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供应社与抗战时期的文学出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化供应社与抗战时期的文学出版.docx(3页珍藏版)》请在taowenge.com淘文阁网|工程机械CAD图纸|机械工程制图|CAD装配图下载|SolidWorks_CaTia_CAD_UG_PROE_设计图分享下载上搜索。
1、文化供应社与抗战时期的文学出版文化供应社与抗战时期的文学出版 文化供应社,全称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是抗战期间成立于桂林的一个影响很大的出版、印刷和发行三合一的出版机构,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广西最大的一家民营出版企业,被誉为“桂省新书的大本营”。它表面上是由广西建设研究会和救国会联合创办的民营文化企业,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是桂系的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和中共密切合作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一个进步的文化事业机构,与国际新闻社、救亡日报社一起被称为“桂林三大进步团体”。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文化供应社充分利用了与广西当局的合作关系,积极开展抗战文化活动,通过出版图书和创办刊物,对鼓动民众的
2、抗战情绪,推进大众文化运动和抗战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供应社虽然以推进文化的大众化、中国化作为编辑出版的方针和目标,普及性的通俗读物成为其出版的重点,但文学图书的出版始终是其出版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于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普及必然包含着文学艺术的普及,因此在其出版的普及性读物中就自然有不少文学类书籍,这是其一;其二,文化供应社的编辑中有不少知名作家和诗人,如王鲁彦、邵荃麟、宋云彬、林山等,不是知名作家的也经常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工作,因而对文学书籍的出版自然会成为他们编辑出版的一个偏好和重要内容;其三,抗战时期桂林聚集的作家非常多,文学活动空前繁荣,文学书籍非常
3、畅销,因此,文化供应社也想通过文学书籍的出版来团结作家,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从文学书籍出版状况看,文化供应社主要通过策划文学创作丛刊、普及性文学读物丛书和出版个人著作三种方式积极推进抗战时期的文学出版。 一、“文学创作丛刊” 与左翼文人的文学出版 “文学创作丛刊”,由文化供應社的专任编辑邵荃麟主编,是文化供应社在抗战时期出版的唯一一套纯文学创作丛书。1941年11月15日在文化杂志第1卷第4号上刊出了“文学创作丛刊”出版预告,预告中写道:“文学青年伴侣”“文学创作丛刊”第一辑十二册自12月起陆续出版,并刊出了即将出版的书目,包括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剧本)、
4、沙汀的同志间(报告文学)、蒋牧良的从大别山到唐河(长篇小说)、艾芜的荒地(短篇小说集)、茅盾的见闻杂记(游记)、艾青的黎明的通知(诗集)、荃麟的英雄(短篇小说集)、宋云彬的浅草(杂文集)、骆宾基的吴非有(中篇小说)、绀弩的杜鹃花(长篇童话)、葛琴伴侣(短篇小说集)、司马文森的蠢货(短篇小说集)等十二册。对于图书出版来说,内容的选择是极其重要的,即挑选什么作品来出版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就对编者或出版商提出相当高的要求,一方面他必须“对可能存在的读者大众想看的书和将要购买的书做出事实性判断”,另一方面要“对可能成为读者大众欣赏趣味的东西作出价值判断”。从“文学创作丛刊”预告的十二册书
5、的体裁看,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既有诗歌、小说、戏剧、杂文,又有报告文学、童话、游记,而以小说最多;从作者看,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作家和非党员的左翼作家,并且大都在大后方非常活跃、知名度很高。从预告书目可看出,这套文学丛书的出版包含着当时作为桂林中共文化工作小组领导人的邵荃麟的政治目的和文化诉求:一方面,通过丛书的出版,较为集中全面地展示左翼作家的抗战文学实绩,进一步扩大左翼作家在国统区的影响,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通过对知名作家作品的出版,确立文化供应社在新文学书籍出版中的地位,为出版社带来必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因种种原因,这套丛书当时并没有全部出版;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到1
6、943年春邵荃麟离开了文化供应社时,只出版了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剧本)、艾芜的荒地(短篇小说集)、艾青的黎明的通知(诗集)、荃麟的英雄(短篇小说集)、骆宾基的吴非有(中篇小说)、葛琴伴侣(短篇小说集)、司马文森的蠢货(短篇小说集)和没有在预告书目中的聂绀弩的婵娟(杂文散文集)共八种。尽管如此,就出版的八种看,都是这些作家在当时创作的重要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展示了左翼作家的创作实绩;这些作品出版后几乎都再版,为出版社赢得了不菲的声誉与效益,从中也体现出邵荃麟独到的编辑策划才能。 对邵荃麟来说,抗战时期是他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而英雄则是最能代表他小说成就的短篇小说集。该集子共收入客人英雄海塘上吉
7、甫公欺骗多余的人雨天新居八个短篇及作者题记。这些作品所描写并不是悲壮慷慨的英雄,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卑微人物,正如他所说:“几乎全是一些社会上最委琐最卑微的人物。”在这些小说中,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和悲悯之心关注着这些小人物的悲惨处境,以朴实生动的笔法展现他们在战争中的新生和没落、孕育和变化,真实地反映了战争时期社会变革的现实,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真实性。 而艾芜和司马文森可以说是抗战时期在桂林创作数量最多、成绩较为显著的两位作家。荒地是艾芜在桂林时期出版的多部短篇小说集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共收入梦信某城纪事意外山村荒地外套乡下的宴会友谊母亲散兵父亲锄头等十三个短篇和作者序言,均为作者在桂林所写
8、的作品。这部小说集最为鲜明地呈现了艾芜抗战小说创作的转变,即从抗战初期对民众抗战的歌颂转向对社会现实黑暗的讽刺和暴露。在这些小说中,作者一方面以讽刺的手法揭露了国统区黑暗现实和种种卑琐丑态,一方面则以悲悯、愤慨的笔调叙写了下层民众的辛酸苦难的生活处境。正如他在序言中写道:“不幸写作这些短篇的时候,无边无际的这种荒凉景色,总围绕在我的周遭”,“我跳起来,我要把周遭的荆棘、茅草、刺藤、尽量拔去,虽然茅草、刺藤、荆棘,是那样地多,但我并不退缩,反而一面流汗,一面笑了起来。我写信、梦、某城纪事的时候,便是有这样的心情。但这笑也不是常有的。在荆棘里面看见长不起来的残弱果树,在茅草里看见受不着阳光的稻粱,在荆棘里面,看见宛转可怜的小花,我就不能不十分愤慨。我写山村、荒地、意外、锄头、乡下的宴会、母亲等的时候,的确是一点也笑不起来。”司马文森的蠢货收入了路蠢货回乡王英和李俊和花开时节等中短篇小说,虽然不是当时作者最有影响的作品,但小说中对抗战时期知识青年的精神风貌和成长过程的展示,对激励青年一代的抗战热情和磨炼他们的战斗意志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