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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能与多元视角下的中国乐器文化】 多元视角 世纪年代，项阳先生分别以我国各类民族乐器的起源概说、化石乐器“挫琴”的启示等论文开始了在中国民族乐器文化领域的研究。时隔十一年，项先生又集结多年研究成果，完成学术专著中国弓弦乐器史（以下简称乐器史），再次令学界瞩目。在这些著述当中，项先生先后提出了许多令学界为之一亮的新观点，譬如“筑是弓弦乐器的先驱，在筑身上完成了从击到轧的变，是最早的弓弦乐器”、“秦筝是一种流派，一种风格，是流而不是源”、“中国弓弦乐器是北方奚等民族共同创造的”、“重器功能的逐渐缺失，是金石之乐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等等，不胜枚举。从上述研究成果中可以深刻感受到，项先生抛除了以往学
2、界在乐器史研究方面惟功能主义的狭隘偏见，从多元的视角切入，获得更宏阔的认识境界。早在厦门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项先生就利用综合大学多学科的优势，选修了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等课程，奠定了他雄厚的知识储备，也是他在日后的研究当中思路开阔、视角多元的先决条件。在中国乐器文化研究中，项先生的独特视角可谓俯拾即是。 一、历史回声定位：重回历史的 语境中去考察器乐文化身份 所谓历史回声定位，就是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与思考问题。而历史的语境，则是指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大背景。其直接所指，就是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以及在这种典章制度之下的文化样态。仅就这一点，就足让人望而却步，因为
3、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至少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内容。 我们既往的乐器史研究，往往只关注乐器本身的形制和当下的功能用途，很少将其置入生存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解读，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比如我们当下所见的一些所谓“乐器”，可能在历史的源头上并不仅仅是奏乐的功能，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假如我们对当朝的典章制度及礼乐文化一无所知，对该乐器的研究就必然要失之粗浅。周公制礼作乐，确定金石之乐作为两周国家礼乐制度的代表，共行使四大功能：即礼器、祭器、重器、乐器的功能。遗憾的是，此前多数学者的研究对前三个功能往往忽略不计，对先
4、秦金石之乐历史文化身份的认识难免失之偏颇。 项先生的对先秦“金石之乐”兴衰的现代解读一文首先阐释历史语境，在深入揭示两周礼乐制度的实质之后，否认了学界一以贯之的“礼崩乐坏”引发金石之乐“断层”的论断。他指出，“礼崩乐坏”非但没有葬送金石之乐，反将其推向更辉煌的舞台。由于周代的乐悬制度只规定了乐器摆放的方位（宫、轩、判、特），并未规定乐器的数量，如此，“礼崩乐坏”直接导致了金石之乐数量的内部扩充（从最初的件逐渐扩充至、件），最初只用于礼乐的乐器组合也兼用于俗乐。东周末期，诸侯国大量涌现，金石之乐被作为阶级地位等级的象征而广泛使用，且陈列地点已经不仅限于朝堂，而延展至庙堂、厅堂等，所奏之乐当然也早
5、已超越礼乐之范畴。就这样，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在礼俗兼用的双重作用下，以金石之乐作为主导，与它种乐器组合使用的乐队形式走向辉煌。然而，由于金石之乐的自身局限，以及作为重器功能的逐渐缺失，是金石之乐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然而，随着“以乐观礼”及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并结合近几十年来大量金石乐器的出土为据，项先生又对其原有观点做出修正。在“合制之举”与“礼俗兼用”对曾侯乙墓乐悬的合礼探讨一文中，项先生认为西周末期乐悬的内部扩充并非是“礼崩乐坏”的产物，而是合乎周礼之举。乐悬制度（只规定方位不规定数量）为后世金石之乐的“合礼”扩充预置了空间，乐悬用途不断扩展，祭礼、多礼乃至礼俗兼用，日益增加的用
6、乐量为乐悬的内部扩充推波助澜。因此，曾侯乙乐悬为合礼之制下的产物。 此外，项先生的乐户与鼓吹乐一文通过对鼓吹乐与乐籍制度的关系、鼓吹乐的化，以及鼓吹乐对民间音乐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的辨析，认为乐籍制度与鼓吹乐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鼓吹乐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影响深远的音乐品种。而在对活化石乐种的思考与拓展西安鼓乐研究领域的一点思考?两篇论文中，他又通过对古琴、福建南音、西安鼓乐、五台山佛教音乐等几个“活化石”乐种的历史命运的探讨，将乐种的功能与国家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得出结论：多数音乐品种（如乐种、曲种、剧种）其实是国家礼乐制度（乐籍制度）下的音乐文化样态（如历史上宫廷、地方官府、军旅之中的礼乐、军
7、乐、教坊乐等），随着社会的变迁积淀在民间，正是这些乐种的综合体承载着中国乐系的血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才会真正认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性。我们既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各乐种的个体性与差异性，而忽略了在大一统国家礼乐制度下所呈示出来的整体性和一致性。换言之，我们缺少的，正是以更为宏观的视角，从历时与共时的视角来认知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 任何一个文化事像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假如我们一以贯之地只关注到研究对象之表象，而忽略其文化土壤与历史语境，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客观、全面的认识。由此带出一个重要话题：音乐史该如何书写？对于音乐史长河中的种种案例和事像该如何解读？一句话，应该让那些尘封了数千
8、年的音乐往事重回当年的历史语境，将其再次植入当年的文化土壤（国家制度、文化背景、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等），历史的枝枝叶叶才有可能鲜活，也才有可能尽量接近历史的真貌。只有运用“历史回声定位”的视角，去审视礼、乐、器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文化关系，我们对传统乐器文化身份的认识才能渐趋真实。 二、“古”“活”结合：以双向考察模式 为乐器文化研究接通血脉 这一研究视角着力强调乐器研究的双向思维，即古代乐器向当代追寻，当代乐器向远古求溯，接通古今乐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源流脉络，以客观、严密的考证，一方面厘清远古乐器文化在当下的遗存变异，另一方面探究当下“活化石”乐器的历史渊源。这种跨越时空、接通古今的宏阔视角，
9、姑且称之为乐器文化研究的“双向考察模式”吧！ 我们既有的乐器考古研究，常常局限于解释该乐器种类在远古年代的样态与功能，着力给人们塑造一个历史的、定型的“古代乐器”的形象。当然，对于乐器考古这门学科，这似乎已经够了。然而，正如黄翔鹏先生所言，“传统是一条河流”，那么，只要人类存在，远古时代的文化基因理应在当下找到其遗存的“活体”。照此，乐器考古学就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乐器出土那一刻的解释层面上，应该深究其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发展变至当下样态的，并将二者对接起来，找到它们在文化内涵上的相通性。反之，对于当下存活的各类乐器，我们更不能仅满足于认知其在目下的样态及功能，应该顺着“历史的长河”去追寻它远古的
10、信息。项先生倡导的“音乐史学走出书斋，传统音乐接通历史”，其旨在此。 沿着这个“双向考察模式”，项先生在乐器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令学界刮目的成果。从筑到筝一文?由“筑”这种令古人“莫衷一是”的乐器谈起，从出土文物到文献典籍，细细考证、严密推理，对以马王堆、连云港以及南阳筑为代表的三种筑，在历史上的不同形制、奏方式及文化功能等做了详细的考辨和介绍，从而得出筑大致分为楚、北方、越三种类型的结论。但作者并没有就此驻足，而是继续深锲下去，认定当今的筝与筑必定存在某种渊源关系，是筑流变分化过程中的产物。再有，通过对绍兴墓中的两件弦乐器模型的考察，项先生作出推论，筑这种乐器在流变过程中，其形制和奏形态因地域
11、、年代的不同而有许多变化。正是它在形制和奏形态上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才使其孕育变出多种弓弦乐器。至此，一幅中国弓弦乐器的变史赫然前，脉络清晰。值得一提的是，项先生此次的推论很快就随之后的年西汉长沙王室墓的发掘而得以物证。项先生就此问题继续将研究推向深入，先后写出五弦筝初研西汉长沙王后墓出土乐器研究?、五弦筑定弦刍议?、五弦筑的码子、弓子及其它相关问题?等论文，将这一研究成果巩固、发展了下去。五弦筝初研一文通过对西汉长沙王后墓出土乐器五弦器的形制、系弦法、定弦法等进行了精密的考证，参考礼记乐记、筝赋、通典以及盐铁论散不足等文献史料，并与琴、瑟、筑以及现代筝等乐器形制进行了比较，认为该五弦器即为五
12、弦筝，它是秦汉筝的源流之一，亦可视为现代筝之鼻祖。随即项先生又指出，作为筝者，其起源并非一源，而是多源的。在研究乐器的起源与变时，应抛弃固有成见，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并注意其产生与发展之时的文化地理环境以及器物组合情况，如此，则会将研究引向深入。 此外，轧筝考?、筑及相关乐器析辨?与考古发现与秦筝说?等一系列论文通过对陈乐书、旧唐书音乐志等大量文献的的考索，梳理出筑由击到轧的技法变过程，并最终化成以轧筝为代表的筑族乐器。由此可定，筑为弓弦乐器的先驱。至此，项先生不仅深度考证了筑这一古老乐器的原始面貌与社会功能，也理清了筑发展变的历史脉络与人丁兴旺的筑族乐器。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项先生这种
13、接通古今、纵横历史的学术理念，其核心内涵，正是将这种“古活”结合的双向考察模式应用于传统乐器文化的研究中。 三、顺藤摸瓜：用普遍联系的方式探究 “活化石”乐器的脉络体系 在民间，有很多司空见惯的乐器，我们往往容易孤立地看待它们，并将它们当做某个专题来进行研究，割裂其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变的脉络体系，这不利于我们对传统乐器文化系统化地认识和研究。事实上，任何一件事物在发展变的历程中，都不可能绝对处于孤立状态，都必然会在与其他事物相互吸收借鉴的过程中共同发展。项先生正是抓住了这一事物发展的普遍联系的规律，进而将其应用在乐器文化研究之中的。化石乐器挫琴的启示一文是其中的代表，该文由当前仍存活并流传在山东
14、青州一代的古老乐器“挫琴”为切入点，将其现有的形制、奏样态和文化功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研究之后，并与文献记载、考古结论中的汉代以前的古老乐器筑进行了比较，顺藤摸瓜，层层剥开，找出挫琴与筑这两种跨越千余年的乐器之间的血缘关系，从而认定挫琴是筑的后代，实是一种“化石乐器”。在此基础上，又从挫琴现有的奏方式得到启示，结合续文献通考等文献，论证了我国古代弦乐器奏方式由击奏到擦奏的漫长变过程，由此勾勒出一个血缘丰富的筑族乐器谱：文枕琴（福建莆田）、挫琴（山东青州）、拉筝（广西壮族）、牙筝（朝鲜族）、轧琴（河北邯郸及豫北、晋东南等地）、七弦琴（广西壮族）等。这些至今仍存活的古老乐器，其实就是一个家族的子孙
15、，它们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项先生以这种普遍联系的观点为指导，以大量的田野考察和考古新发现为实证，并参考翔实的文献史料，进行严密的论证，去伪存真，逐步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一研究理念的内在合理性在于，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只要人类在繁衍生息，其“文化产品”之间就必然会顺势沿袭，并相互渗透吸收，植入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而这一点，也使得历史学和考古学成为可能。 项先生的胡琴类弓弦乐器说?一文从当前的各种胡琴类乐器的形制与奏样态引入，采用逆向考察的方式向远古求溯，对大量的文献史料与考古物证进行钩沉稽微，从而溯清了我国传统胡琴类乐器的发展脉络，最终认定，中国的弓弦乐器是有自己独立的体系与传统的。虽然在
16、发展过程中吸取了外来文化的因素，但其主干是独立的，且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此外，弓弦乐器在中国乐器史上的地位?一文则揭示了我国弓弦乐器从产生至壮大、由弱至强的进历程。通过比较西方弓弦乐器的发展史，并从史学、社会学以及审美心理等角度予以分析，指出中国弓弦乐器家族之所以发展缓慢并长期处于弱势，与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念、文化地理、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社会文化背景等密切相关。而在与中国弓弦乐器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项先生凭借大量的考古物证与文献史料，参照世界范围内弓弦乐器发展变规律，再次深证了中国弓弦乐器由棒击到棒擦，继而衍生出庞大的弓弦乐器家族的独特历史进程。随后，又在其胡琴类弓弦乐器的再辨析?
17、一文中再次确证了他的观点，中国弓弦乐器的鼻祖是筑，而奚琴则应为胡琴类弓弦乐器的鼻祖。这二者之间在发展变的过程中又相互吸收，共同促进了我国弓弦类乐器的发展。 以上研究中，项先生敏锐地注意到各乐器在历史进中，相互影响、借鉴的客观规律，抛除以往乐器史研究中以某一件乐器为点，自上而下的“点线”思维模式。在项先生看来，乐器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一样，都是由人类创造的，在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生产生活方式、观念以及行为习惯的不同，就必然有互相借鉴与吸收的趋势，加之各乐器种类自有其优劣，因此，某一件乐器在不同的时空中和人群中使用，就必然会产生与该文化圈相适应的变异。换言之，一件乐器的发展变绝不可能是“点线”单线条发
18、展轨迹的，而必然是呈树状发展的，他们共同构成一个繁复、庞大的乐器家族网，尽管貌似不同，但细究之，它们却血脉相通，同宗同源，无法割舍。项先生将这种普遍联系的观点植入我国传统乐器文化的研究之中，顺藤摸瓜，逐步接近历史之真实，取得了许多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 结语 从上述学习和研究中，我们发现项先生乐器文化研究理念中的多重视角：对乐器文化所依存的社会制度的深度考量，围绕研究对象做古今两个方向的“双向考察”模式，以及建立普遍联系的研究理念探究乐器的脉络体系。加之他自身深厚的学术功底，多学科方法论的支撑，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辛的学术品格，使他在中国乐器文化研究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项先生常常告诫
19、后学，当下任何领域的研究，都绝不可能只用一种研究方法，对于任何一个个案的研究，都必须从多元的视角切入，采用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案，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更臻客观全面。 笔者在拜读了项先生较多的中国乐器文化研究著述后写下这些感想，试图廓清先生这种多元学术视角的具体显现，却发现这并非易事！因为项先生的研究视角总在不断地扩充与更新，新的学术理念有如不竭之源泉，永远处在革新求变之中。他就像一位偏爱广角镜头的摄影家，且角度总在切换，因此总能摄入比别的摄影家更多、更新鲜的文化事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采用“切片”办法，从项先生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进行较深入的分析，把握他当下的研究视角，姑且可以为之。笔者不揣冒昧
20、，将项先生在中国乐器文化研究中较为显著的理念和视角予以分析，以便让这种积极的研究理念和模式更多地被泽后学，为我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由于学疏才浅，所论难免失之精准，挂一漏万，恳请项先生及广大读者斧正！ 项阳我国各类民族乐器的起源概说，乐器年第期，第页。 项阳化石乐器“挫琴”的启示，音乐艺术年第期，第页。 项阳中国弓弦乐器史，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年版。 项阳考古发现与秦筝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年第期，第页。 项阳对先秦“金石之乐”兴衰的现代解读，中国音乐年第期，第页。 项阳“合制之举”与“礼俗兼用”对曾侯乙墓乐悬的合礼探讨，李幼平主编钟鸣寰宇纪念曾侯乙墓编钟出土周年文集，湖北武汉出版社
21、年版，第页。 乐户与鼓吹乐，文艺研究年第期，第页。 对“活化石”乐种的思考，中国音乐年第期，第页。 拓展“西安鼓乐”研究领域的一点思考，交响年第期，第页。 从“筑”到“筝”，中国音乐学年第期，第页。 、宋少华、杨应五弦筝初研西汉长沙王后墓出土乐器研究，音乐研究年第期，第页。 五弦筑定弦刍议，黄钟年第期，第页。 、宋少华五弦筑的码子、弓子及其它相关问题，音乐研究年第期，第页。 轧筝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年第期，第页。 筑及相关乐器析辨，音乐探索年第期，第页。 考古发现与秦筝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年第期，第页。 胡琴类弓弦乐器说，音乐艺术年第期，第页。 弓弦乐器在中国乐器史上的地位，星海音乐学院学报年第期，第页。 与中国弓弦乐器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中国音乐学年第期，第页。 胡琴类弓弦乐器的再辨析，乐器年第期，第页。 胡晓东西南大学音乐学院讲师，中央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宁） 第 14 页 共 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