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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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罗新提要：提要：北魏拓跋皇室出自鲜卑， 在建立魏晋式中原政权的历史过程中， 其原有的阿尔泰传统的制名方式逐步改变并最终被放弃， 代之以华夏式的制名制度。 本文就是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从已有研究看， 北魏道武帝本人是没有汉名的，北魏明元帝也没有汉名，他们被史籍记录下来的汉名都并非他们生前实际行用的名字。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才开始拥有真正的汉名，但在他拥有这个汉名的同时（或之前），他还有一个正式的鲜卑语名字。 说明这个阶段皇子出生之后，制名时既给鲜卑名，也给汉名。这种情况到献文帝以后就

2、改变了，皇子制名不再有鲜卑名， 皇室制名实现了全面华夏化。 根据考证， 这一变化其实发生在文成帝和平元年 （为齐郡王简取名），因此是文成帝确立了新的皇室制名传统。在拓跋鲜卑姓、 名华夏化的历史过程中，皇室走在宗室贵族之前，宗室贵族走在一般部族民众之前。而在姓、名之中，名的改革又先于姓氏。皇室制名变革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北魏时期北族社会的深刻变化。姓氏和名字的华夏化（也可以含混地称之为汉化） ，是拓跋集团建立北魏王朝之后自身文化面貌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然， 姓氏的华夏化与名字的华夏化并不是同步发生的，名字的变革在先而姓氏的变革在后 。太和二十年（ 496）春正月孝文帝发布姓氏改革诏书以

3、前 ，代人集团中已经有很多家庭采用华夏式制名方式。最鲜明的例证是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碑阴题名中，在诸元宗室人物之外， 有不少代人贵族尽管仍用代北姓氏， 但名字已经是华夏式的了，如丘目陵亮、万忸于劲等 。需要指出的是，和北魏许多重大变革一样，姓氏和名字的华夏化这一文化变革的发生来自政治权力的推动， 是政治文化变革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反映 。简言之，北朝代人姓氏和名字的变革乃是自上而下发生的，而北魏皇室就是这一也许不需要特别说明，中古时期的北族（主要是阿尔泰语各族）社会中并不存在华夏式的姓氏（ surname）制度，而只有人名（given name） 。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 “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字。”

4、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 年，第 3743 页。王充论衡 “诘术篇” ： “匈奴之俗，有名无姓、字。 ”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 ，第 1427 页。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传注引魏书 ： “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见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1959 年，第 831 页。又同书卷三魏书鲜卑传注引魏书： “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 ”见第838 页。可见鲜卑与匈奴、乌丸一样，没有姓氏传统。所谓“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 ，可能就是指当与本部落以外的人员接触交流时，以本部落酋长的名号置于自己的名字之前以为标志。但是随着部落大人名号的变化，部落成员也可能改变这一标志，呈现所谓“氏姓无常”的

5、局面。但当北族南迁与华夏社会深入接触、特别是进入华夏传统腹地之后，模仿和采用姓氏制度就成为北族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一环，部族名便是北族贵族姓氏的主要来源。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对北族姓名的研究（Anthroponomastics）才包含姓氏和名字两个方面。进入不同语言与文化环境的族群所发生的适应性改变中，家庭代际的姓名变化总是很容易被观察到的，其中姓的变化较为复杂而缓慢，名的变化较为简单而迅速，这在古今人类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民族史研究者通过对加拿大安大略省Weagamow湖的土著印第安族群姓氏变化过程的调查，发现土著人群在普遍获得英语式的名字（ given name）之后，土著姓氏（s

6、urname）还维持了非常长的时间，见：Edward S. Rogers and Mary Black Rogers,“Method for Reconstructing Patterns of Change:Surname Adoption by the Weagamow Ojibwa, 1870-1950”, in: Ethnohistory, Vol. 25, No. 4 (Autumn, 1978), pp. 319-345. 又比如： 人类学家发现，尽管西班牙语人名（通过受洗）早就流行于巴拉圭土著说瓜拉尼语（ Guarani）的印第安人社会中，但源于瓜拉尼语的姓氏却顽强地存在了很久，

7、 到 1848 年在政府强力推动下才开始逐渐为西班牙语的姓氏所取代，请参看： Christina Bolke Turnerand Brian Turner,“The Role of Mestizaje of Surnames in Paraguay in the Creation of a Distinct New World Ethnicity ”, in: Ethnohistory,Vol. 41, No. 1 (Winter, 1993), pp. 139-165. 对美国华人姓名的研究也揭示出同样的规律，请参看：Emma Woo Louie,ChineseAmerican Names:

8、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 ,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1998, pp. 82-92.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第 179 页。由于吊比干碑的碑阴题名中含有姓氏改革以后出现的元氏和陆氏，因此研究者对该碑的立碑时间以及北魏姓氏改革发动的实际时间都存在一些争议。我认为该碑撰文虽在孝文帝太和十八年，立碑时间却在宣武帝景明元年至景明二年五月之间，因此碑阴题名中的元氏和陆氏都是后来立碑时改写的。请参看拙文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原载文史2005 年第 4 期，后作为附录收入拙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9、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53-258 页。有关人类学界对制名（naming）问题与认同及社会政治的关系所作的研究，请参看Barbara Bodenhorn and Gabriele vom Bruck,“Entangled in Histor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thropology of Names and Naming ”, in: Barbara Bodenhorn and Gabriele vom Brucked., The Anthropology of Names and Nam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10、 Press, 2006, pp. 1-30.1原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变革的出发点和原动力。因此，考察北魏代人集团姓、名变革的历史过程， 拓跋皇室的制名变革可以当作整个研究的起点。本文以北魏拓跋皇室在孝文帝姓氏改革之前进行的制名改革为题， 尝试揭示代北集团的名氏制度在融入华夏传统的历史过程中， 呈现出怎样的阶段性和复杂性， 而正是这些阶段性和复杂性本身， 又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拓跋鲜卑由征服者转变为统治者、 由外来族群和边缘社会转变为华夏社会核心成员的历史命运 。上上北魏前期皇室制名之考察北魏前期皇室制名之考察根据现有史料，北魏孝文帝以前

11、的北魏皇帝都是取有鲜卑语名字（以下简称鲜卑名）的； 同时， 也可以确认他们也都有用汉字写定、 甚至行用于官文书、 因而被记录于正史的 “华夏式名字（以下简称汉名） ” 。需要思考的问题是， 这两类名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鲜卑名与汉名之间是否有联系？是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是既有鲜卑名又有汉名？从取名的时间序列来看， 是鲜卑名在前还是汉名在前， 抑或两者同时？这些皇帝们又是如何给自己的儿子们取名字？我曾经研究过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问题 ，根据我的研究，道武帝是没有汉名的。 魏书称“太祖道武皇帝讳珪” ，这是北魏官方确定的道武帝的汉字名讳，但其实只是其鲜卑语本名的节略音译。 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 南朝史料记

12、作涉珪、 什圭、 涉圭、 什翼圭等等。和魏书称道武帝名珪一样， 宋书所记道武帝之名为 “开”，正是对其鲜卑语本名 “涉圭/涉珪/什圭” 这个名号最后一个音节的不同汉字音译而已。 经过比对慕容鲜卑的相关史料，我认为涉归/涉圭/涉珪/什圭/乙旃/什翼犍/郁律旃/弈洛韩/奕洛干/什翼珪/若洛廆/弈洛瓌等等汉译形式，其语源有两种可能的形式，即ilqn 或 il-qan，这也就是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值得注意的问题是，ilqn/il-qan 同样也是道武帝的祖父昭成帝、鲜卑慕容部慕容廆及其父的鲜卑语本名。 退一步说， 无论我们对该语源的研究是否成立，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道武帝并没有专门的汉名， 魏书所谓“

13、讳珪”， 宋书所谓“开字涉珪”， 南齐书所谓“珪字涉圭”，都是取其鲜卑语本名的后缀音节 -qn/-qan 的音译。处于北魏王朝草创期的道武帝，似乎还没有遇到在汉文文书中使用其本人大名的需求。明元帝拓跋嗣的鲜卑语本名是木末 。木末的语源虽然难以索解，但显然是中古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族常用的一个名号。 晋书记“慕容冲将许木末杀慕容冲于长安”，说明慕容鲜卑的集团中有以木末为名者。 梁书记芮芮（柔然） “始筑城郭，名曰木末城” ，可见柔然也使用这一名号。 晋书记西秦的最后一个国君是乞伏慕末 ， 魏书同 ，二者极可能都是依据崔鸿十六国春秋 ； 宋书则记作乞伏茂蔓 ，代表了南朝的译法。慕末和茂蔓显然都是木末的

14、异译，是乞伏鲜卑亦有以此名号为名者。慕容鲜卑、 乞伏鲜卑、柔然和拓跋鲜卑，都是秦汉时期的东胡之裔，都出于东胡中的鲜卑集团，其语言也都属于古蒙古语，而他们都使用“木末/慕末/茂蔓”这个名号，可见该名号在鲜卑诸部中的普遍存在。 可是明元帝的汉名是什么呢？魏书卷三太宗纪称“太宗明元皇帝讳嗣” ，但是今本魏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至拓跋珪称帝，感慨道： “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见资治通鉴卷一八晋纪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 396）七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 年，第 3429 页。这一感慨的背景，就是在后来的历史中，代北集团最终融入华夏族群并且占据了华夏社会

15、的中心位置。罗新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 ，收入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 ，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 年，第 31-42 页。魏书卷二太祖纪 ，第 19 页。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322 页；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 ，中华书局，1972 年，第 983 页。晋书卷九孝武帝本纪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35 页。梁书卷五四西北诸戎传 ，中华书局，1973 年，第 817 页。晋书卷一二五乞伏炽磐载记 ，第 3126 页。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第 78 页。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 ，第 2372 页。魏书卷三太宗纪 ，第 49 页。2原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

16、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书的太宗纪并非魏收旧文，宋人指出可能是以隋代魏澹的本子补入的 。而北史称“太宗明元皇帝讳嗣” ， 太平御览引后魏书亦同 ，大致还是反映了魏收书的原貌。 宋书记“开次子齐王嗣字木末” ，亦以嗣为明元帝之名。可是南齐书只记了明元帝的“木末”一名，没有提到“嗣” 。如果嗣的确是明元帝的汉名，这个名字或许是在他“封齐王、拜相国” ，居于明显的继承人位置时获得的。不过我怀疑，史书记明元帝之名为嗣， 也可能仅仅是由于他嗣位之后在汉文文书中自称或被称为嗣， 事实上嗣并不是明元帝的汉名。也就是说，很可能明元帝和他的父亲道武帝一样，是没有汉名的。之所以有此猜

17、测，是因为可以相信道武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都没有汉名。 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列传记道武帝生十子，除明元帝及早夭的皇子浑、聪外，余七子都有传，即：清河王绍，阳平王熙，河南王曜，河间王脩，长乐王处文，广平王连，京兆王黎 。乍一看这些名字颇似汉名，其实都和道武帝的名字珪一样来自节略的鲜卑语本名。 北史称“清河王绍字受洛拔” ，绍当从受洛拔的头两个音节连读简化而来。长乐王处文之名处文，和魏书有传的封敕文之名敕文一样都是北族常用名号，其语源就是著名的tmen（意为“万” ） 。广平王连，其鲜卑语本名是日连，见北齐元洪敬墓志 ，连当是从日连简化而来。阳平王熙、河南王曜、河间王脩、京兆王黎四人的鲜卑语本名不详，但

18、阳平王熙的三个儿子分别名为它大翰（简作他或佗） 、吐谷浑（简作浑）和比陵 ，河间王脩无子，河南王曜两子分别名为库莫提（简作提）和羯儿 ，京兆王黎之子名吐根 ，吐根的语源是北族名号togan11（意为隼） 。可见他们的儿子都没有汉名，是否说明他们和自己的兄弟清河王绍、长乐王处文、广平王连一样，也都没有汉名呢？那么，熙、曜、脩、黎也只是鲜卑语多音节本名的节译。道武帝诸子都没有汉名， 是因为那时尚不存在使用汉名、 特别是在官方文书中使用汉名的迫切需求。这多少也说明，道武帝和明元帝时期北魏政权的华夏化程度不应过高估计。尽管明元帝本人及其诸弟没有汉名， 但明元帝却给他的皇子们取了汉名。 因此，太武帝拓跋

19、焘是第一个拥有正式的、 独立于其原有鲜卑语本名之外的汉名的北魏皇帝。 我们已经知12道他的鲜卑语本名是佛狸伐（bri bg） ，这个词在音、义两个方面都与焘没有关系，可见焘是一个独立的汉名。在“元嘉草草” 时期与太武帝有过直接和大量接触的刘宋政权，其遗留史料中很多地方提到太武帝时称之为托跋焘，说明太武帝的汉名已经被江左熟悉和接受。而且，在北魏官方文件中也使用了太武帝的汉名。 著名的噶仙洞石刻祝文以太武帝的语13气，自称“天子臣焘” 。可是魏书所记的这份祝文作“天子讳”，未能反映官文书的书写对于北族贵族取汉名的影响。 太武帝既有鲜卑名也有汉名， 可以想象他在官方文件中是使用汉名的。据魏书 ，太武

20、帝诸弟是乐平王丕，安定王弥，乐安王范，永昌王健，建宁王崇，新兴王俊，看起来都似乎是汉名。不过即使这些名字都是真正的汉名， 还是可以肯定明元帝的皇子们也都有各自的鲜卑语本名，甚至可以说，他们都是先有鲜卑名， 而后才有汉名的。很有可能， 有些人的汉名， 就来自他们原有的鲜卑名的某一个音节。 比如， 乐安王范 “长子良”魏书卷三太宗纪 “校勘记一” ，第 64-65 页。北史卷一魏本纪一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5 页。太平御览卷一二，中华书局影印宋本，1960 年，第 486 页。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第 2332 页。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列传第389-410 页。北史卷一六道武七王传 ，第

21、589 页。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 ，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76-178 页。它大翰见于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第2335 页；吐谷浑见北齐元洪敬墓志，参看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 176-178 页。库莫提之名见于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第 2334 页。北史卷一六道武七王传 ，第 595 页。11罗新申洪之墓志补释 ，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 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2010 年，第 332-344 页。12罗新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 ，原载民族研究2006 年第 4 期，收入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第 166-174 页。13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 ，山东画报出版社，

22、1997 年，第 55 页。3原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 “良”之名见于其子孙多方墓志 ，可是拓跋（元）良的嗣子元绪的墓志却称元绪是“仪同宣王范之正体，卫大将军简王梁之元子” ，以“良”为“梁”。可见这个汉名的用字还是不那么稳定的。而在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阴题名中，有“卫大将军乐安王直何良”。从官、爵看，就是乐安王范的嗣子乐安王良。所缺一字，应当是“勤”。何良才是乐安王良的鲜卑语本名， 作为汉名的良或梁是从他的鲜卑语本名节译而来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永昌王健之嗣子永昌王仁，这个“仁” 乍一看自然是汉名无疑，但如果了解他的鲜卑语本名是宋书所记

23、的库仁真 ，就会理解这个汉名“仁”不过是其鲜卑名“库仁真”中间音节的节译而已。也就是说，即使拓跋良之良和拓跋仁之仁的确是汉名， 这些汉名在发生意义上必定是后于鲜卑语本名的， 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从鲜卑名中派生出来的。 由此反推明元帝诸子的汉名中颇有一些类似情况， 也许并不是十分离谱的。 因而，尽管明元帝给自己的皇子们取了汉名，但应当看到明元帝诸子拥有鲜卑名和汉名两套名字， 而且在这两套名字中， 鲜卑名在先而汉名在后，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汉名是从属于鲜卑名的。这种情况到太武帝给自己的皇子们取名时并没有进一步的改变。据 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传 ，太武帝生十一子，除景穆帝（鲜卑语本名为天真）以外有：晋王伏

24、罗、东平王翰、临淮王谭、广阳王建、吴王余、小儿、猫儿、真、虎头 、龙头。后五子早夭，显然都还没有正式的汉名。伏罗不似汉名。而东平王翰、广阳王建、吴王余三人的鲜卑语本名，据宋书可知分别是乌弈肝、树洛真和可博真 。乌弈肝显然是由乌弈和肝两个名号联合构成的一组名号，乌弈的语源虽不可知，肝的语源应当是qan，而“翰”显然就来自qan 的音译。也就是说，东平王翰的汉名翰是从属于他的鲜卑语本名乌弈肝的。 树洛真与北朝时常用的受洛干、树洛干一样，是对同一组北族名号的不同汉译，该组名号的最后部分同样是qan（北朝时真、珪、根、干、建等等为数众多的汉字都被用来音译这个北族名号）。由此可知，广阳王建的汉名建应当也

25、是来自他的鲜卑本名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太武帝幼子（早夭者不算）吴王余的鲜卑语本名是可博真，与汉名“余”在音、义两个方面都没有联系。这说明吴王余的汉名是独立于他的鲜卑名之外的。综上所述，北魏前期皇室制名可以总结为：保持传统，渐染华风。 尽管头两代皇帝都没有汉名，但从第三代开始，皇位继承人和其他皇子们都开始取有汉名。 当然也要看到，这些汉名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从鲜卑名得来的。 也就是说，皇子初生时先获得鲜卑名， 后来才获得汉名， 而相当一部分汉名仅仅是对其鲜卑名某个音节的节译。 在北魏皇室制名汉化的历史进程中，从仅有鲜卑名到既有鲜卑名又有汉名， 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但对

26、这一变化所蕴含的汉化意义不应过高估计， 因为在这个阶段，鲜卑名在先而汉名在后，汉名基本上是从属于鲜卑名的。下下文成帝时期皇室制名汉化之完成文成帝时期皇室制名汉化之完成北魏皇室制名的汉化进程中， 文成帝时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但是文成帝本人还是和此前皇室成员一样，先有鲜卑名后有汉名。 魏书称“高宗文成皇帝讳濬” ，没有提到文北史卷一六明元六王传 ，第 415 页。罗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 ， 中国历史文物2007 年第 2 期，第 22-28 页。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52 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 ，

27、文物1997 年第 12 期，第 73 页。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第 2344 页；姚薇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 ，原载清华学报第8 卷第 2 期（1933 年 6 月） ，收入姚薇元北朝胡姓考 （修订本） ，中华书局，2007 年，第 470-472 页。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传 ，第 604 页。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 “初，焘有六子，长子晃字天真，为太子。”见第2353 页。此据今本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列传 。案北史卷一六太武五王传 ， “虎头”作“彪头” ；同书卷二魏本纪高宗文成帝纪作“武头” 。 “彪头”和“武头”都是避唐讳所改，见北史卷一六“校勘记”第15 条，第 624 页。姚

28、薇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 ，载北朝胡姓考 （修订本） ，第 470-472 页。魏书卷五高宗纪 ，第 111页。4原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成帝的鲜卑名。 宋书则记“晃子濬字乌雷直勤” ， 南齐书同 ，可见江左都知道拓跋濬的鲜卑名是乌雷直勤，不过也接受北方的解释，把鲜卑名当作字了。事实上宋书记北魏诸帝的名、字，一律把他们的鲜卑语本名记作字 ，显然这是来自北魏官方的解释。这种把本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语言环境、 即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内的的汉名和鲜卑名， 融合在一个符合华夏传统的名、字系统内的处理方法，始于何时已不可知，但无疑出自北

29、魏官方而不是江左。当然，这种处理方式本身，也是拓跋集团姓、名制度华夏化变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宋书所记“晃子濬字乌雷直勤”是非常有趣的材料，有趣之处在于显然是把“乌雷直勤”当作一个完整的“字”来处理，而没有把直勤与乌雷分开来。迄今所知的有关北魏直勤（tigin/tegin/tekin）制度的用例，除“乌雷直勤”这一条之外，一律把直勤写在前面，把名字写在后面，如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载有北魏献文帝为进兵刘宋的淮北四州而下的一道诏书，其中拥有直勤名号的八人， 无不依照“官+爵+直勤+人名”的叙述顺序，如“使持节、征东大将军、安定王、直勤伐伏玄”和“侍中、尚书左仆射、安西大将军、平北公、直勤美晨” ，等等。文

30、成帝南巡碑碑阴题名 也完全遵照这一顺序，如“奋威将军、内三郎、永宁子、直勤苟黄” ， “后军将军、内三郎、遂安子、直勤乌地延” ，等等。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记供养人为“直勤广阳王慧安” ，把直勤放在爵位之前，略略不同，但仍然没有把直勤放在人名后面。而高昌文书中所记柔然的直勤（提勤）制度，则是人名在前、直勤（提勤）在后的，如吐鲁番哈喇和卓 90 号墓出土的 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 （75TKM90:20） ， 记有 “若愍提勤” 、“秃地提勤无根”等 。我们知道， “乌雷直勤” 、 “若愍提勤”这种顺序才是符合北族传统的（比如唐代突厥贵族“阙特勤” ，即 Kl Tegin） ，因

31、为这一名号的实质乃是一组政治名号（political titulary） ，是 “官号（appellation）+官称（political title） ”的组合，直勤是官称，乌雷是官号（直勤号） ，在北族语言和文化环境下，当然应当读作“乌雷直勤”而不是“直勤乌雷” 。可是在魏晋以来的华夏传统之下， “官号+官称”组合的政治名号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要适应华夏传统的“官+爵+名”叙述规则，就只好调整北族原有的名号结构，把本来不可分离的“官号+官称”加以解析， 官称部分分离出去独立构成一种官爵名，官号部分保留下来作为人名使用。 于是就有了把“伐伏玄直勤” 写作“直勤伐伏玄” ，把“美晨直勤”写作

32、“直勤美晨”这类的处理方式了。宋书得以保存“乌雷直勤”的叙述顺序，大概因为江左本来知道这是文成帝即位前的名字， 只是并不理解这个名字其实是一组政治名号，更不了解这组名号的内部结构。 不过恰恰是这一条例外， 提醒我们要认识到北魏官方把拓跋原有政治制度与华夏制度相结合时所做的努力， 这个努力的实质就是， 尽管他们试图保持某些代北传统（如直勤称号） ，但他们却不得不首先接受华夏传统制度的整体框架，因为代北制度的某些因素必须作出调整才能在这个框架下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然， 这一适应势必以不同程度地牺牲代北制度的原有功能与形式为代价，正如上述“直勤号+直勤”名号组合的变化一样。北魏姓、名制度的华夏化革新

33、， 正是这一深刻广泛的历史性适应与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乌雷”的语源不详，但既然用作文成帝的直勤号（appellation for tegin） ，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北族名号。 蒙古文黄金史 （Altan Tobchi）记明初蒙古诸汗， 有兀雷帖木儿 （ljeiTemr） 。 ljei 译作兀雷，省略了中间的辅音j-，是因为在黄金史中ljei 被写成了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第 2353 页；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 ，第 984 页。宋书卷九五索虏传所记的北魏皇帝包括：道武帝“开字涉珪”，明元帝“嗣字木末” ，太武帝“焘字佛狸” ，景穆帝“晃字天真” ，文成帝“濬字乌雷直勤” ，以及献文帝“弘之字第豆胤

34、” 。敦煌文物研究所新发现的北魏刺绣 ， 文物1972 年第 2 期，第 54-60 页。亦请参看罗新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 ， 文史2009 年第 4 期。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 1992 年，第 122-123 页。亦请参看罗新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 年第 1 期，收入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第 155-165 页。札奇斯钦蒙古黄金史译注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年，第 199 页。5原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lui，一般认为是讹写所致。蒙古文蒙古源流提到同一个人，清乾

35、隆时期的汉文译文作“额勒锥特穆尔” ，反映了正确的蒙古语读音 。不过阿尔泰语言的辅音 j-与 y-之间的转化是众所周知的，正因为这样，ljei（ola）在一些突厥方言中读作olya , olyo，见拉德洛夫（Wilhelm Radloff） 突厥方言词典 （Versuch eines Wrterbuches der Trk-Dialecte） 。德福（Gerhard Doerfer）在新波斯語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因素（Trkische und mongolische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的第 1 册新波斯语中的蒙古语因素 （Mongolische Elemente

36、imNeupersischen）中，列举了 ola（意为“战利品” ）的多种书写形式和用例，并指出这一名号是从动词词根 ol-（意为“找到、获得、发现” ）派生而来 。也许北魏文成帝的直勤号“乌雷”与此有关？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联想。不仅文成帝本人先有鲜卑名后有汉名， 景穆帝其他诸子的情况应该都相近。 例如：据元举墓志，知道元举的曾祖南安王桢“字乙若伏” 。而阳平王新成、济阴王小新成、汝阴王天赐、乐浪王万寿、广平王洛侯、城阳王长寿、章武王太洛、乐陵王胡儿等的名字，要么是鲜卑名的音译，要么是鲜卑名的意译，都不似独立于鲜卑名的汉名。从这个事实看，也许景穆帝本人对推动代人姓名华夏化并不是十分热心的。

37、当然也要看到， 景穆帝给诸子取名的时候，他们都不是皇子身份。这种按照北族习俗给孩子先取鲜卑名， 到孩子长到一定时候根据需要再取汉名的做法，从明元帝拓跋嗣以来， 形成了北魏皇室皇子制名的新传统。 先有鲜卑名， 既说明皇子幼年时生活在一个鲜卑语的语言环境中， 也说明在代北集团融入华夏传统的进程中，即便最为激进的皇室，也一直保持了鲜卑文化本位的立场。北魏皇室制名的鲜卑文化本位立场一直坚持到文成帝前期。 文成帝的头三个儿子 （献文帝弘、安乐王长乐和广川王略）都是有鲜卑名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先获得鲜卑名，后获得汉名。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记献文帝“弘之字第豆胤”，第豆胤语源不详，也许与东北的一个部族名“地

38、豆于”是同一个名号。 安乐王长乐似是鲜卑名的汉文意译。而广川王略的鲜卑名见于北魏元焕墓志。元焕墓志称：“继曾祖贺略汗，侍中征北大将军中都大官，又加车骑大将军广川庄王。” 广川王略的鲜卑本名贺略汗，又可写作贺兰汗。龙门石窟第1443 窟古阳洞窟顶有“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弥勒像记”两条，其一为“景明三年八月十八日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侍中使持节征北大将军广川王贺兰汗造弥勒像” 云云 。 贺略汗/贺兰汗，与魏书所记高车某一别帅的名字“可略汗”是同一组北族政治名号 。可见广川王的汉名“略”，只是其鲜卑语本名中间音节的节译。然而到了文成帝为第五子齐郡王简取名的时候 ，北魏皇室制名的鲜卑文化本位立场终于被打

39、破了，也就是说，不再给新生的皇子取鲜卑名，而是完全按照华夏传统取一个汉名，同时给予一个与此汉名相应的 “字” （不再把鲜卑名解释为字了） 。这一变革在史料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魏书和北史记元魏宗室诸王，在诸皇子（皇子的子孙不算）的传记中，从神元平文诸子以下，到昭成诸子、道武七王、明元六王、太武五王、景穆十二王，直至文成五王中的广川王略，都是有名无字。 而从文成五王中的齐郡王简开始，到献文六王到孝乌兰研究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297-299 页。Wilhelm Radloff,Versuch eines Wrterbuches der Trk-Dialecte, Band I,

40、St. Petersburg, 1893, no. 1088.Gerhard Doerfer,T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Band I: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OttoHarrassowitz, 1963, pp. 143-145.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第 215-216 页。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第 2354 页。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第 168-169 页。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第 501 页。魏书

41、卷八世祖纪永平三年九月条： “丙辰，高车别帅可略汗等率众一千七百内属。”第209 页。据北史卷一九文成五王传 ，文成帝有七男，其中韩哀王安平早薨，见第683 页。而元简墓志称简为孝文帝第五叔，可见韩哀王安平排行在元简之前，恰恰与他没有正式汉名的情况相应。魏书和北史极个别情况，提到以鲜卑名为字，如魏书卷三太宗纪泰常七年：“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焘，字佛釐。 ”第 61 页。又北史卷一六道武七王传称“清河王绍字受洛拔” ，第 595 页。但是今本魏书的太宗纪并非魏收旧文，而可能是以隋代魏澹的本子补入的。魏澹的依据要么来自原拓跋集团的某种历史记忆，要么就是直接借鉴了江左史书，只不过改明显有贬

42、辱色彩的狸为釐而已。北史卷一六道武七王传在节录魏书之外，参考了其他史料，也不是魏收书的原貌。6原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文五王，都是名、字兼备，名、字相应，华风洋溢。而且，史料还记录了文成帝在打破传统的皇室制名的鲜卑文化本位立场时所进行的一场讨论， 为我们确认文成帝完成北魏皇室制名汉化改革的时间提供了坚强证据。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 ：常山王遵，昭成子寿鸠之子也。 子素，太宗从母所生， 特见亲宠。高宗即位，诏群臣议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陆丽议曰：“古帝王之制名，其体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伏惟陛下当盛明之运，应昌发之期，诞生皇子，

43、宜以德命。”高宗从之。魏书此卷原佚，后人以北史等书补成今本。可是上面议论皇子制名这一段话，为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所无，学者疑出高氏小史 。虽然来历不明，其史料价值并不稍减。在我看来，这一段话对于研究北魏皇室制名的汉化历程， 具有重要的提示意义。元素（即拓跋素）与陆丽二人所议，表面上似是重复儒家经典的旧话，实际上，却涉及拓跋皇室制名是否需要改弦更张， 放弃皇室制名的鲜卑文化本位立场， 不再给皇子取鲜卑名而专取汉名和汉字的问题。元素与陆丽所谓制名之体有五，出自左传 中鲁大夫申繻的一段话。 左传桓公六年九月，记申繻回答鲁桓公问名曰： “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

44、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 王充说：“以德名为义，若文王为昌，武王为发也。 ” 服虔和杜预所注同 。元素和陆丽所说“应昌发之期” ， “宜以德命” ，即本于此。以元素和陆丽二人的出身、 经历和汉文化程度， 仓促之间应对文成帝关于皇子制名的问题，而能引经据典， 说出这么一番道理来，恐怕并非事实。这一席文辞典雅而语义含混的议论，必成于后人的缘饰。然而，书面文字的不真实，并不能掩盖发生过相关问答的史实。值得注意的史实就是，文成帝对于如何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发生了疑惑。我认为，文成帝的疑惑，就在于是否应当给自己的儿子直接起汉名而不是鲜卑名。 元素和陆丽所谓“陛下当盛明之运，应昌发之期” ，就

45、是赞成文成帝顺应时代潮流， “宜以德命” ，告别鲜卑名，直接起汉名。文成帝问皇子制名的这一次讨论， 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据元简墓志， 元简“以太和廿三年岁在己卯正月戊寅朔廿六日癸卯， 春秋卌， 寝疾， 薨于第”。 元简死于太和二十三年 （499） ，年四十，则其生年当在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因此，这场讨论应当发生在和平元年至二年间（460-461）。而这个时候的元素与陆丽的确是文成帝身边非常重要的鲜卑勋贵。文成帝南巡碑碑阴题名里 ，有“侍中抚军大将军太子太傅司徒公平原王步六孤伊” （即陆丽，所缺一字疑是“利”），和“征西将军常山王直连戊烈”（即元素或拓跋素，元保洛墓志和元侔墓志均记元素之名为

46、 “素连” ， 元和姓纂 卷四误为 “素达” ， 由此颇疑 “连”字前所缺三字实应是两字，即“勤素”），尽管他们两人并没有汉名，但以他们的显赫地位及与文成帝的亲密关系， 在文成帝放弃皇室制名的鲜卑文化本位立场时， 他们可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这才是史书所记有关制名问题讨论的实质意义。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 ，第 374-375 页。参看唐长孺先生主持标点的魏书所附“校勘记”第1 条，第 386 页。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六，见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年，第 1751 页。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 ，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424 页。服虔注云： “谓若大王度

47、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发。 ”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六，第1751 页；杜注“以德命为义”云： “若文王名昌，武王名发” ，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93 页。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第 37 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 ，第 72-73 页。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第 59-60 页、林宝元和姓纂 （附岑仲勉四校记本） ，中华书局，1994 年，第 400 页。7原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 2 卷，中华书局，2011 年至此，北魏皇室内已完成了制名华夏化。 尽管皇子之外的代北贵族， 包括庞大的宗室成员在内， 仍然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鲜卑文化本位立场， 拥有或仅仅拥有鲜卑语本名的人口在代北集团中仍然占绝对多数， 但由于统治集团的最核心部分已经完成了制名华夏化， 变革之风已经强劲地、不可阻遏地刮起来了。经历了漫长的保持鲜卑传统、 渐染华夏风尚的代北集团，终将有层次地、 有先后地、有轻重地融入到汉魏以来的华夏传统中。只是必须注意到，代北集团的华夏化绝对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华夏化的速度与程度， 与集团成员在该集团中的阶级、地位等等因素有莫大关联，越是靠近统治集团的核心，速度越快，程度越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我们认为北魏皇室制名的华夏化， 就是代北集团制名华夏化的出发点和原动力。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