们是要转型的，但这种转型只是有限的。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点是急需转型的。 第一，理念上要从管理转向服务，我们要去过去的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因为我们过
33、去是革命的，主要管理，现在我们是建设的，是执政的，我们更多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儿子，而有服务理念，这个理念各地政府已经基本上将它贯彻得比较好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已经提管理与服务并重，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现实生活中的服务色彩越来越浓，这一点我们转得比较好。 第二，在主体上，从一元转向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应从一元转向多元，一元是党委和政府管一切，过去我们搞社会治理，维持社会稳定的话，主要是党委政府统领一切，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由政法委、公检法来具体执行，所以比较硬，以打压、管控为主要表现形式，现在主体要多元化，多元化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这应是继续保持的，但仅仅靠党委和政府是不够的，我们还要靠人民团体，
34、靠企事业单位，靠社区，甚至靠NGO，靠社会组织，要靠他们一起来努力来进行改革和社会治理的创新。一元到多元这个方面，很多地方做得相对落后一点，一些发达地区，如深圳、上海做得比较好一点。第三点行动上，从专断走向合作。社会管理的模式下，我们的行动基本是专断，这个事情就我来办了，办完过后就依法严惩，就我说了算，别人基本说不上话。现在提社会治理的话，我们不仅仅是要打压管控，我们还要进行利益协调，我们还要进行疏导，还要进行引导，进行疏导和引导的话，你用命令式的模式和专断式的模式，效果是极不明显，甚至没有的，甚至起反作用的，但我们提社会治理的话就要提合作，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冲在第一线了，有些事情我们该购买公共
35、服务的我们就购买公共服务，有些事情我们该放低身段的，甚至协商的、合作的、协调的，甚至受点委屈的，我们都有可能出现。近年来，我国的服务理念比较明显，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这方面做得一般，但合作理念是最缺乏的，我国政府历来感觉是父母型政府，我们是一切的，老百姓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合作，政府是很缺乏这个理念的，不同群体之间要合作，阶层之间要合作，官和民之间要合作，官和第三部门，和市场都要合作，这种合作理念是平等的，我们需要重点进行转型。这是第一点。（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第二点是系统治理，系统治理是这个理念转变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社会治理主体，如何从一元转变到多元，社会治理的主体如何准确定
36、位的问题，政府包揽、包干一切的方式肯定不行了，我国社会治理的那么多挑战，政府根本就没法应对了，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内部矛盾如何协调？老百姓的社会心理情绪如何引导，在引导过程中，自己说话有时候都没有什么用，专家、学者来说话，非政府组织来说话，效果还要好，很多事情你根本做不了，你也来不及做，所以要购买公共服务。所以，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多元化这一块，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这一块相对好说一点，关键是社区干什么，人民群体干什么，社会组织要干什么，关键是这三者如何定位的问题，在这三者方面有三个关键词。1、回归：恢复自治组织的自我治理功能第一，社区要回归本来的功能和面貌，社区这一块是回归，社区，无论是村委
37、会还是居委会，我们在选举法组织法相关的法律中规定得非常明显，它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功能。自我管理是基本的职能，政府整个机构回到乡镇、街道的级别，村庄、社区这个级别，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但自我管理职能千百年来都有，但最近二三十年以来越来越差，首先有些农村社区开始空心化，没有年轻人，没有男性，甚至连年轻的女性都没有，所以它没法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理。还有很多是城郊结合部，五湖四海的人住在一起，流动性非常强，甚至藏污纳垢，也很难进行自我管理。城市地区的很多社区是商品房社区，新楼、大厦，几十栋的楼在一起组成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主要是一个生活区，人也是很散的，他们老死不相往来，
38、相互之间都不认识，要治理的话很难，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变化。但过去的单位社区，还是大杂院式的社区，还是农村的自然村落，它都是具有自我治理的功能的。我们过去千百年以来有一句话叫皇权不下县，乡村为自治。千百年以来，官府也就设到县一级，县太爷，七品芝麻官，然后往下就没有行政机构了，乡村主要是通过家族，通过乡绅自治的，所以自治功能最近二三十年将它弱化了，弱化了过后，现在我们也面临一个好的形势，城乡接合部的治理效果越来越好，很多商品房社区已经建立了十年、八年了，他们的人群开始越来越熟了，老百姓开始从感觉这是我的生活区，慢慢地开始感觉是自己的家园了。农村地区该出的人都已经出的差不多，该空心化的已经空心的差不多
39、了，都已经定型化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加强它自我治理的功能。自我治理的功能有很多做法是可以进行参考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根据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在自我治理的过程中，既要硬，又要软，两手一起来，效果会比较好。如果只管硬的来，没有软的，就不行。如河北省近年以来推行的一个是“四个覆盖”，在农村地区，所有的村庄，基层党组织全覆盖，群众性自治组织全覆盖，综治维稳组织全覆盖，还有经济合作组织全覆盖，党组织和自治组织全覆盖，这就比较简单，党支部、党委、村委会、居委会全覆盖，关键是综治维稳组织全覆盖和经济合作组织全覆盖，这是一手软，一手硬，一起来。这样的话，硬的这方面显得不是那么硬，大家还有点积极性参加，这
40、样做起来的效果就比较好。如四中全会提倡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这些社会规范的作用。乡规民约、市民公约，它主要是以社区为基础而形成的，千百年以来，中国社区的乡规民约就发挥了巨大的的社会治理功能，我们叫邻里守望制度，一个村庄都认识，都是一个姓的，或虽然不是一个姓的，但都认识，周围几个村庄都认识，他们相互之间是有邻里守望的义务的，来了一个小偷的话，虽然偷的是我家，偷的是别人家，我也有义务去监督他，不让他过来，不让他进我们村。乡规民约，如果做错了事情会受到惩罚，受惩罚者心服口服，虽然它不是法律，但乡规民约是道德层面的东西。其实乡规民约、邻里守望制度，在西欧、美国也非常
41、流行，20世纪70年代过后，丹麦这些国家就推行了邻里守望制度，美国在“911事件”过后，已在很多重点社区，7000多个重点社区重点推邻里守望制度，多关心关心你的邻居，多看看你家前面、你家屋后、你家左面、你家右面、你家上面、你家下面，关心他们，他们家的门是不是没关，他们家是不是来了陌生人，他们家是不是好几天没人了，漆黑的，都关心一下，如果觉得感觉不对劲的话打电话给警察或社区，让他们来人看一看，相互关心对方，自己也就会被别人关心了。这是邻里守望制度，它是乡规民约的一个表现形式，现在我们很多乡村开始重新修家谱，修这些东西，这是一个传统的延续，但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把乡规民约进行恢复，甚至严格地执行，它
42、能够让社区形成自治，所以社区这一块我们提的是回归。2、转型：探索人民团体参与治理新途径人民团体这一块提的两个关键词是转型，人民团体，包括妇联、共青团、工会、历史协会、志愿者协会、科协等很多人民团体，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要转型，它的功能要转型。我举一个例子，如北京市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认为非常重要，民间有很多的自发性的小的团体、小社会组织，有两万多个，这些团体的规模小，活动不正规，也没有什么资金，它没有资格在民政部门登记，成为合法的社会组织，但它经常活动，如果我们不管的话，我们不去引导他们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负面的力量，所以北京就有一个说法，让妇联、共青团、社会、科协组织
43、自发地下沉下去，主动跟自身相关的民间团体进行联系，如有“打工妹之家”这种团体的话，那妇联就与它联系起来，让它成为妇联的外围组织，相互之间存在沟通，这样的话，人民团体就能够藏于社会治理，它就会把负面力量转为正面力量，进行功能的转型与扩张，北京做得非常好，最近以来已经认定了200多家枢纽型社会组织，已经与全市的24000多家各类民间组织建立了联系，广东等省也在推行这种枢纽型社会组织，使人民团体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这是转型。3、激活：激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活力第三，激活。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我们要激活它的活力，社会组织在中国发育得比较滞后，我们可以通过公共服务扶持它发展等方式，使社会组织的规模不
44、断扩大。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可以让它参与社会治理，如2010年的时候，深圳富士康公司曾经出现了一个连续13起员工自杀的现象，我们称为“13跳”，一个工人自杀的话，这是个人事件，如果连续出现13起工人自杀的话，这是一个巨大的的社会的负面的事件和行动，需要社会治理的参与，但13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非常令人心疼。所以深圳市公安局搞了一个行动叫“深圳关爱行动”，它重点是从全国的妇联、共青团请一些做群众工作的高手、专家，尤其是从深圳市本地的一些社工社花钱聘请购买了220个专职社工，请他们进入工厂对这些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心理辅导、个案谈心、小组对话和开展一些社区活动，对他进行心灵干预，发现489
45、个员工存在自杀的可能性，所以进行了干预过后就不再出现这种现象了，效果非常明显。深圳市发了一笔钱给了社工社，社工社也很高兴，社工社也很高兴，它既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同时有了这一笔钱过后，也不能拿回家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因为它是非营利组织，它只能扩大自己的规模，只能去购买和招聘更多的社工，使其规模更加扩大，它能够为社会服务的可能性和力量也越来越强，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就被激发出来了。所以，购买公共服务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也是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它能够激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这是三个关键词。这是第二点，系统治理。（三）依法治理：形成社会治理行为新规范第三点，依法治理。
46、依法治理是我们解决社会治理行为的准绳和依据的关键。社会治理，我们过去维护稳定，越往基层，为了防止上访等各种其他的行径和行为，我们什么事情都做，违反法律的事情，打擦边球的事情在某些地方都会出现，违反道德的事情肯定更多，为了维稳，甚至有些官员说没有办法，什么方法都在用，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提社会治理的话，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其行为都应依法来行使，依法是最重要的，习近平说：“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我们治理者今后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准绳，即法律。任何践踏法律的行为，甚至想法都不能有，我们不能再以权代法，选择性执法，扭曲性执法，运动性执法了，这在过去的社会管理过程
47、中都或多或少在有些地方是存在的，以权代法，为了以平民愤就多判几年，法院已经判完三年了，不行，都要判五年。这是选择性执法，扫黄，需要扫的就去扫，这个KTV，这个俱乐部，是自己亲戚的就不扫，扭曲性执法，抓住卖淫嫖娼的人就将他用绳子绑起来，让他跪在地上，去大街上游行。还有运动式的执法，需要的时候就大干，拼命干，严惩，不需要的时候就不怎么干，松松垮垮的，这都不是依法办事，对于治理者而言关键是“一碗水要端平”，按一个规矩给老百姓一种心理的期待，他知道这个行为一定会得到这个结果，而不是通过自己的运作、疏通，能够得到另外一个结果，任何行为它必然得到这个结果以后，心理预期是固定的，老百姓的心理不会再那么焦虑不
48、安，感觉就不再明显。对于老百姓而言，关键是要信仰法律，现在非常麻烦，老百姓宁可相信上访、上网，他也不相信法律，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严格执法，一碗水要端平，端平，端了时间长以后，三年，五年，七年，八年，十年过后，他就感觉法律是有用的，任何事情通过法律以外的途径都是无效的，我必须敬畏法律，敬畏法律过后，合理的我能够接受，不合理的我也在法律范围内不断地进行上诉、申诉和辩解，任何超越法律的行径，都有可能得到自己应得的惩罚。当他有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我们信仰法律的局面就实现了，我们社会治理行为的新规范就出现了，否则我们仍然是恶性循环的。但是信仰法律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会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得到惩罚，而不是激
49、励，当大家都这样干的时候，一个人依法办理，不采取其他途径进行办理的话，作为治理者而言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说上访，你不违法，我就不管，你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去，你闹过之后肯定要抓起来后被依法办理，这时候肯定会说铁石心肠，不同情老百姓，不适合当官员。以前我们都要求法官疾恶如仇，要体恤老百姓的心情。所以我们过去的做法要慢慢地转轨到法律这跟准绳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能会被惩罚，但我们应该让他受到激励、鼓励，让他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模范，完全依法办事的人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的时候，这时候社会治理的行为的新规范就真正形成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这在社会转型时期依法办理是唯一的准绳，否则的话，它不断转型，不断地变，也就没有准绳了。（四）综合治理：合力构建社会安全新体系第四个问题，综合治理。综合治理是要构建起社会安全的新体系。社会治理的手段有很多种，我们过去主要靠硬性维稳，打压管控，我们称之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