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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工一个月工资多少 农民工报道的表面化、模式化问题农民工一个月工资多少 农民工报道的表面化、模式化问题 农民工是从乡村向城市迁移的人，他们融入和适应城市生活的道路是曲折和艰难的，在城市里生活，没有改变自己的“贫”和“弱”社会状况，农民工是不被现行制度认可的、“亦工亦农”的、边缘弱势的群体，是城市的“边缘人”。而同时，不可否认他们的边缘性又直接导致了其就业、工资、福利等权益被严重侵害的局面，同时也被强势的传媒排斥和疏离。所以，农民工也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往往被排斥在传媒信息的内容之外。 考察武汉几家主要的都市报，对“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者”大都使用“农民工”的概念，有时也用“民工”、“工友
2、”、“打工仔”、“打工妹”来代替。农民工的概念在这里不仅意味着职业，更意味着身份。使用这样的概念，就可能隐含着传媒的话语权力和将不同社群“区隔”的意义。在这里，笔者选择武汉晨报为研究样本，对其中关于“农民工”的报道给予考察。样本主要选择本地信源的报道，外地信源的新闻被排除在外；还考虑农民工是不是新闻事实中的“行为主体”，不管他是“施事者”，还是“受事者”，其他如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性的新闻内容，不在分析范围中。通过对这些样本的分析，以期了解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报道的概貌，分析农民工报道的得失，为传媒改进报道、自我完善提供参考性的意见。 从20XX年12月到20XX月6月，武汉晨报刊登的本地信源的农
3、民工报道62篇，而且每月报道的数量较为均衡，一般为810篇，最低的一月有6篇，最高的一月16篇。连续跟踪报道的问题有两个，其中一个进行了6次报道。不过，每篇报道的篇幅都相对有限，大部分是“小豆腐块”的新闻，被安排在极不显著的版面。涉及的“议程”主要是“欠薪讨薪”、“事故伤亡”、“跳楼犯罪”等内容。其中“事故伤亡”的19篇，“滋事犯罪”的13篇，“欠薪讨薪（主要是要钱挨打）”的10篇，“轻生跳楼（塔）”的6篇，上述报道共有48篇，占总数的75。而“中性”和“正面”的报道极少。 我们无法判断，传媒的这种“贴近”是基于制度性要求，还是基于平等性原则。传媒对农民工的关注和报道，使农民工获得一些利益表达
4、的空间，为农民工追讨工资、对恶意欠薪的当事人予以曝光的新闻，也构成了强大的话语威慑力。这是传媒的进步。 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各种传媒对农民工的报道是浅表性的，没有涉及到农民工的实质问题，不少报道是模式化的，所描绘的农民工的形象也是单一、平面和肤浅的。传播者缺少对农民工应有的同情和人文关怀，有些报道是“零度写作”，缺少对农民工应有的温度。 1. 传媒与农民工的距离“不够接近” 这包括物理距离上和情感距离上的双重“接近”。不少农民工在城里做的活脏、重、苦、累、险，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都是人们不愿意“接近”的。从62篇关于农民工的报道里，分析一下信源就可以略知记者的腿勤不勤了。有60
5、%70报道的署名是记者和通讯员（或者实习生），这个数据似乎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当下的记者，不少可能已经“贵族化”和“精英化”了，他们与农民工的情感和空间都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往往从其所写的报道里流露出来。 麦尔文曼切尔主张新闻报道与写作“要表现不要陈述”，他认为，新闻写作虽然是对客观事实的公正报道，但仍然要表现记者的能力和明显的倾向性。但不少记者在报道农民工时，看似客观公正，实际上是有点“冷”。他们在写农民工伤亡时用的标题是：武昌一工地塌方三农民工被埋两人身亡一人获救、一工地围墙压倒两民工一死一伤、3月高空坠落事件频发安全意识“淡”民工“很受伤”。 在对农民工安全事故进行归因时，媒体“归
6、责”于农民工的安全意识“淡”。有一则报道的导语是这样写的：“短短11天，12人坠楼，其中11人是民工。据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昨天统计的数据表明，我市民工安全意识十分淡薄。”“我市民工安全意识十分淡薄”，在语言表达上不是“报告”，而是“判断”，是记者的“自我投射”。它不仅折射出一种冷漠，而且也是一种错误的“问责”。 可以说，这个判断把其他方面应该担负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安全事故不是单方面的责任，如果更理性或者更感性一点，都不会做出如此的归因。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险可言，农民工受伤死亡，他们的工伤保险权益怎么维护，没有看到相应的报道反映过，在这些方面传媒是“失语”的。 2.对农民工的表现“不够真实” “
7、人们在理解活动开始以前，都带有某种根据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心理期待，都已不知不觉地预先设定了理解对象的应有面貌。这种预先设定事物格局的心理定势非常顽强，它常常把理解的车轮导向理解者本人所期待的方向。由于心理预设因素的干扰，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常常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再说简单点，人们看到的东西往往都是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因此，记者在获得和传播新闻信息的过程中会受到自己的态度、情感和某种“心理预设”的影响，所报道的新闻难免会出现不真实、不准确的问题。 有则报道的导语隐含了作者的“先入之见”。“一名年轻女子带着两名婴儿席地乞讨，引来众人谴责：这么大热天，不把孩子弄病才怪呀？”作者想借众人的“谴责”达到自己
8、的目的。其实，这句导语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众人谴责，即使表达的意思相同，话语形式无疑是会有区别的。但作者用的是直接引语，表明该陈述的客观性，这样的引语应该是一个人说的，而不是众人所说。因此，这条新闻的导语是经不起推敲的。可以推断该新闻的真实性有问题，至少这个细节是虚构的、想象的，或者嫁接的。即便假定其是真实的，但记者所给的判断也是不准确的琢磨一下这句引语，对它作一下话语分析，其实是关切，是担心，是忧虑，而不是谴责。 这则新闻旁边配有相关的新闻图片，一段文字说明也可以佐证这句引语隐含的“会话含义”。图片的说明文字这样写道：“女子大热天里带着两个婴儿乞讨，引来很多好心人的关心”。摄影新闻和文字新闻
9、涉及的是同一对象和同一事实，是由两个记者分别完成的，他们看到和感受的却截然不同。摄影新闻更多地流露出对弱者的关心和同情，文字新闻则缺少这种人文关怀。文字新闻记者对这个乞讨者没有深入的了解，也没有证据对妇女所说的证伪，文章中流露的是不信任和责备，很难捕捉到丝毫的同情之心。有个细节似乎能说明作者的关心，但文中叙述的是“记者提出可以通过救助部门助其返乡”与标题中的“妈妈宁可乞讨不愿接受救助”，并不是一回事，为什么不愿回乡？ 报道中没有下文，只有责备。 3.传媒对农民工的反映“不够全面” 在62篇农民工报道中，涉及农民工的“负面的”、“平面的”报道占了很大比例。这种报道局面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传媒“
10、有意”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学家兼大众传播学家德弗勒在谈及议程安排的理论时写道：议程理论认为，新闻传媒提供给公众的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新闻传媒的议程是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选择的报道。其实这就是新闻的选择和把关的问题，传媒选择提供什么信息，决定着受众瞩目的焦点和范围。 毫无疑问，每一个传播者都在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弱势群体会被排斥在传媒的信息内容之外呢？有一些通过了传媒把关的“关口”，出现在大众传媒上的农民工不少在“出安全事故”，在“滋事犯罪”，在“轻生跳楼”伴随着农民工的是“事故”、“伤亡”、“犯罪”和“轻生”。这些是不是事实呢？是。是不是只有这些事实呢？不是。但传媒
11、中随处可见的都是这些“事实”，这是传媒筛选和过滤的结果。 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层层把关者都是带着一定的刻板成见和意识观念来处理信息的。说什么意味着不说什么，传媒在说负面的事实的同时，意味着它不去说农民工正面的事实。这是受传媒刻板成见影响的结果。 4.传媒对农民工的报道“不够深刻” 大部分关于农民工的报道都是浅表化的，没有深入到本质，因此也就不深刻。就从农民工“伤亡”、“讨薪”、“犯罪”和“轻生”等报道来看，也缺少剖析和阐释，文章止于对事件简单的陈述。报道农民工，塑造农民工新的传媒形象，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说是不错的选择。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落后地区向富裕地区迁移，从少数民族地区向以汉族为主
12、体的城市地区迁移，这在人类学研究中是一种文化适应和文化迁移的现象。这些人离开故土前往他乡，从农民或牧民变为工人或服务员，脱离与生俱来的家乡环境和生活，进入陌生的城市，开始新工作和新生活，这是人生中巨大的变迁，他们要面临着如何适应突如其来的社会、语言、生活方式等的问题。因此反映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过程，如何克服适应中的困难和障碍等，才是传媒“深入”和“深刻”之所在。多报道农民工学习、工作、生活方面的进取和进步，可以给人们提供指导、增强信心。可惜相关的信息少之又少，即使有，重点也不够突出。这与传者缺少新闻敏感或者缺少深入开掘的能力有关系。 有则报道题为打工妹考上公费研究生。“打工妹考上公费研究生
13、”这是一个最精彩、最新鲜、最能体现报道主题的“新闻眼”，开掘得深，可以写成一篇好的新闻，它的“励志”作用，不亚于一部大长今或者阿信。可惜，这篇报道却写成了打工妹帮助意图轻生的失学者的“表扬稿”。不是说助人不应该写，没有新闻价值，但较之于打工妹考上公费研究生的“新闻价值”要小得多。这个打工妹的故事肯定富有“传奇色彩”，其中的学习过程、艰辛和毅力等的书写都能成就一篇好的新闻。但报道的副题和导语却分别写道：“有个男孩对她说：恩人老乡，借你的钱我一定还”，“恭喜你考上公费研究生，上次借的钱我一定还。网友失学流浪儿前日在深圳给陈艳打电话表达他的祝贺”。导语之后用了4段的篇幅写陈艳助人为乐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信誓旦旦要还别人钱的“好孩子”。总的来讲，这篇报道有点跑题，没有挨重点，也没有挨主题。所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没有从新的角度纵深开掘的一般消息。深入成就深刻，采访要深入，开掘也要深入，才有可能写出“深刻”的，而不是模式化的、浅表性的作品。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