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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席勒的冲突论与黑格尔的冲突论席勒的冲突论与黑格尔的冲突论有人指出：冲突论的悲剧理论绝不是有些人所以为的那样，是由黑格尔创始的。实际上，在西方美学史上，冲突讲的悲剧理论应该是由席勒把悲剧与崇高范畴密切联络起来以后才开场构成的，并经过了黑格尔的进一步发挥而成为了伦理冲突讲的悲剧理论，再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批判继承下最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冲突讲的悲剧理论。在这个发展经过中，席勒的激情崇高的冲突讲应该是个转折的关键：其一，把悲剧与崇高范畴密切联络起来就是把悲剧由古典主义诗学的行动和命运的支配讲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讲转向了感性与理性的冲突讲，由于崇高的审美特点就在于对象引起人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冲突
2、，进而使人由感性的痛苦转化到理性的快感。因而，悲剧是人面对对象所引发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冲突的结果。在西方美学史上，席勒首先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讲，批判了它的宿命论和行动支配讲，走向了冲突讲。其二，把悲剧视为激情崇高的集中表现，就必然地把悲剧引向了伦理的冲突讲。黑格尔正是在席勒的这种基础之上构成了他的伦理冲突讲的悲剧理论：悲剧是伦理冲突的表现，悲剧冲突是两种具有片面真理的伦理气力的必然性冲突，在这种冲突之中那两种伦理气力必然地两败俱伤，进而公布永久正义的绝对精神的最终胜利。其三，席勒和黑格尔都在伦理道德的冲突层面上停步不前了，由于他们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形式使他们看不到人类更高的社会实践的伟
3、大作用。他们只看到人类的伦理道德活动，并把人的伦理道德意识当作人类的本质，他们不能理解人类的生活本质上是社会实践的，因而他们无法真正把握人类悲剧的社会历史根源人类与自然、人与别人、人与自然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之中必然的矛盾冲突。显然，这种对席勒的悲剧冲突的把握不是从席勒悲剧思想本身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理论出发的，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席勒的悲剧思想。首先，这种对席勒的悲剧冲突的把握拔高了席勒的悲剧美学思想。有人以为，在西方美学史上，席勒首先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讲，批判了它的宿命论和行动支配讲，走向了冲突讲。这是很不准确的。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讲绝不是宿命论的。罗念生就明确地指出：在现存的古希腊悲剧中，只要
4、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七将攻忒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特剌喀斯少女）等几个悲剧，才是命运悲剧。因而亚里士多德谈悲剧时不谈命运。亚里士多德谈悲剧时不谈命运，不谈人对神的关系他谈伦理学或政治学时也是如此。他以为悲剧中英雄人物遭受的苦难，一方面不完全由于自取；另一方面又有几分由于自取，由于他看事不明，犯了错误，而不是由于命运。事之成败，取决于人的行为：英雄做事，本人担当，而不应归咎于命运。命运不过是一种外在的气力，把它引入悲剧，会削弱布局的内在联络。（罗念生全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013页。朱光潜也以为：人们讲，希腊悲剧所写的是人与命运的冲突，而近代戏剧所写的则是
5、人与人的冲突，或是同一个人身上两种势力的冲突。亚里士多德要求一切合理，在（诗学）里从里不提希腊人所常提的命运二字，并且明白地谴责希腊戏剧所常用的机械降神，即碰到无法解决的情境就请神来解决的办法。（西方美学史）上卷，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86页。其实，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讲与净化讲，都是强调人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假如悲剧不可避免，那么，悲剧的净化作用就不可能发生。悲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悲剧人物和我们本身的缺陷的否认。无论是反省悲剧人物的悲剧，还是反思本身的缺陷，都是为了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引导我们对产生悲剧的本身原因进行有力的否认和批判。可见，席勒从道德层面上把握悲剧并从悲剧人物身
6、上挖掘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和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一样的。其次，这种对席勒的悲剧冲突的把握阉割了席勒的悲剧美学思想。由于这种对席勒的悲剧冲突的把握没有全面把握了席勒的悲剧冲突论，所以没有真正把握席勒的悲剧冲突论与黑格尔的悲剧冲突论的联络和区别。席勒对悲剧题材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某一个自然的目的性，屈服于一个道德的目的性。牺牲生命总是违背常理的，由于生命是一切财富的条件；但是由于道德的意图，而牺牲性命，却是高度顺情合理的举动，由于生命并非为了本人才显得重要；它之所以重要，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到达道德的手段。因而，在某种情况下，牺牲性命成为到达道德的手段，生命就该服从道德才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
7、6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席勒的（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第79页。二是一个犯罪之徒遭到良心谴责，由于越出道德法则而惩罚本人，亲手毁掉本人的生命。意识到人的道德上有缺陷而产生的悲哀是合情合理的，由于这种悲哀正好和伴随着道德上的规矩无邪的知足相对立。事后追悔，自怨自艾，甚至于到达最严重的程度、全然绝望的地步，这在道德上是崇高的，由于假使在这个罪人的心灵深处不存在一缕区别正确与错误的正直之感，并对本人最亲身的自私利益做出批判的话，他就永远不会追悔的。追悔是在把做过的事和道德法则进行比拟之后才产生的，它正是对这件事的否认，由于这件事违犯了道德法则。所以在追悔的霎时，道德法则必然是这个人心
8、灵中的最高裁判，他必然觉得道德法则甚至于比他犯罪得来的代价都更重要，由于他意识到损害了道德法则，这种代价便给他的享乐带上了苦味。把道德法则看成最高裁判的心灵状态，在道德上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也就成为道德快乐的一个源泉。一个人由于受不了内心法官的谴责的声音，这些声音他不能充耳不闻，绝望之余，把人生中所有的财富，甚至于本人的生命都弃置不顾，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英雄气概的绝望心情愈加崇高呢？（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6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席勒的（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第80页。不过，席勒以为无论是道德之士为了行动符合道德法则，自愿牺牲也罢，还是一个犯罪之徒遭到良心谴责，由于越出道德法则而惩罚
9、本人，亲手毁掉本人的生命也罢，都同样能够激发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敬意，而且尊敬的程度同样高。但假如讲二者还有什么差异的话，这种差异也是对后者有利的。三是某一个道德目的性，屈服于另一个更高的道德目的性。道德的快乐是以另一种道德的痛苦为代价换取的。为了能使行动符合一个更崇高、更普遍的道德本分，必须逾越一个道德本分。为了能正确地确定各种道德本分与道德的最高原则之间的关系，一种清醒的理智和不受任何自然气力，也就是讲不受任何道德冲动只要它是本能地发生作用影响的理性是必要的。往往正是在我们的理智并不同情剧中人物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到，我们心里顺乎本分之感远远胜过顺乎常情之感，而和理性协调一致又远远胜过和理智协
10、调一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6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席勒的（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第81页。例如，偿若科里奥兰纳斯不去围困他本人的故土之城，而是率领一支罗马军队来到安提翁和柯里奥里城前面，偿若他的母亲是一个佛尔西尔人，而母亲的请求对他发生一定的作用时，那么儿子的本分在他心头奏凯，这就会对我们发生全然相反的印象。对母亲的尊敬就会和比这高出百倍的公民的义务处于对立的地位，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公民的义务是应该超过对母亲的尊敬的。一位司令官处于这样一种抉择前面：不弃城投降，就眼见被俘的亲生子被人刺死。他决然选择后者，由于对儿子的本分应该屈服于对祖国的本分。固然乍一看来，父亲的行动竟然如
11、此违背父子的天性和爱子之道，我们心里不禁产生反感，可是随即看到，即便是和感情连成一片的道德冲动也不能使理性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又不禁钦佩不置。哥林多人提摩莱翁，把本人心爱的但野心勃勃的兄弟提摩芳内斯杀死，由于他的爱国观念要求他把一切危害共和国的东西全部摧毁净尽，固然我们看见他做了这桩违犯天性、严重违背道德之感的行动，内心不无恐惧、厌恶，但我们的厌恶不久就化为对英雄美德的最高敬意，由于这种美德不受爱、憎引起的外来影响，即便在感情猛烈交战之际也能像在内心极其安静冷静僻静之时那样自由自在、正确无误地做出决定。悲剧的题材存在这样三种类型，同样，悲剧冲突也有三种类型。而对席勒的悲剧冲突的这种把握以为席勒
12、把悲剧规定为道德理性的目的与肉体感性的反目的的冲突，只是席勒所概括的悲剧冲突类型的一种。可见，这种对席勒的悲剧冲突的把握阉割了席勒的悲剧理论。这种对席勒的悲剧冲突的把握以为黑格尔的伦理冲突讲的悲剧理论是对席勒冲突讲的悲剧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席勒突出了悲剧快感是经过暴力状态和斗争显示出来的。这恰恰是黑格尔悲剧理论中冲突讲的先声。这仍然是不完全准确的。与以上对席勒的悲剧冲突的把握不同，不是席勒所讲的某一个自然的目的性屈服于一个道德的目的性这种悲剧冲突，而是席勒所讲的某一个道德目的性屈服于另一个更高的道德目的性这种悲剧冲突是黑格尔的悲剧理论的先声。席勒在讨论在哪些条件下，感动的快乐最有把握产生，产生又
13、最为剧烈；不过同时也须注意，哪些情况限制或者甚至于毁坏这种快乐。这个问题时，指出了两种感动，一种感动是既不是邪恶意志造成的，也不是缺乏理智，而是环境所迫，不得不然。还有一种感动超过这种感动，那就是灾难的原因不仅不和道德相悖，甚至于还正由于符合道德，才可能发生这场灾难，而双方遭受的痛苦只是由于感到本人引起了对方的痛苦。（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6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第91页。在高乃依的（熙德）一剧里，希梅娜和罗得黎格两个人的处境都属于这一类；毫无疑问，论到扑朔迷离性，这应该算是悲剧中的杰作了。荣誉感和孝心武装了罗得黎格的手，使他横下心来和他的情人的父亲为敌，
14、英勇无畏地战胜了仇人；荣誉感和孝心又使被杀者的女儿希梅娜，变成罗得黎格的可怕的控告者和迫害者。他们两个人的行动都违背本人的心意，他们的心意看见被迫害的对象遭逢不幸，惊惶战栗，而他们的道德本分又使他们努力引来这场灾难。两个人都牺牲了本人的心意，完成一桩道德本分，因此博得我们最高的敬意；两个人都是自愿受苦，而受苦的动机又使他们极度为人尊敬，因此也把我们的同情心冲动到最高的程度，在这里我们的同情心不会遭到不快之感的干扰，反而会在双倍的火焰中熊熊燃烧，仅仅由于我们不能想象为什么这样高度值得有幸福的人却遭逢不幸，仅仅是这一点还能以一层痛苦的轻云，使我们同情的快乐稍有逊色。假如我们把黑格尔对索福克勒斯的（
15、安提戈涅）的分析和席勒对高乃依的（熙德）的这种分析进行比拟，就能够看出他们二人在悲剧的冲突及其解决上的异同。黑格尔以为，悲剧所表现的正是两种对立的理想或普遍气力的冲突和调解。就各自的立场来看，相互冲突的理想既是理想，就都带有理性或伦理上的普遍性，都是正确的，代表这些理想的人物都有理由把它们实现于行动。但是就当时世界情况整体来看，某一理想的实现就要和它的对立理想发生冲突，毁坏它或损害它，那个对立理想的实现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所以它们又都是片面的，抽象的，不完全符合理性的。这是一种成全某一方面就必牺牲其对立面的两难之境。悲剧的解决就是使代表片面理想的人物遭到痛苦或毁灭。就他个人来看，他的牺牲好似是
16、无辜的；但是就整个世界秩序来看，他的牺牲却是罪有应得的，足以伸张永久正义的。他个人虽遭到毁灭，他所代表的理想却不因而而毁灭。所以悲剧的结局虽是一种灾难和苦痛，却还是一种调和或永久正义的胜利。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这部悲剧里，安提戈涅的哥哥因争王位，借外兵进攻本人的祖国忒拜，兵败身死，忒拜国王克瑞翁下令禁人收尸，违令者死。安提戈涅不顾禁令，收葬了哥哥，国王于是下令把她烧死。但是她死之后，和她订过婚的王子，即克瑞翁的儿子，也自杀了。在黑格尔看来，这里所揭露的是照顾国家安全的王法与亲属爱两种理想之间的冲突，这两种理想都是神圣的，正义的，但是处在当时那种冲突的情境里，却都是片面的，不正义的。国王因维持他的威权而剥夺死者应得到的葬礼，安提戈涅因顾全亲属爱而毁坏王法，每一方面都把一种片面的理想推到极端，因此使它转变成为一种错误，所以相互否认，两败俱伤，冲突才得解除，又恢复到冲突以前的平衡。在这种冲突中遭到毁灭或损害的并不是那两种理想本身王法和亲属爱此后仍然有效，而是企图片面地实现这些理想的人物。席勒所讲的悲剧（熙德）是主动牺牲，而黑格尔所讲的悲剧（安提戈涅）则是历史扬弃，但都是更崇高、更普遍的道德本分或永久正义的胜利。这就是讲，席勒以为悲剧的冲突及其解决是悲剧人物本身完成的，而黑格尔则以为悲剧的冲突及其解决是永久正义的发展，即便悲剧人物让步或放弃，也是他自觉地实现历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