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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四）史晋川 黄良浩（二）计量分析模型与数据检验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内在机理的逻辑推导，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总需求结构跟收入分配、产业结构以及开放程度等密切关联，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的症结是居民消费率偏低。因此，笔者围绕居民消费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Ydem=+0Xinequ+1Xind+2Xopen 式中，Ydem指需求结构特征指数，用居民消费率的自然对数（ljmxfl）来衡量；Xinequ指收入分配失衡指数，笔者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比重的自然对数（lcssrab）来衡量宏观国民收入分配状况，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的自然对数（lcxchabs）来
2、衡量社会群体收入分配状况；Xind指产业结构指数，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自然对数（lindzb）来衡量；Xopen指对外开放度指数，用外贸依存度的自然对数（lwmycd）来衡量；为常数项；0，1和2为系数。令为随机误差项。因此，得到计量分析模型： 计量分析软件为statal0.1。统计数据主要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样本数据期限为1978-2008年。首先对4个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VIF最大为6.64，Dec为0.036，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接着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5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即都为一阶单整（1）。这表明这些
3、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验证是否确实存在这种长期均衡关系，笔者使用约翰森检验（见表2）。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水平下，这5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实证分析过程及估计结果对存在协整关系的一组变量，可以采用差分法将其转换为平稳序列，再进行结构分析，但这会忽略变量水平值的重要信息，模型只能反映变量的短期关系而不能揭示长期关联，同时还会出现缺乏截距项等问题。因此，采用简单差分法不一定可行。下面采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根据AIC准则和HQIC准则确定模型滞后阶数为4。根据计量结果，得到误差修正项ecmt为： 估计的长期均衡关系为： 上述协整方程及各变量都显著。协整方程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4、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重与居民消费率成正比，弹性为7.34；城乡收入差距倍数跟居民消费率成反比，弹性为4.20，这表明宏观收入分配越向居民倾斜，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居民消费率越高，这符合消费理论预期。第二产业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成正比，弹性为14.46；外贸依存度与居民消费率也成正比，弹性为1.63，这表明从改革开放30年的总体进程看，工业化和国际化对提升居民消费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如果考虑发展阶段，选择1992-200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这个促进作用就转化为抑制作用，但由于数据容量限制，这个结果在短期显著性上有所欠缺。下面将误差修正项纳入回归方程，不考虑在5%显著性水平下表现不显著的变量，将滞
5、后1期一2期ljmxfl的差分和作为滞后1期ljmxfl差分的代理变量，将滞后1期一3期lcxchabs的差分和作为滞后1期lcxchabs差分的代理变量，将滞后1期2期lindzb的差分和作为滞后1期lindzb差分的代理变量，将滞后1期一3期lwmycd的差分和作为滞后1期lwmycd差分的代理变量，lcss-rzb作为自身的代理变量，总体上可以得到如下误差修正方程： 方程R20.97，表明方程拟合优度较好。反映残差项是否存在一阶和二阶自回归的LM10.04，LM20.63，表明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由上述方程可以看出，调整系数为-0.11，符合误差修正模型的预期。这个系数反映了短期波动偏离
6、长期均衡趋势时向长期趋势回归的力量。就短期冲击来讲，前期的居民消费率、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重对本期居民消费率增速起抑制作用，城乡收入差距倍数扩大速度反而对本期居民消费率提高速度有促进作用，这可能跟预期因素相关。前期第二产业占比以及外贸依存度增长与居民消费率增长负相关，这表明短期内第二产业占比和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会导致居民消费率增速减缓。进一步对误差修正模型做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比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数、第二产业占比以及外贸依存度等因素的增速都是居民消费率增速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居民消费率增速只是城镇居民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比重增长率的格
7、兰杰原因，不是其他三个因素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居民消费率与收入提高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四）发展战略与社会制度的路径依赖中国之所以能在需求结构失衡的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三位一体”的低层次均衡机制。这种均衡机制的发生和维持，又归因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强有力的战略引导。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以“三位一体”低层次均衡为核心的发展方式是适应当时国内资本缺乏、低端市场需求旺盛和先进技术约束明显等基本经济环境需要的。但问题在于，面对深刻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国发展战略和社会制度调整缓慢，遭遇转型的“制度刚性”和路径依赖的演化惯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环境是：（1）劳动力“无限
8、供给”。这给实施低工资制度提供了可能。（2）资本缺乏。原则上市场利率应该比较高，但为了加快经济建设，特别是支持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银行体系实行了“低利率”。（3）土地相对宽裕。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出让上实行相当优惠的政策。（4）短缺经济，没有市场需求约束。（5）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低端产业技术供给约束。在此背景下，中国实行了投资主导型发展战略，构建了“资本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即低工资、低利率和低地租政策。这一时期，这种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制度基本适应了当时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短缺经济转换为过剩经济，市场需求约束和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出现。这时，中国抓住了深化改革
9、开放和加入WTO的重大契机，采取下调人民币汇率等多种手段，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形成投资主导、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及“资本偏向型”、“国外消费者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所谓“国外消费者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突出表现在本币低汇率，这实质上是国内劳动者向国外消费者进行补贴。随着外贸规模的快速扩大，在现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下，货币流动性日益充裕，但城乡居民收入没有实现与GDP的同步增长，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引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强，实体经济投资环境恶化。过剩的流动性涌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形成资产泡沫的较大隐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需求约束和产业
10、技术约束进一步凸显，“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红利”逐步弱化。中国劳动力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出现从无限供给向有限过剩转变的“刘易斯转折点”，中长期内劳动力成本上涨将成为必然趋势，“人口规模红利”逐步弱化。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接近社会“容忍红线”，提高劳动报酬、缩小收入差距的呼声日趋高涨，收入分配问题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和稳定的核心问题。这意味着传统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必须顺时应势，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粗放形式向消费引领、创新驱动的集约形式转变。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加快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11、，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任务。今后一个时期，如果总需求结构没有实现有效转型，则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并没有实质性转变，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趋势也没有实质性转变，这意味着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式增长格局难以转变，国际产业分工低端锁定格局难以转变，这还意味着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投资环境恶化，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的隐患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中国正处于推进需求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对实现全面小康、加快迈向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需求结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就需求结构调整需求结构，满足于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构成形式，而应当跳出需求结构失衡的问题本身
12、，从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的根源上构建起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新战略和新机制。（一）构建以扩大内需为核心的内生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时期，主要实行以进口替代为主要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二是改革开放至2008年，主要实行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三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进入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新阶段，需要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扩大消费内需、强化产业创新等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特征的内生发展战略。内生发展战略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如果说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是扩大经济规模，实现经济起飞，是以G
13、DP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那么内生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将是增进人民福利，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战略。第二，如果说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基本实现方式是粗放式扩张，是外源推动的不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内生发展战略的基本实现方式将是集约式发展，是依靠消费引领和创新驱动的内源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三，如果说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加强物质资本积累，拉大贫富差距，是资源配置集中化的发展战略，那么内生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推进收入分配合理化，是资源配置均衡化的发展战略。在当前国际国内基本经济环境下，只有实行内生发展战略，中国才能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动力，顺利跨入中等发达国家乃至高收
14、入国家行列，才能增进社会和谐，实现崛起。中国转型发展的实践证明，发展战略的转变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是一场政府引导和社会协同的深刻变革。构建内生发展战略，需要一个因势利导型的政府，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扩大消费内需和加强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这要求切实优化政府考核方式，增强社会发展、人力资本提升等方面的考核指标和考核权重，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同时，还需要推动企业从资本投入为主的粗放式经营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实现企业与员工双赢的共享式增长。（二）构建“劳动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激励，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会诱发社会矛盾冲突，影响经济效益提升，制约投资和消费发展
15、。如果说实施内生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那么建立“劳动偏向型”收入分配制度，就是实施内生发展战略的必要制度支撑。推进收入分配从“资本偏向型”向“劳动偏向型”转变，概括起来需要在三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宏观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实现突破，主要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福利型社会。二是城乡二元收入分配调整实现突破，主要是提高农村居民、农民工的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村居民、农民工市民化，增强其致富能力和持续消费能力。三是中等收入阶层培育实现突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出现晚，而且规模小。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是持续扩大消费内需的主要支撑，应当在今后一个时期的转型发展
16、中给予高度重视。推进收入分配从“资本偏向型”向“劳动偏向型”转变，应当深化低工资、低汇率、低利率、低工业用地地租等要素价格体制改革。应当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福利社会，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优先事项，把加快社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特别要重视建立人人共享、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公共财政是建设现代福利社会的重要保障，应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更多地实现二次分配合理化，增进广大劳动者的总体福利水平。作者简介史晋川（1957一），男，山西武乡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黄良浩（1981一），男，浙江瑞安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