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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这一题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使我们感兴趣，并能够在此讨论的只是这样一个比拟特殊的问题，即：古代中国人能否提出了明确的社会基本构造或形态的范畴，建立了系统的社会理论来概括本人所处的社会，解释他们所亲历及传闻的历史？这一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本人的社会观和历史观，而是问古人有没有采取系统的方式来阐述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构成为一种明确的社会理论？对这一问题自然很难遽然作答，但假如讲中国历史上确实不见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那种类型的系统社会理论，于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讲古人没有提出过这样一种理论，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使他们没有这样做？人们能够方
2、便地指出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境况的不同古代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文明程度颇高，自己感觉是“中央之国的国度里，他们和其他精神文化和社会组织方面甚高的文明社会基本上是互相隔绝，没有发生多少联络，因此根本形不成系统的比拟，更勿论缺乏比拟的动机和压力，12由此，我们或可指出“社会观范畴所隐含的一个特点即它总是意味着某种其他的类型，意味着其他的可能性alternatives。而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从其本身的历史，还是从其与国外的交往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是相当缺少这种其他的可能性的。我不欲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广泛而复杂的各种因素，而只限于指出，由此种情况构成的古代中国人的独特的社会观和历史观本身，又反过来参加和影
3、响了这一经过，延续和稳固了这一情况，我们如今主要也就是想从这种观念本身来讲明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没有尽管也许是无需，甚至是不屑于明确地提出本人的系统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在古代中国并不缺乏有关社会政治构造的功能性分析和描绘使用的当然并非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概念，甚至也不乏有关社会起源的理论，先秦时期荀子、墨子、孟子等对此早已有精到的阐述。13在古代中国，纵向的历史意识极为发达，相当缺乏的主要是社会变迁和变革的理论，再加上没有一种空间的展开，没有可资比拟的对象，一种横向的、比拟的“社会类型的概念自然就不容易从内部产生。不过，我们还是能够先来注意古代中国人所使用的类似于“社会的概念，
4、如“群、“世、“天下等等。其中“群与“独相对，较多地用来讲明社会的起源，如荀子的“明分使群。“世则类似于一个历史时代下的社会概念，如（商鞅书开塞）讲“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讲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子五蠹）也讲“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不过，在此我们想十分注意一下“天下这一概念。“天下最直接的意思是指在天之下的大地古人以为地在天之下，是指“世界，但当时的“世界实际上还只是中国，因此“天下自地域而言是中国，自人民而言是百姓，且非贵族的“百姓，而是“编户齐民的百姓。它常和“天子和君主乃至和君臣相对，也就是讲，意味着和政治、国家相.对而言的“社会。此一区别在顾亭林一段著名
5、的话里表现最为明显。他讲，易姓改号只是“亡国，人无仁无义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才是“亡天下，“保国只是君臣、肉食者的“责任，而保天下才是所有人的责任，亦即“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4“保国与“保天下当然有联络，但顾氏在此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而非联络，对两者间的联络他只提到一句“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也是强调社会对国家的重要性和优先性。15古人并常上以“天、“天命，下以“天下、“民、“百姓构成对“天子君主权利的某种观念上的制约，以为天之设君并不是为天子一人，而是为天下所设，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16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所理解的“天下是相当单纯一贯
6、的，如董仲舒讲“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17而对三代及其之后，孔子讲“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8而对秦汉以后变化了的中国社会，柳宗元仍然讲“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19我们今天对任何一种制度及社会的将来，都不敢再有这样以为其不会大变的自信心。古代中国确实有一种数千年一贯的连续性，不仅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种族基本上没有改变，20其政制，思想、信仰和文化也没有如西方历史上那样大的变化转折。这也许能够有助于解释为何古代中国人固然也注意到了春秋战国期间那样一场社会大变动，并有“封建废而郡县行，“封建废而选举行21“爵非世
7、及，用贤之路斯广，22“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23等种种描绘，但他们并没有给春秋之前或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一个明确的社会学概括，没有提出诸如“封建社会、“世袭社会这样一类总体的社会类型或基本构造的概念，由于这种概括是要在某种共时性的或历时性的根本差异的比照中提出来的，而中国的情况是，在与西方遭遇之前，它所到达的外部处境还没有出现这种鲜明比照的社会类型的可能。古代中国的社会构造和文明程度高于其周边的部族至少它本人乃至对方都这样以为，而其本身历史上发生的变动也尚缺乏以提出相当独立的社会类型。除了这种外在的不可能，还有一种内在的不可能则与中国人的历史观
8、念和时间意识有关。这种历史观念接近于是一种循环的历史观念假如不讲是一种希望复古的历史观的话。严复讲：“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24先秦时期，已有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循环不已的思想流行。（周易）所展示的一个变动世界亦是一个在大圆圈中无限循环往复的世界“一阖一闢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25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几位思想家老子、庄子、孔子、朱子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一种对以往时代的向往，表现出一种社会历史循环往复的观点。孟子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9、大致五百年是一个圆圈；26现实主义地主张“法后王的荀子，在放长目光时也仍然以为“千岁必反，古之常也。；27董仲舒以为，改朝换代是黑统、白统、赤统“三统之变的依次循环；28王充讲“文质之复，三教之重，正朔相缘，损益相因，圣贤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声色，后世之声色也。鸟兽草木，人民好恶，从今而见古，以此而知来。千岁之前，万世之后，无以异也。29而最通俗，最为人所熟知的一种循环论大概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话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30中国的纪年法也都能够讲是作为其表征，由这种循环观产生，反过来又加强着这种循环观的。无论是天干地支的纪年还是按一个王朝年号的纪年，都是始而复终，
10、终而复始的，一个个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而一个个接替的皇帝像一个个小圆圈，王朝告终或皇帝死去，纪年即重新开场。它们没有如公元亦即西元纪年法那种以一个年份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又不断指向将来的直线和屡加迭进的性质。而一个人记录本人生命的方法也是循环的，如记以生肖，则十二生肖周而复始，以天干地支纪年亦复如此。一个甲子六十年，差不多正好是古人一生的平均寿命，或者讲，是一个人从懂事有自己意识到死亡的大致时段，人在这一生中要碰到数次本人的本命年。将这一循环的历史观念和时间意识上升到更抽象的哲学层次，与自然、宇宙的运行相连，并给予了明确详细的阐述和预测的是宋儒邵雍。邵雍以为，自然的历史能够“元会运世来计
11、算。他根据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辰，一时辰三特别的数字来规定一元的时间及其变化一世为三十年；一运为十二世，计三百六十年；一会为三十运，计一万零八百年，一元为十二会，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代表自然的一次大生灭。在这一经过中，首先“天开于子，于第一会子会中产生了天；其次“地辟于丑，于第二会丑会中产生了地；最后“人生于寅，于第三会寅会中产生了人。自此以后，发展到第六会巳会为唐尧盛世；发展到第七会午会为盛极而衰的夏商周到唐宋时期；以后到第十一会戌会，万物将归于消灭；最后是十二会亥会，天地也将归于消灭。这样从始到终的“一元共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以后自然的历史仍然根据既定的阶段、时间照样循
12、环下去，以致于无穷。其间人类的历史还能够“皇、帝、王、霸来划分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情况是三皇之世“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五帝之世“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三王之世“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五伯之世“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31邵雍又以为：所谓皇、帝、王、霸者，非独谓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罢了。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霸也。霸下面则夷狄，夷狄则是禽兽也。32根据这个标准，他断定五霸以后直到宋代的历史是汉代是“王而缺乏；晋代是“霸而有余；隋代是“晋之子也；唐代是“汉之弟也；33也就是讲，在人类历史中，又各自有大大小小的循环，大圆
13、圈中又套着小圆圈，人类乃至宇宙的历史，就是这样由一串串小圆圈组成的大圆圈。34这种循环往复的观点与线性进步的观点之别，又不仅仅是简单的中、西之别，而且也是古、今之别，并与人们的时间意识严密相关。一位历史学家古列维奇A.J.Gurevich指出：当人类为了节约和使用时间而把握了时间后，也就是讲，学会了测量时间并准确地加以分割后，人类同时也就发现本人成了时间的奴隶，时间观念在“匆匆忙忙的当代人的头脑中逐步呈现出它的流动性和不可逆性。古人的时间感受与今人相当不同，在古代，思想是详细的、可感的，时间不是以从过去到将来的线性方式流逝的；它要么是静止的，要么是循环的。因而，每隔固定时间，那早已存在的又会重
14、新出现，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意识仍然服从于季节性的周期变化的事实，与淳朴的农民心灵有关。很多创造了伟大的古代文明的民族都持有循环的时间意识，支撑古代文明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静止的、无穷的、如今同过去不可分割地连接着的观念上的。没有什么能比对时间的解释更明晰地表明古代文明和当代文明之间的显著差异：当代社会完全受着矢量时间的支配，而时间在古人的意识中仅仅起着很小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基督教诞生时期，基督教在放弃异教的循环世界观后，从（旧约）中汲取了把时间体验为一种末世论经过的观念，即热烈地等待着伟大的事件救世主的降临在历史中实现。历史时间既在量上，更是在质上被清楚地分为两个重要的时代，即基督
15、前公元前和基督后公元后。由此人们新的时间知觉基于三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上：人类的诞生、极盛以及衰亡，时间变成矢量的，线性的和不可逆的。然而，在基督教中，尽管时间是矢量的，但它并未摆脱循环观念，而仅仅是对这种观念的解释发生了根本变化。真理与时间无关，也不随时间而变。“时代在变，言语也在变，但信仰不变，人类的历史能够以“基督为中心简捷地理解为“基督将要降临，基督正在降临，基督已经降临。根本的变化则是从“s经时间向“商人时间的转变。时钟发明于13世纪末，用斯宾格勒的话来讲，它是一种“正在消逝时间的令人恐惧的象征无以复加地表达了一种全球的历史感。时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场被“分离为一种处于生活之外的纯形
16、式。时间开场永久地以一条直线从过去，经过一个称作如今的点，向将来“延伸。如今时间变得急若流星，不可逆转和难以捉摸。35过去人只是在与事件有关时才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如今人类第一次发现，甚至在没有事件的情况下，时间也不会停止其流动。所以，必须努力节省时间，合理地使用时间，并以有益于人类的行为来丰富和充塞时间。时间被看作是一种极为有用的东西、一种物质价值的来源例如“时间就是金钱！。地方时间也被弄得四分五裂，这时，全国性的，随后是全球性的时间成了一种加强联络的手段，由此才产生了一种统一的时间概念。古列维奇指出：时间的感觉和知觉涉及文化生活的真正本质，这一概念与进化观念息息相关。然而，可能有时我们会忽略
17、这一事实，即在历史中，同进化并列的静态因素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过去的历史时代具有变化极其缓慢的特征，因此，人们倾向于在静止的或“永久轮回的状态中，而不是在生成进化经过中领悟世界。也许某些现代学者会低估这一因素，由于他们归属于一种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而成的文明，进而迫使他们通过变化的棱镜来观察它的过去。36一幅循环的世界图景在一个已经习惯了“进步观念的当代人看来会是难于忍耐的，37但古代中国人看来却相当安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点。至少，他们生活在一个并不相信“将来一定比如今好“明天一定比今天强的气氛中而仍然安之若素，照旧保持着生活的安静冷静僻静甚至相当快乐的心境。古人也时而会有对理想社会的期望，但此时他
18、们憧憬的对象亦不在将来而在远古，但像“复三代“复井田“复封建这样的理想也并不曾认真地实行，由于略微清醒地考虑一下社会情势，就知其不太可能。宇宙、社会的大循环纵有，个人的生命相对于此一大循环来讲毕竟太过渺小。对个体生命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这一生命的经过。古代中国人的心态基本上是保守的，秦以后，历史上真正尚变、尚革的著名政治家大概只要王莽、王安石等寥寥几人，且也只是主张上层改革，而非社会革命，并且是以“托古改制的名义。古人强调历史的单纯一贯、循环往复也是为了强调“道的一贯，“纲常的一贯，“人伦的一贯，此正如董仲舒所讲“天不变，道亦不变38朱子所讲“纲常万年，磨灭不得39“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则自今以往，或有继周而王者，呈百世之远，所因所幸亦不过，岂但十世罢了乎？40此正是朱熹注释子张问“十世可知孔子讲“百世可知一节。“纲常的社会也就是名分等级的社会，41春秋战国之变并没有变掉这一等级社会，后世的社会变化也没有积累到足以使人预见一个新社会的程度，古人在思想资源及客观条件上难于设想，在思想兴趣上似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去设想还有另外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