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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 尽管苏文瑜教授的周作人探讨专著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康凌译，复旦高校出版社，2022年）新近才在中国译介出版，想必读者不会对其中的观点感到生疏，缘由在于，这本著作内在于北美中国现代文学探讨的学术传统，20世纪90年头中期以来，这一传统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探讨必需慎重处理的对话对象，还在很大程度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探讨的概念系统和提问方式。这一状况已经引起了一些关注，比如温儒敏教授就曾撰文反省中国现代文学探讨中的“汉学心态”（温儒敏：文学探讨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2022年第7期），缺憾的是，这类初步的反思未能充分厘清北美中国现代文学探讨的理论资源和历史意识，
2、多数学者仍旧对自身与北美中国现代文学探讨的区分缺少细致的体认。我无意在这两种学术传统之间做出简洁的高下判别，而是试图指出，假如我们不能充分明白这两种学术传统之间的重要区分，将阻碍我们吸取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探讨的成果，也影响我们对北美中国现代文学探讨“创新性”方面的相识。在这个意义上，苏文瑜教授这本著作，恰好为我们检讨北美中国现代文学探讨基本的学术脉络供应了契机。20世纪80年头以来，周作人探讨的领域推陈出新，积累了丰富的探讨成果，与之相较，苏文瑜教授的专著则显得“异质”或“新奇”，缘由不仅在于这本著作极为具体地重构了周作人与传统美学、日本文学思想之间的谱系关系，更在于它在一个迥异于传统周作人探
3、讨的框架下探讨问题，借用杜赞奇名著的标题，我把苏文瑜教授的问题框架概括为“从民族国家挽救文学”，须要指出的是，这一问题框架及其背后的理论预设为李欧梵、王德威、史书美、周蕾等北美中国现代文学探讨界的重要学者所共享。 上世纪80年头，在大陆学界掀起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中，“革命”史观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他者，周作人、张爱玲等一大批隐而不彰的作家“浮出历史地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图景。不过，尽管“现代化”史观下的文学史叙述与它的对立面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两种文学史叙述背后都潜藏着某种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也即是说，都是一种有关历史的宏大叙述。此外，“重写文学史”运动并没
4、有变更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位置，新近“发觉”的作家、作品仍旧被井然有序地编织在一条文学“现代化”的链条中，对它们的文学、社会价值的认定，仍需符合五四新文学为标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虽然在钱理群等人的探讨中，周作人得到了重新的评价，但这些探讨并不构成对五四新文化的“挑战”，只不过是重新复原了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学脉络中的位置。与此同时，尽管“现代化”文学史观的认知框架中，“革命”悄然退场了，但是 “中国”的主体位置仍是不言自明的。探讨者们在探讨周作人对“地方”问题的论述时，大都认为这只不过是周作人试图呼吁作家重视地域特色和各自的阅历生活，以此克服五四问题小说过于模式化的缺陷，在这类探讨中，“地方”
5、的问题至多不过是地方特色或者地域文化的问题，这些地方特色代表了民族国家这个统一体内部多方面的丰富性，却并不构成对这个统一体的挑战。最为关键的是，无论如何，周作人的“附逆”行为仍旧是绕不开去的一条红线，钱理群主见，在周作人“附逆”这件事上，不能停留在道义层面的指责，必需进行“科学的说明与批判”，但他仍旧明确指出，“周作人没有与哺育了他的祖国、人们、民族同生死共命运”，即便他日后的思想、创作仍旧“读来也颇动人”，他的生命“早已结束在那个祖国蒙受屈辱灾难，同时又是民族奋起的时代，而且是经由他自己之手安葬的”。（钱理群：周作人探讨二十一讲，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2101页） 在以上全部这些方面
6、，苏文瑜都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她的周作人探讨建基于她对中国现代史的“特定理解”。20世纪60年头中后期起先，北美中国学界渐次绽开对费正清学派的批判，新的学术潮流强调“在中国发觉历史”，这促成了中国现代史探讨的社会史、地方史转向，并因为后殖民理论的介入而呈现出更为繁复的面对。这一学术潮流源于对西方普遍主义的不满，以及对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批判，苏文瑜对周作人的重新探讨正是在这一学术脉络下绽开的，杜赞奇、查特吉等人的论述是她主要倚重的历史和理论资源。在有关民族主义议题的探讨中，盖尔纳和安德森的论述广为人知，尽管二人的立论角度有所不同，但正如苏文瑜所指出的，二人都将民族主义视为“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不行
7、避开的产物”，盖尔纳在工业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文化之间建立的“本质化”的勾连还使得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至善的品性”（P26）。苏文瑜的观点则与二人完全不同，她争论道，“民族主义”事实上是“观念先行”的，它的出现“先于现代化的每一个重要部分”（P25），并在社会结构和个人安放两个层面上听从于一种“抽离式理性立场”（P32），一方面将一块“土地”上的过去“国有化”（P32），另一方面又使得“道德行动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P24）。基于这些相识，在苏文瑜的探讨中，以五四新文化为主导的中国现代性话语不再是“民主”“科学”或者“现代”的代名词，而成为了查特吉所说的殖民主义话语的“衍生物”，在全部方面都被民族
8、主义的国家论述所覆盖，甚至悖论性地复制了帝国主义的话语逻辑，并因此生产出深刻扭曲的“现代国家和现代自我”（P16）。她明确指出，将周作人读入五四的做法没能抓住“周作人真正的重要性所在”，在她看来，周作人反而清楚地发觉“个人在思想与道德上的自由正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深刻威逼，而中国学问分子正借由这一话语拥抱现代性”（P8），并始终拒绝“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与理性相互割裂”这一现代性逻辑的必定倾向，以自己的文学和思想重新介入了对“个人与民主、民族与现代性的关系”的思索，构成了对五四所主宰的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另类回应”（P16）。这一“另类回应”的核心要点在于，周作人始终坚持着文明与民族（国家）的区分，
9、苏文瑜颇为赞许地指出，即使是在附逆之后，周仍旧保持着对日本和希腊文化的开放（P146）。 苏文瑜这些论述的开创性和历史批判性是自不待言的，不过也未尝没有接着探讨的空间。尽管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有效地更新了我们探讨问题的眼光，但符号学、话语理论的分析方法并不能取消对历史实际问题的探讨。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现代史最大的课题，即便是今日多被推崇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对此也深有体认，批判性的思索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现实前提后才可能具备相应的生长性，然而，这些详细的历史进程在苏文瑜的探讨中被极大地话语化了，“现代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10、的准确性质并非固定不变，就此而言，我将分别考察这些词汇，并展示出我所认为的它们的关联方式”（P19），这明显是不够的。事实上，周作人的思索并不外在于“建国”这个中国现代史的最大课题。在早年的文章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中，周作人就极为自觉地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中探讨文学的意义和使命，“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这一思路在其五四时期的论述中得到持续，人的文学看上去讲的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并且对“民族国家”提出了质疑，“如种族国家这些区分，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现在知道不过是一种偶像”，但是这一质疑是在民初共和危机的语境中做出的，与其说其指向的是对民族国家的否定，不如说
11、是对空洞化了的国家政治的否定，并且试图通过对“人”的重新界定促成全新的国家政治。在国语文学谈中，周作人指出：“我信任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绝不是肯定地不同的东西”，这里的说法看似与五四时期的主流说法不同，但无法用来论证苏文瑜试图在周作人那里发觉的“文明”与“国家”的区分，因为周作人给出的缘由恰恰是“以前文言的皇帝专制，白话军出来抗拒，在交战状态时当然认他为敌，不惜用完方法去攻击他，但是后来皇帝倒了，民国成立；那废帝的族类当然还他原来面目，成为五族之一，是国民的一部分，从前在檄文上称我汉族光伏旧物的人此刻也自然变更口气，应称我中华国民了”，也就是说，只是在民国或者“国有化”之后，
12、“古文”和“白话”才得以“和解”。苏文瑜将周作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运用，以及他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定在晚明的尝试视为对五四现代性的回应，苏文瑜指出，在五四的话语逻辑中“对白话的运用象征着与封建历史的断裂”，但周作人从未接受相关的理念，“包括白话与古文之间的对抗，或者陈独秀基于阶级论的对贵族文学和国民文学的区分”（P222）。上文的探讨已经为重新理解这些论述建立了必要的前提，与此相关另一个问题是，周作人对传统美学的运用也绝非是“透亮”的，这些传统美学的意义只是在“现代”的烛照下才得以彰显，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并不自外于他的五四同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指出：“要说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先须有说明
13、的依据”，这里说法颇类似于胡适所说的“评判的看法”，接下来周说道：“从印度和希腊诸国，都可找出文学起源的说明来，现在单就希腊戏剧的发生说一说，由此一端变可知道其他一切”，由此周氏当然将中国新文学的源头追溯至晚明，但这只不过是现代语境下对晚明的一次“发觉”，而发觉的标准只能是来自“西方”（希腊），这和胡适等人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分。 在对抗战前后周作人的探讨中，苏文瑜精确地呈现了即便是周氏有关花鸟虫鱼的散文也往往产生于一个论辩性的语境，周作人对于“凡人的生活”的关注有着超越于“凡常”的意义，在抗战投敌之后，这一看法也未曾改变。在此基础上，苏文瑜认为周作人的附逆并不意味着在中日之间的一个“文化选择”的
14、转向，她特地强调周作人事实上并不认同日本人在东亚的现实统治秩序，并约略指出周作人写作于附逆期间的文章汉文学的前途禹迹寺等文章里存在着某种“文明中国”的概念，这些设想既不同于日本的帝国主义，也不同于当时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不过，由于对民族国家的“偏见”，苏文瑜仅仅满意于指出周作人始终保持着“文明”对于“国家”的开放（P146），而忽视了接着去追究：在一个竞争性的语境中，假如说周作人的相关设想，使得他在“相互纠缠彼此激发”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话语”之间左支右绌，不得不深陷妥协和投敌的窘境，那么，这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对现代性的“另类回应”呢？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苏文瑜的探讨最显薄弱，她始
15、终在一个抽象的层次上探讨民族国家的后果，而无力（或者不屑）在历史进程中考察民族国家的不同样态。正因为此，她只能在民族主义和非民族主义的对立框架中处理她所谓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典范式五四学问分子与周作人的对立，却无法更有张力地把握中国现代思想。在早年的文本破恶声论中，鲁迅的看法既非用世界主义指责民族主义，也非用民族主义指责世界主义，而是在对这两者的共同的指责的基础上悖论性地同时成为世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对周作人的新村志向的质问“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也并不是对这一志向本身的否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对这一志向现实转化空间的思索。在这个意义上， 即便我们将周作人的思想视为对五四现代性的一种“另类回应”，这一认定也不应当是探讨问题的终点。相较于“从民族国家挽救历史（文学）”，借用葛兆光教授的说法，对于现代中国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学来说，更为合适的方法，恰恰是要“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文学）”。 第8页 共8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第 8 页 共 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