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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our short words sum up what has lifted most successful individuals above the crowd: a little bit more.-author-date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北京工商大学 夏京春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学作品,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见解和开创性的贡献。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
2、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钱先生看到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以后我国正史中多数都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记载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是与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分不开的。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先秦以来“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记述了春秋以来的著名商人的活动,分析并论证了商业活动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在发展经济、富国利民上的重大意义
3、,表现了唯物思想的光辉。本文拟从货殖列传入手,分析并探讨一下司马迁卓越的经济思想及其价值。 一、“五之”说 从历史上看,汉代商业在市场商品流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尽管汉武帝大力发展官营商业,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间自由商业的发展。司马迁描述当时的状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农工商虞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这都是为的去“求富益货”;那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到处奔波,也都是为的去“奔富厚”。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活动,“若水之趋下
4、,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认为这既符合“道”,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对于人民的趋利求富的活动,为政者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呢?司马迁同时代人董仲舒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万民之从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张用“教化”去围堵和遏止。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人们追求富裕“逸乐”的生活,“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的。面对这种客观情况,司马迁认为应该采取的对策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五之说”是司马迁对发展工商业问题的总看法
5、,提纲挈领,非常全面。 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有区别地肯定前四种做法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即国家不要干预工商业者的自由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放手发展市场经济;其次是因势利导,“疏”而不“堵”,也就是国家的适度干预与调控;其次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运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太史公自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可见,“因之”是有前提的。国家让“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首先是由于他们“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如果他们有“害于政”,有“妨百姓”,就要对他们“整齐之”,“教诲之”。司马迁在实
6、录历史事势发展中似乎已经朦胧看到经济与法制的关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既要抓物质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加以适当控制,这是很了不起的。司马迁最不赞成的是最后一种做法“与之争”,同老百姓对抗,不让老百姓去求富益货和趋利奔富。这里的“与之争”,是针对汉代实行的禁榷制度和国家官办商业、工业而言的。由于汉武帝残酷打击私商,车船税重,因而私人工商业急剧减少,流通阻塞,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其苦。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反对汉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五之”说是司马迁对治理国家的经济问题开出的一剂良方,可以说是“五味俱全”,用心良苦。 二、分工说 司马迁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
7、的现实主义头脑的历史家,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鄙视工商业,而是认为各行各业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就当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来看,已经出现了地区分工的倾向,例如“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就是说,已经有农业发达地区、半农半商地区,有商业、手工业发达地区,有畜牧业、蚕丝业发达地区的区别了。司马迁看到了“百道营生,积财如山,贩物求利,贸迁有无”,各种各样的经营,能积累像大山一样多的财富,商人们的贩卖活动,虽然是为了牟取利润,但他们的往返贩运,却起到了沟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作用。司
8、马迁在概述了各地物产以后指出: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信食之原也。”在这里司马迁把商业与工业、虞业、农业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与当时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在处理农工虞商的关系上,司马迁主张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在卖粮的市场上,一石
9、粮只值二十几钱,便会损伤农民利益,一石粮上涨到九十钱,商人的利益便受到损害而无法经营。商人不经营,国家收不了税,财源就枯竭了;农民失去种粮的积极性,连草也不去锄了。出卖粮食,应有个价格限度,最高的价格,不能超过八十钱,最低的价格,不能少于三十钱。按这个幅度掌握,农民和商人的利益都不会受到大的损害,都有一定的利润。必须看到,粮食是一个重要商品。民以食为天,只有稳定了粮食,才能稳定人心,才能处理好农工、农商之间的关系,国家才能繁荣稳定。司马迁这种重商而不轻农、重农而不轻商的经济思想是十分中肯的,全面的。 三、奔富说 在货殖列传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司马迁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
10、追求尽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人活着就需要衣食住行,患贫致富是所有人的追求。司马迁对社会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写道:“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
11、者也”。然而,统治者却总是标榜自己没有任何的欲望。礼记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似乎是劳动人民唯利是图。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统治者追逐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了下来,他说:“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看到了人类这种追求物质的本性,不论是士农工商,还是将军宰相,大家爱财的本性都一样,这就把几百年来统治阶级泼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污秽,收起来又向着统治阶级泼了回去,这对于劳动人
12、民是一种有利的维护,而对于统治阶级则是一种有力的揭发和嘲弄。难怪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极为浓重的班固批评司马迁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也从一个侧面指出了司马迁写史记所具有的高卓见识和反传统的倾向。 此外,司马迁还把“富家”与“富国”统一了起来,即既要“富国”,也要“富家”。但只有“富家”,才能“富国”。因为,“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只有“富家”,才能扩大国家的财源;只有“富家”,才能治国,“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四、“素封”说 司马迁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权势和地位总是
13、同财富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连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到了秦和汉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还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
14、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司马迁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这四个字很重要。它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这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鼓吹的“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格格不入,具有明显的反天命的意义。 五、礼仪说 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司马迁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他赞赏管子的论点:“仓廪
15、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就把统治阶级的礼仪道德从天上降到了地上,礼仪道德是由经济地位富所决定的。这个观点尽管有些机械,似乎否定了道德对人的制约,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对的,是经济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决定经济,这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另外,司马迁还指出了所谓道德还有它极其虚伪的一面,它是供财富占有者、供权势者们经常涂用的一种美丽的脂粉。司马迁说:“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谁有钱有势,谁就有道德。这里的言辞不无偏激,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
16、和统治者道德的虚伪性、欺骗性。 六、生意经 司马迁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和方法。例如,奇巧取胜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勤俭节约,劳动致富,是生财的正路,但求富的人,还必须用奇巧取胜。那种只拉车不看路的人,是愚蠢的。只有善于用智谋,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来。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财富的来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职业,就像货币没有固定的主人一样。善于经营者,能使财富像车子的辐条汇向车轴一样向他集中,不善于经营者,即使原来有一定基础,也会被他搞赔,散失掉。 降低成本说。司马迁引用当时谚语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超过百里之外不去贩卖
17、柴草,超过千里之外不去贩卖粮食。因为柴草、粮食之类商品,远距离贩运,必然增加费用,加大成本,减少利润,很不合算。这说明由于地区贩运业的发展,商人已经懂得区别不同商品组织地区流通对经营盈亏的重要意义。 贵出贱取说。司马迁指出经商要有预见性,要能够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掌握“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的物价规律,看准行情的起落。他说:“晓余缺者,才知贵贱”。只有注意市场行情变化,了解市场商品剩余和缺乏情况的人,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昂贵,什么东西低贱。又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商品价格昂贵到极点时反过来就会低贱,低贱到极点时就会昂贵。这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在起
18、作用。经营者在昂贵时,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粪土一样抛出去;在低贱时不要惜购,要把商品像对待美玉宝珠一样珍惜地买进来。这样,你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你的财富利润就会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源源而来。 择人任时说。除了抓时令、赶季节外,司马迁还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说:“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善于谋生计、做买卖的,都具备能选择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和凭借时机、抓住季节的本领。作为经营者,能够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实际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备了“人和”的条件,此外,就是讲究“天时地利”了。 薄利多销说。“欲长钱,取下谷”,要想使资金增长,最好去经营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
19、五谷杂粮。这些下等粮食虽然利薄,但是销量大,利润反而多;而那些高档商品,虽然利润大,但由于购买对象少,必然会“曲高和寡”。 此外,还有寻根求源说:“长石斗,取上种”,要多收购粮食,就得选择良种来供应生产者,以便增加产量;开源节流说:“忍嗜欲,节衣服”等等。这样有理论依据的生意经,在司马迁以前还没有见过。今天读起来,对经商处事也是有启发的。 七、“三富”说 司马迁热衷于说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发财致富。他将社会上的富有者分为三类:“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而发财致富的人;“末富”是指经商而致富的人;“奸富”则是指那些“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司马迁认为:“本富为上
20、,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论什么人,都不愿意长期处于贫穷之中,只不过在求富的形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不论以什么方式方法求富,都应以正当劳动,以不损害别人、不损害社会为前提,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些靠作奸欺诈获取财富的人,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司马迁说:“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清廉的官吏搜刮少些,就能做得长,时间长了,也就富起来了;不贪心的商人羸利虽然少些,也能富起来。 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财产、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走私漏税等非法行为而发不义之财的经济犯罪分子,也是“奸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保护一切正当的富,但绝不容许破坏改革、
21、危害社会的“奸富”分子逍遥法外。财富与道德之间,金钱与尊严之间,是应该有也必须有一道壁垒森严的界限的。当财富增长缺乏一种道德自律与约束时,财富对人来说是真正致命的打击与毁灭。所以,“教诲之”的问题也是一件大事,要使人们能够在趋利逐利、发财致富当中不忘“大义”之所在,也就是说,能够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集体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 八、商业地理说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西汉以前的经济环境为背景,以实业家的活动为主线,分区论述了各地的地理环境、社会风气、经济发展和物产。司马迁认为商业的作用在于流通,尤其是地区流通,所以他特别重视地区之间的往来和都会的商业中心作用。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
22、已形成了五大经济区域: 一是关中经济区。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四川。在这个经济区“自(今陕西陇县南)、雍(陕西凤翔县南)以东至河(黄河)、华(华山),膏壤沃野千里”,土地把沃,物产丰富,人民“好稼墙,殖五谷”。交通便利,商人云集,“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二是三河经济区。西汉以河内、河南、河东三郡为三河区。“昔唐人都河东(指黄河以东的尧都晋阳),殷人都河内(指黄河以北的殷墟),周人都河南(周平王都黄河以南的洛阳)”三河在天下之中,三足鼎立。所以,唐尧、商代和周代先后在这个区建都。这个经济区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民风勤俭朴素。“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23、”,交通便利,是中原的商业中心。 三是燕赵经济区。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区。燕、赵“有鱼、盐、枣、粟之饶”,物产丰富。赵都邯郸和燕都蓟是这一经济区的两大商业城市。 四是齐、鲁、梁、宋经济区。包括今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位于泰山北面的临淄,是齐国故地的商业城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而鲁国故地则“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鸿沟以东,芒砀以北,至巨野,是梁、宋两国的故地,人民多务农为业,善于储藏备荒。 五是楚、越经济区。包括现在的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这是战国以后形成的经济区。越国灭吴国之后,得有江淮以北,楚国又灭越国得有吴越之地。所以,司马迁把这一经济区又分为西楚
24、、东楚和南楚。西楚,从沛郡西至荆州。这里“地薄,寡于积聚”。但在楚夏之交界的陈(今河南睢阳),又“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东楚,包括现在的徐州(彭城)、扬州和苏州地区。这里“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所以吴王刘濞曾在东楚罗致天下逃亡分子,铸钱煮盐,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南楚,包括淮南的衡山、九江二郡和江南豫章(今南昌)、长沙二郡。这里物产丰富,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楚都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寿春就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合肥是皮革、鲍、木的集散地;番禺(今广州)是珠玑、犀、玳瑁、果、布等的集散地。 上述五个经济区域及其商业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物产丰富,交
25、通便利,利于商业往来;各经济区的商业城市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治中心,又是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贷者聚居的地方;商人贩运各地区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封建官吏、地主、富商等的消费需求。西汉五大经济区的形成和商业城市中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显示了西汉商业是相当兴盛的。司马迁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商业地理学和商业发展史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高度赞扬了私人工商业者们的特殊才能,表彰了他们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通过说富论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看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种朴素的唯物的因素。司马迁论货殖,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与我们今天的商品经济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司马迁所提出的观点仍然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