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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理论研究的“实证性”与“目的论”文学理论研究的“实证性”与“目的论” 摘要：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界部分学者提倡要进行实证研究。就基本知识而言，学者对“实证研究”一词使用较为混乱，对其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也缺乏较为自觉全面的认识。中国实证研究诉求同当代学术环境相关，但学者对实证研究所持观点也并不一致。实证研究本身是必须要强调的，中国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进一步的反思也是必要的。实证研究并不能根本解决学术研究的目的论关切问题。抱持目的论(价值论、意义论)关切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实证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关键词：文学理论 实证研究 目的论 实证性 理论性 统一的研究 实
2、证研究本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学术研究遭遇了许多问题使实证研究已经超越其方法之上，而成为一种学术方向，比如对80年代思想繁荣的一个反拨，90年代似乎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但是，90年代以来，与80年代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登陆中国一样，西方理论更是大规模入场，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纷至沓来。“理论”再次承担了“思想”的角色，如今可谓理论满天飞。虽然最近西人又说，“理论死了”、“后理论”，但中国似乎仍对理论意犹未尽。于是，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界不大满意这种理论连台、概念乱飞的学术现状，部分学者开始提倡学风扎实的实证研究。
3、一、什么是“实证”? 据我的考察，“实证”初见于宋书范晔传附孔熙先传，其中有：“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意思是说，言谈都有实际的根据，不是空谈。“实证”的英文一般用作positive，形容词。但中国人对此的理解是多方面的，“实证研究”一词对应的英文可谓五花八门，如positive study,empirical study,verification study,experimental approach,evidence-based study,或substantial evidence study，等。其中，positive study和empirical study最常用。这在某种程度上
4、表明，中国学术界对“实证研究”的运用是混乱而随意的。大多数非哲学的人文研究者不太熟悉或不甚在意实证研究的哲学背景，而是比较随意地理解和运用。在学术日益国际化和规范化的时候，是有必要认真审理我们的语言使用情况和基本的哲学知识背景的。 那么，如何统一如此之多的称呼呢?positive study看似是“实证研究”最恰当的翻译，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empirical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positive的使用频率。如果根据约定俗成(即使用率)的原则，“实证研究”的标准英译似乎应取empirical study。但是，我们一般是将positive翻译为“实证”，并将positivism译为“实证主义”，而
5、把empiricism译为“经验主义”，这样就有些混乱了。其实，就positive study和empirical study而言，它们只是表达的不同，而不是实质的不同。英文positive的第一个义项就是“无可怀疑的，明确的，确定的”。这主要是从“性质”而言，而非从“事实”而言。empirical的意思是“以观察或实验为根据的(非理论的)”。中国学术界使用“实证研究”时并不在意究竟是否为“无可怀疑的，明确的，确定的”，而是集中于“事实的分析”(anilysis of facts)。positive的第一义项在哲学意义上主要是为了解决认识论的问题，即如何保证认识的正确无误。但大多数实证研究只是
6、着眼于如何通过“事实的分析”来说明问题。所以，无论是positive study，还是empirical study，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在此意义上，它们是相通的。综上所述，本文以positive study为“实证研究”的标准名，也不排斥其他名称。 实证研究(positive study)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无法决然相分的，实证主义是实证分析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广义地说，任何哲学体系，只要囿于经验材料，拒斥先验的或形而上学的思辨，都可以称之为实证主义。”10大致包括有孔德实证主义、实用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等。狭义上讲则是指孔德的实证主义。孔德认为，人类知识有三个发展过
7、程，一是神学阶段，一是形而上学阶段，一是实证科学阶段。“拒斥形而上学”是所有实证主义都必须坚持的立场，尽管都不自觉地恢复了和使用着形而上学，因为这是西方一切科学和哲学的精神基础。实证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注重可观察到的事实、拒斥形而上学和持相对主义立场，强调现实性(相对于神学、形而上学的虚幻性)、有用性(相对于无用性)、确实性(相对于不确实性)、精确性(相对于模糊性)、积极性(相对于形而上学的否定性和消极性)和相对性(相对于绝对性)，等。11实证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主义色彩，他们宣称只有现象才是研究的对象，对象之后没有任何本质的东西。它“反对追求绝对的知识，它停止去探求宇宙的起源和目的，拒绝认识诸现
8、象的原因，只专心致志地去发现这些现象的规律，换言之，去发现各种现象的承续与类似的关系。”12实证主义明确宣布：“实证科学只研究怎么样(how)，而不研究为什么(why)”。13既然实证主义只关注事实，那么它必然在认识论上持不可知的立场。因为，事实是无限的，而认识是有限的。 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实证研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大部分学者都将实证作为自己的方法论。但是，实证主义认为只有事实才能说明问题，只有证据才能说明问题，甚至认为只有材料、事实、证据才是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如此浓厚的科学主义色彩给人文学科带来了一定的阴影。实证主义的弊端在文学研究领域也相应地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当代
9、的实证研究诉求 自从实证主义诞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人们对实证研究的利弊都有较清醒的认识。在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如此。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提倡影响研究，如果说其方法论不完全是实证的，但主要也是实证的。14后来的比较文学和新兴的美国学派就从美学的和艺术的角度反思了过分注重实证研究的倾向。“在欧洲，特别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一种反抗后半个19世纪中流行的文学研究方法的趋势：反抗只去搜集无关的材料，反抗那种认为文学应该用自然科学方法、用因果关系以及诸如泰纳的有名口号种族、环境、时机等外界决定因素来说明这一整个基本假定。”“琐碎的考古学风”、无关美学的“历史主义”、模仿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运用计量
10、方法和生物学方法等成为实证研究的几大流弊。15欧洲之所以出现对实证研究的反抗其中原因一个是唯意志论哲学的发展，另一个是人文(精神)科学的建立。反抗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就成为人文主义的一个必要的任务，这也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任务。 离开西方的学术语境，我们来看当代中国的学术界为什么存在一种实证研究的诉求。在目前中国学术界，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在宏观的层面上来谈论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问题，空泛有余而实证不足。”16这个判断大抵不错，但表述不准，我们只能说“理论有余”或“宏观有余”，而不能说“空泛有余”，因为空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需要的。该文作者所说的“实证”似乎还仅仅限于学科本身(即“落实
11、到具体学科的层面”)。实证的确是必要的，但问题是为什么实证不足呢?实际上，实证不足往往与排斥实证研究有关。“近五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常常有人在没有理论和销蚀理论的幌子下对实证性研究发难，其中不乏名家大师。推其原因，当然各有难言的苦衷，然不肯系统的读书、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书也许是共同的病根。”17我们注意到，前者说是“长期以来”，后者说是“近五十年来”，可以说，1949年以来的学术成为他们反思的对象。延伸到1949年以前，清代的乾嘉考据学派、现代的历史考证学都是当时的学术主流。论者的愿望显然是明确的，即试图恢复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和现代的历史考证学传统。 那么，论者为什么认为当代中国学术界实证不足呢?
12、这应从更大的学术语境来说明。首先，大众时代的来临不可避免地使得更多的人在发声，也使得更多的人追求非同一般的学术新成果。于是一家之言多了，综合众家少了。然而，大凡多必然浅，浅必然不扎实。学术问题的“求解”可能让位于“求解”对问题的弯曲和遮蔽。其次，大规模的学术新力量的注入使得大量研究呈现出漂浮化状态，也即口号多而实践少、想法多而落实少。特别是现在提倡的“独创性”与“原创性”，使得大批学子和学者疲于有自己的“新说法”与“新理论”，而忽视了扎实的材料工夫。其三，由于对重大问题和重要经典的关注时间和精力投入过大使得大量外围问题便成为人们的首选，而普遍存在的“创新”要求也使得对无多少创新的积累性阅读、体
13、验、凝想成为与时代关系不大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的局面就是喧嚣与躁动。孔子说，“述而不作”18，所述乃是经典元典。可是当下时代，经典元典要么太古老而没有实际意义，要么太难啃而无突破口，于是，大家只能取巧了。其四，学术的职业化、制度化、市场化趋势所致。职业就要领工资薪水，可是如果你要做扎实工作却短时间没有成果就很麻烦。成果越多待遇越好，成果越多影响越大。因为学术的评价机制已经被技术管僚所操作。当然，这四个方面只是一部分原因，并不是全部。 这些状况的确导致了实证研究不被重视，但太过注重实证而忽视方法论和理论的创新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位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就认为，“当前缺少一种积极的探索精神和理论创
14、新意识”，原因有三个方面：“对理论的反感”，“缺乏对理论与方法的深入研究”，“忘记了学术的根本目的”。19实际上，一般从事研究的人会说“光有实证是不够的”。人们的确是意识到实证的基础性地位和边界的限制性的。20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离开了实证是万万不够的。 显然，学者们对实证研究所持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强烈呼吁要求实证研究似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有的意识到其问题但过于冷静，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在我看来，一方面人们将实证研究看作材料的堆积，这是对实证研究极大地误解。提倡实证研究的严绍?先生曾不客气地说：“这一方法论(指实证的方法论)，说到底是建立一种老实的、不奢华的、不夸张的、不以功利为目标的实事求是
15、的学术观念，它需要十分艰苦的辛劳，是任何急功近利之徒所难以操作的。”21可以说，学术界普遍没有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实证研究，在“实证”、“考证”、“考据”、“材料”等概念上不甚清晰。另一方面，是实证研究对理论研究的误解，认为理论研究忽视材料和事实，在没有材料和事实的情况下就在那里瞎说一气。实证研究的这一指责当然也是偏颇的，不过，的确是指出了理论研究的症结，即“硬伤太多”、“破绽太多”。比如理论研究者对所使用的概念都没有弄清楚，对理论的阐释往往以偏概全，得出的结论似乎没有多少论证支撑而完全靠“自圆其说”。这不仅在实证研究者那里是不能容忍的，在理论研究者那里也同样无法认同。在很大程度上，真正的实证研究
16、和真正的理论研究需要相互倾听双方真实的心声，否则那些假的实证研究和假的理论研究很可能会加深了双方的误解。 三、实证研究的开拓与思考 新时代的实证研究仍然需要深入的探索，其成果是文学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的必要基础。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20世纪80年代，吴炫指出中国对实证精神与形而上学(思辨)的双重误解，而实证主义的目的在于“创建一种朴实的精神与文化传统。”22作者正确地认识到，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正是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这一点非常关键。90年代以来，提倡实证研究的文学研究者当中，用功最著的可以说是严绍?先生。1996年他就系统阐述了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原典性的实证”(corroboration o
17、f original evidence)研究23，是当代中国人文实证研究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他认为，“所谓原典性的实证研究，是指在研究过程中依靠实证和原典来求得结论的确证性。”他认识到人文研究的独特性：“人文研究之所以成为科学，不只是因为它具有了认识人文现象的观念形态，而且还因为它已经具备了揭示内在逻辑的系统性手段。人文研究虽然不能运用实验加以证明，然而，它却可以运用实证加以推导，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里的“证明”和“推导”是关键概念。众所周知，实证主 义最关注的是自然科学，后来扩展为社会科学，而人文科学则被认为是缺乏实证性的。在此意义上，人文科学的根本方法论不是实证，而是解释。因此，严绍?
18、在强调人文研究的“事实关系”(包括“文化事实”)时是正确的，但超出这个领域，实证就力所不及了。从其“原典性的实证研究”的五大原则可以看出来：“尊重学术研究史；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原典材料的确实性；实证的二重性；研究者必须具备健全的文化经验。”显然，这里无涉审美、意义、价值和目的，而是强调材料的确实性、确定性、准确性，这种准确性的获得不仅是材料本身，还包括正确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各类观念，即不能将材料解释主观化，而是力求客观化，符合材料自身的生存的文化语境。排除个体性和主观性，强调文化性和客观性是“原典性的实证研究”的主旨。在此意义上，抑制了个体的感情的、想象的发挥，而特别注重对事实的梳
19、理、辨析，所以是一件极为繁难的事情，难怪说是“任何急功近利之徒所难以操作的”。这种扎实的功夫是非常值得推扬的，很多学者并设有做到这种功夫。 严绍?对实证研究的拓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实证研究与史料学有相通之处。史料学不是史料的堆积，而是一门学问，有着自己的方法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史料学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果。24没有成熟的史料学做基础，就不会有成熟的研究。文学实证性研究大致有三个层次：搜集材料；辨析材料；运用材料。 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材料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文学及其理论的社会现实方面，包括文学与理论本身的思潮、理论史；作家与理论家方面的；作品与理论自身；接受情况，等。这里明显无涉作品的审美判断
20、、人物形象和作品意义，这也无涉理论的意义和运用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这些。25收集材料要注意的问题是，应不断扩大材料的范围，不断更新史料学的观念。比如，对古代史的研究就可以包括进性别、人口、气候、疾病、地质运动等新材料。还要广泛阅读，深入调查，不断获得新的第一手的材料。同时还可以借助于数据库和网络技术，进行“e时代考据”26。辨别材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求全，所谓的“竭泽而渔”，一是“辨伪”。前者针对材料的数量，后者针对材料的质量，两者是相互结合的。运用材料大概也有质量与数量的问题。比如老子故里是在河南还是在安徽，很多人引材料说是在河南，但几乎所有的材料的源头都在史记老子传，也就是说，这些材料是源自某一“母材料”。27这样的材料引再多也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另一是质量问题，强调权威性，一两条就足够说明问题。 材料问题看似涉及学术规范问题，但我倾向于认为是更多地涉及学术能力和学术态度问题。学术规范化没有看到对材料加工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差异性。由此可知，学者在搜集材料上做的工夫可能很多，但辨别材料上则欠缺些，适当地运用材料则尤其不足。现在的倾向是往往特别注重材料的繁多，几乎恨不得是将全部资料都用上，而且真假莫辨，详略亦不甚得当。即使论证很充分，但繁冗拖沓。还有的可能是炫耀式的，这就更不足取了。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