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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引言 2 变革的起点：对马克思主义转向(Marxist turn)的批判 3 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s) 4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s） 5 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s） 6 尺度转向（Scalar turn） 7、结语：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ies）的问题与前景 8、几点启示 但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在新技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共同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社会经济全面快速调整和变革的新时期。 作为结构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关注于下层结构和宏大叙事的理论霸权以及对人的能动作用的
2、忽视，自然受到了来自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挑战和批判。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实”和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共同推动下，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大大拓展，一个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充满活力的“新经济地理学”迅速形成。与前两次转向相比，这次理论转向的维度是极其多样化的，概括起来，以下4方面相互交织的领域：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构成了这次转向的显著特征。 制度转向是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这种经济地理视角认为，如果不对经济活动赖以运行并受其改变的多种多样的社会制度给以应有的关注，就无法对资本主义景观的形成与演变进行充分的理解。 马丁（R. Martin，2
3、000）认为，这种“制度转向”大体有4方面的来源：（1）法国管制学派（French regulation theory）对“社会管制模式”的强调；（2）经济地理学对社会文化日益增长的认识（即下述的文化转向）；（3）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等社会科学对“制度主义”的研究；（4）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20多年中所发生的实际巨变。 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制度主义认为，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情景的产物，它不能只根据原子式的个人动机来解释，而必须把它置入更广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规则、程序和传统中去理解。 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就是要弄清各种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
4、路径依赖”和“锁定”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演化动态，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管制（regulation）与治理（governance）机制。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求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逻辑”的传统，但在分析的视角上，却以更加宽广的胸怀从多种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最新发展中寻求思想源泉，它不仅致力于研究特定的制度及其在塑造和管制资本主义空间动态中的作用，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思考空间经济及其演化的方法。 （1）弹性专业化和产业区学派（如Amin，1989；Piore and Sable，1984）；（2）新产业空间学派（如Scott，1988；Markusen
5、，1996）；（3）学习型区域学派（Storper，1997；Asheim，1996；Morgan，1997）（4）创新环境学派（如Aydalot,1986；Aydalot and Keeble,1988）；（5）区域创新系统学派（如Cooke et al，1998）；（6）管制与治理理论（如Peck and Tickell，1994）。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强调经济生活既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根植社会的活动，其演化既是环境特定的，又是路径依赖的。与导向均衡的、享乐主义的、以完全理性的个体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传统假设相比，它更重视本质上非均衡的、不完全竞争的、非工具理
6、性的制度化过程 它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围和观察的理论视角，使经济地理学从抽象的一般化走向关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 它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综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哲学而走向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 它为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等奠定了理论基础； 它使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从关注于以“物和结构”为核心的“形而下”转向重视以“观念”为核心的“形而上”，从而使经济地理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建构运动。 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地理学始终将经济活动的空间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范畴，并以此将其同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特别是人文地理学中的其他学科如文化地理学、社
7、会地理学等加以区分。 但从1990年中期开始，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研究的深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开始思考，经济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纯粹经济的？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辨证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引出了西方经济地理学远较制度转向意义更为宽广和深远的有关“文化转向”的讨论。 经济生活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和文化的，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与其削弱经济，还比如通过将其置于其获得意义和方向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中而将其情景化”（Wills and Lee，1997）。因此经济地理学实质上是文化的经济
8、地理学（economic geographies of culture）。 实践上讲，过去十多年对解释资本主义新时期和新空间中经济转型的复杂地理所出现的困难，促使经济地理学家寻求新的研究领域和知识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从人文地理学中已形成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文献中获得。 政治上讲，左翼政治经济地理学家所鼓吹的激进政治文化，无情的经历了从阶级斗争的解放政治向政治、文化、环境认识的代议政治的剧烈转变。 经济地理学自身创新的压力和整个西方人文科学对“文化研究”的重视。 文化转向的理论视角是多元的，并不存在单一的文化转向和单一的“新”文化地理学派。对待文化与经济有5种基本观点： 继续将经济和文化
9、看作是相对立的可以明确区分的单元。 经济被输入到文化中，将已有的经济分析形式运用于文化生活。 将经济理解为情景化于或根植于文化中。 将经济看作是通过符号、标记和话语等文化媒体来表达的。 文化被看作是物化于经济中。 由于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理解的多样性和文化概念本身的歧义性，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呈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它涵盖了后马克思主义、制度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丰富多彩的思想流派。这些不同思想流派的哲学基础和分析的视角虽然有很大差别，但它们在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差别化的空间、地方和生产、流通、消费以及从中榨取剩余并实施管制的实践中，均高度关注经济过程中的文化性质和经济与文化的内在双向交互
10、关系，并努力建构各种文化因素和文化实践内在于经济过程的方式和其地理后果，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时空复杂性做出了更为深入细致并接近实际的解剖。 Thrift和Olds（1996）提出，通过对经济地理学中“经济”的重新思考，我们要为“新型”的经济地理学腾出空间，以补充甚至替代“旧式”的经济地理学。Thrift（2000） 甚至认为，文化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挽救了经济地理学，把它从垂死的、令人厌烦的处境中拯救出来。 Barnes（2001）则从经济地理学理论化的模式出发，提出“文化转向”是经济地理学从计量革命时期的“认识论理论化”向当前“解释学理论化”的重大转型。 Yeung（2002）、Perr
11、ons（2001）等则将“文化转向”看作是“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ies）诞生的源泉和标志。 “文化转向”是西方经济地理学自计量革命和激进革命以来的又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它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视野，将传统经济地理学所忽视或认为属于其他分支学科的制度、文化等因素融入到资本主义经济新时空的研究中，并在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广泛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关“后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最新成果，使经济地理学不在局限于激进政治经济研究而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自己的分析体系，从而有力促进了经济地理学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复兴和与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对
12、话，使西方经济地理学出现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在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过程中，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日益成为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焦点和核心。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有关劳动空间分工、地方性（Locality）研究和弹性专业化的争论，促使经济地理学研究不断从“生产的社会关系”向“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转向 。 （1）地方与区域发展中“关系资产”（relational assets）。 （2）社会行为者、企业和组织网络的关系根植性（relational embeddedness）。 （3）关系的尺度（relational s
13、cales）。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表明，“关系”、“网络”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理论建构的核心。 由于行为者关系网络的多中心性（multiplicity）和杂合性，“关系转向”为“后现代主义”经济地理学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新时空最为基本、最为通用的分析工具，它克服了1990年代以前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中的经济霸权和主体与客体、市场与层级、人与自然等二分法，使经济地理学能够通过对各种行为者及其之间关系网络的分析，透视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建构过程、各种行为者（包括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在建构过程中的作用、网络机制的演化以及空间经济的管制和治理模式。 “尺度”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
14、核心问题。计量革命时期Haggett（1965）的“尺度问题长期困绕地理学家”的著名论断至今仍然有效。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过程交织于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因而要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特别是全球化、全球地方关系、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城市区域结构重组等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地理尺度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具有本体性质的关键问题。 与空间科学用欧氏距离定义“空间尺度”和将“空间”看作是地理过程的平台（platform）或早期一些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将“空间”看作被动接纳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container）相比，19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发生的“尺度转向”，则强调尺度的过程、演
15、化、动态和社会政治竞争等性质，认为地理尺度是社会建构的，它本身也是参与社会建构的基本力量，地理尺度的重组过程和一定的尺度构造是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产物，“空间”不仅是不变的、有界的、自我封闭的、事先给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更是社会空间实践的竞技场（arena）、脚手架（scaffolding）和层级组织（hierarchy）。 早在1974，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都市社会学家Lefebvre就出版了法文版空间的生产一书。该书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的看法，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空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
16、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 1980年代，西方经济地理学和相关社会科学在向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激进转向以及在对这种转向的反思与批评中，形成了诸如“结构行动”（Giddens，1984）、“劳动空间分工”（Massey，1984）、“地方性（locality）”与“地域体”（Giddens，1984；Massey，1984；Cooke，1989）等理论以及“新区域地理学”(Cox and Mair，1991；Johnston，1991)的激烈讨论，而这些讨论共同分享着这样一种认识：虽然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但资本主义乃运行在彼此相互联系的大小不同的空间范围里 1980年代
17、后期以来，有关后福特主义转型和全球化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一方面，在“制度转向”中，地方和区域空间成为研究的焦点，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区域竞争优势的来源成为研究的核心；另一方面，在“关系转向”中，全球地方关系成为分析的焦点，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及其组成的马赛克结构的变化动力成为分析的核心。 1990年Smith（1990）提出了“尺度的政治学”这一概念 。 一些“激进的”地理学家追随Smith（1992，1995）和Swyngedouw（1992，1997，2000）迅速掀起了将政治经济理论运用于“尺度的生产”的研究工作，并将“尺度的政治学”广泛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
18、社会空间实践中。 一类是将“politics of scale”中的“of”作为“单数”，这种“尺度的政治学”概念表示的是，在一个相对有界的地理区域内社会空间组织某些方面的生产、重构或竞争，这种地理区域是一种有差别的、自我封闭的、特定的地理单元，如家庭、地方、地方性、区域、国家等，往往用地方的、城市的、区域的、国家的、超国家的、全球的等范围尺度来标记。因此，这种尺度政治学是“空间性的尺度政治学”（scalar politics of spatiality） 另一类是将“politics of scale”中的“of”作为“复数”，这种“尺度的政治学”概念表示的是，在各种地理尺度之间特定的分异、
19、排序和层级的生产、重构或竞争，它不仅包括了有差异的空间单元的生产，而且更加强调了在一个多层的、等级化的地理构架中众多或大或小空间单元的根植性和定位（positionality）。这种“尺度的政治学”是尺度重组的政治学（politics of scaling）或尺度结构化的政治学（politics of scalar structuration），它关注于尺度的重组过程，将地理尺度理解为物质上和话语上建构社会空间差别的层级化（hierarchization）和再层级化（rehierarchization）的一种形态。 在当代经济地理学转向中，许多制度主义区域发展理论家及其“新区域主义”区域发展理
20、论持头一种观点，而倡导全球化研究和“关系转向”的“关系经济地理学家”则持后一种观点。 “尺度转向”在一定意义上是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的一次“本体论”革命，它对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基于“尺度”和“空间”的独特视角。正如Lefebvre（1991）所言：“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通过“尺度转向”，西方经济地理学在关注地方的综合、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尺度生产和尺度重组过程对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动态的重要性，它使经济地理学家既关注于全球化对地方和空间的影响，也关注于地方和空间对全球化的影响。通过不同层级的地理尺度和对尺度间相互依赖性的政治学观察，使经济地理学对全球化、城市与区
21、域发展的过程和机制以及管制与治理模式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一个富有活力和创新性的“全球经济地理学”（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已经浮现（Yeung，2003a）。 “新经济地理学”“新”在哪里？ 三个方面： （1）对经济行动社会根植性的理解 （2）对经济行动者变动的属性是如何依性别、种族、阶级、文化而在空间上和话语上产生分异的理解 （3）对情景（context）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塑造和认识经济行为的作用的理解。 西方新经济地理学是以反新古典经济学的面目而出现的，它日益与社会科学中的经济社会学、女性主义经济学、文化研究和经济学中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异端的制度主义和演化
22、经济学亲和，而日益与新古典经济学决裂。 Amin和Thrift 2000年在Antipode上发表了“What kind of economic theory for what kind of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文，强调经济地理学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躺在这支狮子（指正统经济学和新地理经济学）而不被吃掉，那是我们在愚弄自己”。 许多经济地理学家注意到，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还是很肤浅的，除了研究论题和认识论、本体论方面的转向外，其方法论和理论建构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如Yeung，2003a，2003b），许多概念和理论建
23、构缺乏批判性和严谨性（如Cumbers et al，2003），其与正统经济学疏离而与非正统经济研究亲和的走向以及在政策实践上的软弱性也日益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批评（如Markusen，1999；Martin，1999；Lovering，1999； Martin and Sunley，2001），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过分的文化转向会杀死经济地理学”（Rodriguez-Pose，2001）。 继续与正统经济学疏离而将“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进一步向前推进 转向与正统经济学特别是“新地理经济学”的结合 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走向一个能够包容正统与非正统经济理论的更加综合的“新经济地理学” 理论转向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及其存在的重大问题决定的。 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是关键 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点或起点：对行为者的假定 经济地理学对未来社会建构的责任，技术层面、社会制度层面、观念层面 汇报完毕 敬请批评46 结束语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