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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另一只眼睛看“过秦论” 过秦论另一只眼睛看“过秦论” 过秦论 某种意义上说，西汉初年的治理传统就是建立在“尊重不同区域的治理传统，尊重自由发展的民意”的基础之上的。 西汉政论家贾谊写下著名的过秦论一文，并在文中发表议论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然而好景不长，到了秦二世，“一夫（即陈胜）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贾谊认为这是秦王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缘故。 何为仁义？何为攻？何为守？贾谊富有煽动力的文字后边，却不免失之空泛。回顾公元前220年至汉朝初期的那段历史，帝国最令人苛责的是其暴敛无度的财政政策（包括徭
2、役政策）。然而推敲其财政的去向，人们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公共项目之目的最典型的就是修筑长城、戍边抵御北方匈奴的入侵，此外还包括一些水利设施的修建，如在南方修建灵渠、在江南疏通运河和治理太湖等。 农业经济为主要支撑点的社会体系，承担不起过于沉重的公共财政，尤其是一系列重大工程在一个简短的时间段里集中发生。但很多时候，外部的压力突然降临，却不是由帝国内部治理者们所能掌控得了的。我们似乎可以理解汉王朝初年所采取的与匈奴“和亲”政策，其理论依据大概就在于秦王朝竭泽而渔应对外部危机的教训。 但值得深思的并不止于此：边患的问题自西周以来就大量存在，问题在于，为什么当秦国还是一个区域性邦国的时候，能
3、做到抵御胡人的入侵，并保持了军事开支与财力汲取速度的平衡。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以后，却反而使平衡失控，从而导致内部危机的总爆发？ 当然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了匈奴的各个部落，资源的综合调度能力得到加强，远非昔日可比。但此时的中原诸侯国也被秦国一一兼并，从力量消长的对比上，彼此的差距变化应当不会很大那么，问题的症结就肯定出在秦帝国内部的治理了。 帝国统一以后的制度建设，以秦国的单一治理模式向全国推广，以较为简单的秦国经济模式去同化相对复杂的六国经济模式，时间短暂而进度急切，从而使利益受损面过于广阔。在前六国的土地上出现全民性的反秦风暴，成为势之必然。 而“利出一孔
4、”的制度建设处于相当的不稳定状态帝国的统一，仅仅建立在军事的优势之上，所带来的变化也只是社会中上层势力的重组，社会基本结构并没有在大重组中获得改进。这使原六国的贵族铤而走险，张良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从事工商业的民众、本地化的中下层官僚也都在“利出一孔”、“利出一地”的社会制度改造过程中日益积累不满情绪：最后这一切，随着最一无所有的那个阶层的爆发（即陈胜吴广起义）而爆发。 同样围绕战争的目的，与中原农耕文明国家截然不同，匈奴游牧民族的军事侵扰本身就是一种掠夺性的财富汲取方式，战争就是为了掠夺财富，满足对财富的需求，与农耕社会的战争消耗财富不可同日而语。 秦未亡于外敌入侵而亡于内部反叛，则说明秦过
5、度关注外部风险而忽略了内部的隐患，其为满足御外需求而急速推进的“利出一孔”的政策，是足以加剧内部各种反对势力的集合和纠结。 考察反对秦帝国的利益同盟的社会组成，我们可以发现，项羽的基础是前六国贵族，而刘邦则更代表中下层利益集团的意志。有意思的是，项、刘二人，均出自楚国，当初以其综合实力与秦国最有得一拼的诸侯国。尽管秦国依靠其强大的资源调度、整合能力，战胜了包括楚国在内的所有对手，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楚国最终展示了另外一种力量，“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给了秦帝国以及后世的帝国治理者一个深刻的教训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即便由中央集权取代了分封制，也仍需给各地区留下适当的活动空间。把地方和民间的空间全都封杀了，金字塔顶的权利也就摇摇欲坠了。 某种意义上说，西汉初年的治理传统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尊重不同区域的治理传统，尊重自由发展的民意。后人把那种方式称为“无为而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