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语言学习知识的关系.doc

!- 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积淀，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优秀儿女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宗教哲学无不体现出中国的特色，中国的传统。而千年之后，在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这些优秀的传统还能继续辉煌下去吗？如何让一代代年轻人将老祖先的智慧成果传承和发扬下去就是我们语文教育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自上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发展状况可谓是喜忧参半。可忧的是在商品经济、互联网、快餐文化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和更年轻的一代人对与传统的忽视与忽略。以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现代科技传媒等为载体的快餐文化，以其快速便捷、信息量大且富于娱乐性的优势风靡整个文化市场，拥有了众多的青少年读者，从而让大批的年轻人远离文本、远离经典。因为年代久远、语言习惯的差异，那些蕴含着古人智慧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在他们眼里是艰涩的、难懂的、过时的，很少有学生真正愿意走近它去了解它。因为语言的关系阻断了青少年与传统的近距离接触，同时还让很多人望文言文而生畏，更谈不上兴趣。如果不是因为考试要考的话，估计这些东西早已随着历史尘封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 但情况也并非没有改善，在其他各国掀起汉语热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而世界各地兴办的孔子学院也将古老的文化传向了世界各地。既然外国人都如此热衷于学习中国古老的传统，那么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更应该肩负起国家建设和文化传承的双重任务，让传统文化后继有人，因此教育教学改革也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势在必行。教育部在2003年颁布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其中给语文的学科性质做了这样的规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高中语文课程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从这一表述中我们看到，语文学科的性质已不单单是工具性了，“人文性”的强调更体现了语文学科在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上的独特之处，这就与传统文化中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不谋而合。 新课程教材中增加了不少文学名篇和古诗文阅读篇目，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生获取传统文化的途径，但相对于涵盖文、史、哲、音乐、绘画、建筑，融儒、释、道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课本的内容连冰山一角都谈不上，其覆盖面极为有限。除了文本本身的限制，当然还有诸如考试、升学、家长的期待以及各种功利性因素的制约。此轮新的课程改革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改变现状的契机。借助改革的平台逐渐改变现行教育教学中一些不合理的做法。 如何让学生能自觉主动并有选择性地走进传统文化，我们不妨先从课堂教学入手：通过吟咏诵读，营造出极富诗意的课堂。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朱熹就说：“学者观书，务须读得字字嘹亮，不可误读一字，不可少读一字，不可多读一字，不可倒读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需多读数遍，自然上口，长远不忘。”熟读成诵之后，文章的内容、诗中的精华自然可以为我所用，成为自己的积累。吟咏诵读可谓是是中国几千年来读书人最重要也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古人读书可以摇头晃脑、可以忘乎所以，因为进入了诗歌文章所描绘的美好意境中，亲身体会之后才能有所感悟。而让学生在诵读中进入意境，引发情感的共鸣，这是其他学科的任何教学手腕所不能比的。尤其是极富韵律和声情的古典诗文，只有经过反复诵读，才能愈加深入地体验。 其次，我们可以从改变传统的教学手段入手。既然学生喜欢图画阅读、声音阅读，那么我们自然可以“投其所好”，借助现代试听手段来丰富课堂。很多时候语言是苍白的、无力的，难以表达出内心丰富而多变的情感体验，这个时候我们换种方式或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中，或从一幅优美的画作中找到心灵的慰藉。尤其是在诗歌的学习中，语言的无力感就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了。以高一必修一《大堰河我的保姆》这篇文章的学习为例，在自习时学生诵读诗歌之后，笔者询问他们读后的感受，学生普遍反映没有诗味儿，远不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与戴望舒的《雨巷》那样引人入胜。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我选取了一段配乐诗朗诵，其音乐非常感人，节奏不断变化，将诗人不同阶段的情感准确、生动地表现出来，而朗诵者也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诗人的情感发展脉络及对大堰河那深沉、真挚的爱，因此朗诵极其入情，达到了催人泪下的效果。听完之后，我再次问同学们对诗歌的体验，他们说有种想哭的冲动，并且真正感受到了一个儿子对母亲发自内心的爱。此外再将学生理解困难的诗句稍作点拨、简要介绍了艾青本人的成长经历，学生就能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涵和诗人对乳母的深深眷恋。 而在练习中遇到汉乐府民歌《上邪》时，让同学们先诵读诗歌，同时回忆在哪个地方见过相似的写法，同学们很快就说出了在《还珠格格》主题曲中了解过；再让他们比较一下，才恍然大悟越来那么美的句子不是作者的自创，而是从千年之前的诗歌中借鉴而来，因为觉得熟悉，又亲切所以再读诗歌时就特别激动，并且很快就记住了，相信以后都不会忘记了。同时让同学们再回忆还有哪些类似的用法，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很多，开阔了眼界、找到了根源，学得轻松又自在。 再次，我们可以让学生留心身边的传统。比如传统的节日中的清明、端午、中秋、春节、元宵等。每个传统节日都有特定的风俗习惯、历史故事，包含着我国先人的智慧、思维方式，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信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传统节日文化以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形式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这与新课标所强调的“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相契合。在去年中秋节，就利用这个机会让学生了解中秋的由来、相关的传说，交流中秋节的习俗，同时回顾古人诗歌中表现中秋、月亮的诗句，同学们的积极性和热情被调动起来，一下子背诵了几十首与中秋、月亮相关的古典诗词。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秋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诗歌，不但能背诵而且在老师的指导下分析体会出诗歌中蕴含的浓浓的乡愁和对于季节变化的感叹。其他节日同样有许多传统蕴含其中，找准时机作适当的引导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让同学们对淡漠的传统节日热衷起来。 此外还可以通过比较有地域特色的建筑、风景来传递传统文化。比如四川各地的古镇，川西的民居，让学生将它们与其他地方建筑进行比较，就能很直观地感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别。而我们身边的名山大川：比如我们峨眉、青城不但要知道风景的优美，还可了解其源远流长的佛教和道教文化。了解家乡四川的文化名人：三苏、李白、杜甫、陈子昂，司马相如等人，去追寻他们的足迹，了解他们逸闻趣事和人生经历。我们可以在霓虹闪烁琴台路上感受相如琴挑文君的浪漫；在东坡故里三苏祠一览词人的风采；在李白故居感受青年李白学习生活的情形等等。而将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再与他们遗留下来的传世经典相结合，会感到与古人做朋友其乐无穷，同时也发现原来与他们是那么亲近，而并不陌生。 我们可以从金沙博物馆、三星堆等出土文物中感知古蜀王国的辉煌和先民的智慧，成都举办的非物质遗产文化节中也可以很直观的去感受蕴藏在民间的艺术精品。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去感受传统，感受文化的魅力，逐步培养学生关注文学、文化发展现状，形成大语文的观念，而不是仅限于语文课堂。对于巴蜀文化如此，全国其他地方的文化也一样可以在网络、电视及我们的旅途中感受了解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路当然可以成为丰富生活和人生的有效途径。 最后，还可在考试中渗透部分传统，以此作为导向，让学生去关注、关心传统文化，这一点在必修教材已经有所体现，比如《优美的汉字》、《巧妙的对联》等专题的设置就可以促使学生去关注我国的汉字文化。有人说“汉字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永久的向心力，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百科全书。”“一个方块汉字，就是一个天地，一个世界，一种历史，一个民族的心灵、记忆、希望和寄予，一个美丽不老的民族抽象；一个方块字，就是巍巍泰山、滔滔黄河、茫茫神州的代码，它有如光辉四射的彩霞、震撼世界的雷电、浇灌大地的云雨，有说不尽的美丽。”当我们真正走近汉字、尤其是造字之初的甲骨文才会发现原来它是那么的可爱，而祖先的想象是如此的丰富，会有许多意料之外的收获。 人类前行的历史总是充满了坎坷和荆棘，任何一项改革也是在不断尝试中前进，期待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教育，并能真正为着学生终身发展及社会发展而服务的教育之路。也希望通过一代代人的传承让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化更加辉煌，并世代流传。 游汝杰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中指出“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凡解释性的学科都必须借助别的学科解释本学科的问题。文化语言学则必须借助历史学、地理学、哲学、民族学、文艺学、文字学等学科的知识，这样文化语言学就把语言学与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而两者的结合是双面的。”[7]因此，在讨论文化语言学的主要论题时，应该立足于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既要透过语言看文化，又要透过文化看语言。 （一）从语言的渊源和演变看文化传承 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记录传承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没有文字产生的时候，人们对文化的传播已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一般地，口头语言记录文化主要表现在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解释上，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表现传承着史前文化。很有代表性的神话如小时候经常听到的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共工触山等一系列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上古社会文化不发达的时候人们对想象中的天庭的崇拜；而像牛郎织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故事表达出古代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语言同时又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因此人们必须把认识世界的成果通过语言巩固保存下来，并通过语言传播开去，因此，语言成了文化的忠实记录者。有代表性的如英语中的pen（钢笔）是从拉丁语的penna来的，原意指羽毛（feather），最初只严格应用在原始的鹅毛笔中（quill pen），后来做笔的材料。经历了千万次变化，这个字却始终保存下来，于是在古代本来含有羽毛意义的字观在却用来代表一种有金属笔尖的文具。反过来讲，如果分析这个现代语词和羽毛的关系，也可以教我们知道一些古代笔的文化。又如在我国，另外，透过风俗礼仪的沿袭我们同样能看到文化的传承作用。比如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在婚礼举行前一天晚上向新婚夫妻床帐里撒些枣、栗子、花生的习俗。这是借谐音来求吉利的一种习俗：“枣”“早”同音，“栗子”“立子”同音，意为“早得贵子”，而“花生”意为生男又生女。 （二）从语言看文化的渗透 有一种语言既不用说也不用写就能让人明白，这类语言通过手势、指挥旗、音响、舞蹈等手段让观众都能明白，我们称之为准语言。准语言的使用范围相当广泛，“除有声语言之外，能起到交际作用的一切手段大凡都属于准语言之列。它既有如红、绿灯，海上旗语等之类的契约性的准语言，也有如手势语、体态语之类的准语言，还有舞蹈、音乐、书画之类的艺术性的准语言。”[8]这些准语言在交际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有些统计数字表明，交往中大约有65%的社会含义是通过准语言传递的。 篮球、足球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已渗透至世界每一个国度的裁判的丰富的手势语逐步统一而规范起来，比如：如篮球比赛中，裁判腕部下垂，表示干扰得分；向一侧砍手，表示开始计时；握紧拳头，表示撞人；在头上双交拳，表示双方犯规；双手叉腰，表示阻挡；双臂交叉运动表示取消、手指向一侧，表示3秒进攻违例；双拇指向上，表示跳球；双手触眉，表示20秒暂停等等。讲英语的人向人问好用拇指和食指圆成一个圈与英语的“OK”联系在一起，食指和中指向上分开举起，手心向外或双臂上举表示胜利，源自英语“Victory”的“V”。如今这些手势语通过媒体传播已为世界认同。在我国表示数字的手势语言中，历来就有“捏七撇八钩子九”之说，也就是说把五个手指尖捏在一处表示七，拇指食指撇开表示八，而伸出食指并稍微弯曲表示九等。 准语言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产物，社会和时代总要给予它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主导性文化影响，也包括主导性文化之下的支文化的影响。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是绝对封闭而不与别的文化发生关系的。舞蹈主要通过人体动作来表现生活，在舞蹈艺术中，形象的塑造，思想感情的表达，都要通过舞蹈词汇——形体动作来实现。比如曾风靡全球，久演不衰的芭蕾舞《天鹅湖》，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成名的聋哑舞《千手观音》等都通过多姿多彩的体态开拓了世人的审美视野，提升了人们的审美注意力。美术、音乐也是如此，蒙娜丽莎嘴角处浅浅的微笑；“思想者”强健的身躯；命运交响乐震撼人心的节奏，“梁祝”中从相恋到抗婚再到化蝶的旋律的千回百转。无一不在撞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艺术没有国界，同样，艺术语言也没有国界。 （三）从语言看心理取向 《汉语应用语言学》一书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欣赏心理，价值取向在语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9]该书围绕“食”、“鼎”“爵”阐释了其中蕴含的民族心理取向。应该说，不同的民族，不同身份的人会有不同的心理取向，这在对外翻译以及言语禁忌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哪里”在我国日常对话中有表谦虚的意思，如果生硬地把它翻译成英文中的“where”可能会让人不知所云，甚至会闹出笑话。要翻译得体，必须要全面了解不同国度里的文化背景和风土人情。对于语言禁忌，就要因民族、因人而异了。比如西方人最忌讳“13”这个数字了，而中国人忌讳“4”，因为“4”“死”同音。但在搞音乐的人眼里，“4”发音是“发”。做生意的人走路喜欢多转圈子，因为“转”“赚”同音，他们也喜欢“8”，“8”“发”同意。现在透过一些象机动车牌号、手机号等带有明显文化痕迹的东西，不难看出当今一代人的心理取向。我们说事情不一定会像人们想象地那样美好，但本着图吉利的这样一种心理暗示，没有人回避这种心理取向。 从另外一些语言中，我们同样也能看出许多带有传统烙印的东西：自秦以后的封建社会中，均对帝王名字严加忌讳。秦姓皇名嬴政，“政”“正”同音，所以人们把“正月”改称“端月”、《汉书》为避汉高祖刘邦之讳，改“邦”为“国”、唐代为避李世民之讳，改“世”为“代”，改“民”为“人”；清代的文字狱让避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一八股文考题名为“维民所止”让人抓住了把柄，“维”、“止”二字正是“雍正”的下半部分，有人认为这是对皇帝的大不敬，主考官为此丢了脑袋。在民间一些团体中，象行船之人忌船沉，船翻（帆），船住，而将姓陈说成姓安，将“住”说成“快”，于是同音的“箸”就变成了“筷子”；戏班子忌“散”而称雨伞为“雨栏、雨遮、雨挡、雨盖”等；商人怕折本而将猪舌、牛舌改称猪利、牛利。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和文化心态的重塑，以及世俗风尚的演变，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变化都会留下历史的印记。透过这些印记，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团体的心理取向了。 （四）透过文化看语言的发展 爱德华萨丕尔曾说过“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形式，文化对于语言的制约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语言本身难以理解的语言现象如果放在文化的范畴来考虑，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儒家文化占据统治地位，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伦理传统和民族心理，同时也在汉语中留下历史的烙印。应该说，儒家文化是一种自抑性的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形式之一就是丰富的自谦词和敬称词：凡是与“我”有关的词词义都贬值化，而与对方有关的却用尊称。如称自己的词有“愚、仆、臣、妾、奴才、鄙人、不才、不佞、小生、在下、下官、门下、弟子”等，对别人的称呼为“君、公、卿、大雅、足下、先生、阁下”等。连及家属，称自己的儿女为“犬子、小儿、小女”，自己的妻子为“内人、山妻、荆妇、拙荆、糟糠”等，称别人的儿女为“令郎、令嗣、令爱、令媛”，别人的妻子为“令室、德配、邑君”等。别人的父母为“令尊、令堂”，就连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也自称为“孤”、“寡人”“朕”等。波及东西，自己再好的酒也是“薄酒”，再豪华的房子也是“寒舍”，再好的文章也是‘拙著’，再好的字体称‘拙笔’，称对方身体“贵体”，问对方年龄“贵庚”，就连对方有病也要称“贵恙”。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以此可见，我国这种自抑性文化影响之深远，甚至还影响到词与词的组合上。 比如在日常称呼中，我们习惯于称人为X教授、X博士、X主席、X总，如果称人为X讲师或助教，X硕士或学士，X副主席或副总却是很不自然的。这就是儒家尊主卑次的文化心理因素在做崇。如果不遵从这样一种心理，可能要招来非议。当年影视红星刘晓庆因自称“我是中国现在最优秀的演员”而引来众多非议。这种心理还影响到经济领域的用词上：经济倒退叫负增长，停滞叫零增长，工人失业叫下岗，通货膨胀叫货币贬值等等。由此来看，含义相同的词由于表达方式的不同，折射出显著的时代特征，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此外，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所以在使用同一词汇时会有不同的意义。如英文中的“I”（我）在任何地方出现都要大写，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象征，与中国推崇的谦词文化恰恰相反。西方人自信，坦率，不贬低自己，也不恭维别人，受到表扬时会说谢谢，这与中国的谦让也大不相同。在对待动物上，尤其在一些成语中，中西文化的差异让人对某些动物有不同的爱憎感情：汉语中的“狗”往往被看成卑劣而丑陋的，象狗头军狮，狐朋狗友，狗仗人势，关门打狗等；西方“狗”的喻意多让人褒扬或怜悯，如“to helplamedogsoverstiles（扶贫济困）”“toleada dog’slife（生活困顿）”。 综上所述，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发展的轨迹不可避免地在语言中划下了历史的印痕，文化从表达方式和范围来看，对语言有着很强的制约作用。 三、文化语言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文化语言学的兴起，无疑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它在弥补长期以来汉语研究的空白之处的同时，也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应用层次上讲，有助于我们在今后语文教学中全面地认识这一学科的性质，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教学。 教育界对语文学科性质有着争鸣，这场争鸣是从1987年开始的，当年陈钟梁先生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题为《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文章，第一次把汉语人文性的问题引入语文教学界，也因而拉开了争鸣的序幕，自然面然地，《语文学习》成了这场论争的阵地，此前，教育界普遍认为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可以这么说，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是随着文化语言学的兴起而被提上议事日程的。究竟该怎样认识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不同学者看法也不同：董旭午发表在《语文学习》97年第3期的《工具说的科学内涵及其意义》文章指出：“语言是供人们进行交际的工具，这个本质属性从语言一产生就与之俱来”，“语文教学一直在‘工具说’的指导下进行，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总趋势是不断臻于科学。”而李震在1996年第10期《语文学习》中发表《一场重要的讨论》一文中说：“语文教育人文性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指汉语汉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和民族感情；二是引导学生开掘汉语汉字的人文价值，注重体验汉族人独特的语文感受，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三是指尊重和发展个性，培养健全人格。”而于漪论断——“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科学，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 肴宋慕逃慕岷稀保琜10]则引起教育界的共鸣。我想对于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语文教师来讲，做好语文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无疑会对今后的教学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从专门用语的文化发展轨迹看语文教育的工具性 专门用语是词语中所反映特定对象的一类词语，申小龙在论述文化语言方法的时候，提到文化镜象法，他将礼仪，姓氏别号，亲属称谓、地名、官职等作为汉民族社会风貌的镜象。在这里，不论是礼仪、姓氏别号，还是官职、地名都归属专有名词之列，教学中注意加强对特定词汇的解释，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了解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从而展示语文教学工具性的作用。 反映伦理文化的词如“中庸”特指儒家所提倡的对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政治哲学思想；反映礼仪文化的词如“三牲”（特指古代用于祭祀的牛羊猪），“大祭”（天子祭祀昊天，上帝，先王），“中祭”（祭祀先公），“小祭”（祭祀山川树林等）。封建社会解体了，但礼仪却保存下来。帮学生了解这些伦理礼仪的背景知识，我们对前些时候连战率团拜谒中山陵，宋楚瑜带队大祭黄帝陵就不难解释了。不仅如此，还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和民族统一情怀。 关于人的姓氏，自古以来就有之，但早期的姓只代表一种族号，直到后来才有“别婚姻、崇恩爱、厚亲亲”[11]的作用。而氏是姓的一个分支。姓是不变的，而氏的变化很大。这一文化至今甚至还影响着“同姓不婚”，避讳，修家谱等风俗，尤其是农村，影响深远而广泛。至于名号，则反映出一种对女性的歧视和封建社会等级的森严，史书上流传下来的大都是有名有姓可考的男子的事迹，很少有对女性事迹的描述，有也只是一笔代过，更不用说姓氏俱全的女性了。“父子不同名”以及上文提及的避帝王之讳，则又反映出封建等级的森严。 至于地名文化，很多地方至今仍能看出时代的烙印：“乡”是秦代时地方基层行政单位，至今仍在保留；“集”是唐朝时村级单位的通名，今天的很多地方称为XX集；唐朝时还改州为道，今天见到XX道便可知是唐代的区划；元代首创行省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帮学生了解古代相关的文化知识，那么在学习文言文或解释一些文化现象的时候会减少很多障碍。 （二）透过美育教学看语文教学的人文性 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是今天倡导的素质教育的一部分，而人文教育又是许多具体的教育方式的组合，其中审美教育是这一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它要求教师按照美的规律，用美的信息去激发、引导学生的审美心理和情感，从而培养学生符合人类崇高理想的审美意识，帮学生获得健康的心理。 审美教育的始祖是孔子，他在《论语宪问》中就提出“文、行、忠、信”四种教学态度，并主张将“礼、乐、射、御、书、数”列为教育科目，这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今天倡导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也认为艺术会浸润人的心灵，如果把美融入到心灵当中，心灵会变得美好起来；亚里斯多德则提出很有影响力的“净化”说，他认为优秀的文学艺术能够净化人的心灵 ；古罗马的贺拉斯也提出过“寓教于乐”的理论；德国的席勒，认为感性的人只有经过审美教育，变为审美的人，才能成为全面的人，丰富的人，从而把审美教育与人性的完善联系起来 普通意义的美育课，人们很容易把它和音乐、美术等联系起来。其实不尽然，美育特别是深层次的美育，与语文教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学生的审美价值，往往是在语文课的学习中树立起来。 以我实习期间讲过的《我有一个梦想》为例，讲之前，我听过其他老师的几节课，感觉课堂气氛活跃要靠老师的引导。如果按“教参”单纯地让学生读一遍课文，标一下字词，老师概括一下梦想的内容，讲一讲排比句的作用，似乎不会打动学生的心灵。我的教学过程是这样的：先让几名学生讲述他们的梦想，然后让全体同学将自己的梦想写在纸条上，我郑重地将其装入一个信封里，说等十年后再打开来看。这样一开始就把学生的兴奋点集中在梦想上了，学生对未来都是充满憧憬的。课上重点讲两部分排比句，先让学生听录音原文，我再范读，又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诵。这样做，就是要在读中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学生在一种活跃的课堂气氛中学习效率远远要高于死气沉沉的气氛中。之后又引导学生评价文章的价值，概括文章的艺术特色。授完课，我也郑重其事地把自己的梦想写下来也装入信封，封上口交给班长，并让每位学生找时间签上名，当作见证。这样一堂课下来，学生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如果说审美教育的表层任务是帮学生分辨美和丑，善跟恶的话，那么深层次的任务则是要通过语文教学培养学生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情感力、独特的想象力和深刻的理解力。这四种力越高，其素质也就越高，也越具有创新精神。因而，语文教学中的美育在塑造学生美好心灵的同时，也在培养着他们的创造力，从而语文教育的人文性突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