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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新传统文化小故事|传统文化故事大全传统文化的智慧与我国白话小说的叙事艺术作者：刘俐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01期何谓智慧？智慧是人文科学方法观的代表性形态之一。“智慧，在其最独特的意义上，是指面临不易直接用逻辑分析解决的矛盾时，凭藉生活与实践经验所采取的非常规的应对态度与方法。西方文化传统中，亚里士多德区分Techne(技术)与Phronesis(实践智慧)，后者对应于汉语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分布在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各个领域。根植在同一文化河床中的诸文化、艺术形式，具有互相影响机制。我国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形式，在叙事技巧、形象生成及结构等艺术构成各因素，与传
2、统文化中的智慧有哪些相关性？因为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丰富灵动，其对话本和拟话本小说的影响难以勾画出清晰边界，也难以做出一般性概括，而是在各篇小说中各自具有独特的表现。因此发现智慧渗透文本现象突出的作品，并对之进行个案性研究，是寻找到这种相关性的最好方式。基于此，笔者选取李渔合影楼作为个案来分析讨论。李渔(1611-1679)是清初戏曲理论家、作家，浙江兰溪人(今属)。著有闲情偶寄，包括戏剧理论、饮食、营造、园艺等方面内容。所作传奇风筝误、蜃中楼、玉搔头等十种，合称笠翁十种曲。另有短篇小说集十二楼、无声戏和回文传等。合影楼是他拟话本十二楼的第一篇。历来选本多选此篇。一、故事魅力与智慧话本产生在勾栏瓦
3、舍，诉诸现场的听者，需要情节曲折有趣易于捕捉，好懂好记，还要适当地抖落引人发笑的包袱等等，因此，故事魅力原则优于人物魅力原则，创作者在故事设计营造上需更加倾注艺术匠心。李渔深谙此中三昧，合影楼也以故事魅力取胜：珍生和玉娟相爱，而玉娟的父亲管提举则坚决反对，后来路公凭借自己智慧，促成了珍生、玉娟、锦云三个人的美满婚姻，解决了两家恩怨的难题。“故事由一对男女插入了一个第三者，本来是三角恋爱，更增加纠纷的局面。不料情敌的加入却成了促使团圆的契机，虽然作者成竹在胸，事事由他摆布安排，但曲折纤巧之中也仍显得圆熟浑成。明明是雕琢斗榫而成的情节而颇能泯除镶嵌的痕迹，作者操纵腾挪的手段也不能等闲视之”。确实，
4、小说情节的一波三折吸引了读者，尤其是路公的智慧及计谋的成功实施，让读者兴奋、击掌叫好。显然，此文本靠故事魅力吸引读者，其中的人物，固然也有性格：管提举迂腐古板，不近人情；珍生和玉娟执着于爱情；路公聪慧洒脱，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在虚构世界的整体中，人物犹如一粒粒珍珠被编织在跌宕起伏的故事链条中，恰恰因为这个链条，珍珠才如此璀璨闪烁。这个故事之所以有趣：一个原因是路公有智慧，设计了两全其美的圈套使各方皆大欢喜；第二个原因是作家李渔很好地处理了对立与矛盾的关系，由此营构出特殊的结构和叙事艺术。古典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有两类命题，一类是矛盾，另一类是对立。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杰姆孙(Fred
5、ric Jameson)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认为，立陶宛的词汇学家格雷马斯(A.J.Greimas)“继承了这一说法，但并不作为逻辑命题，他的目的是以此来讨论意义的细微构成，而命题在意义表达或符号功能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意义只有通过二项对立才能存在。例如，X和Y两项就是逻辑学上所谓的对立，即X的强烈对立是Y。从颜色角度来看，黑与白的对立是强烈对立。而Y也就是反X，Y是X的绝对否定。但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非X，比如说红、蓝、黄等等，这种X与非X之间的矛盾比对立要弱一些，却更普遍。同样的道理，还存在着一种非反X，即非黑色的东西。这样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方形的图，表示不同的关
6、系。格雷马斯称这一方形图为符号的矩形”。其具体结构如图1。图1 “符号的矩形”图格雷马斯依据对立和矛盾的逻辑学命题，得出了这个较之于原来这两个逻辑学命题因素更多也更复杂的结构，这个结构更适合描述虚构的小说世界，也更适合发现各种因素在小说中是如何组合的。在运用格雷马斯的结构分析合影楼之前，需要确定价值基点，这攸关人文科学研究性质。文学作品凝聚了作为主体性的个性化的人的感情和追求，具有价值取向性，具有人文主体的信仰性，是人理念地感知外界的结果，文学研究是“理解”，其“灵魂”是价值评价。而我们采用的诸如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方法，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乎事物本身，而在于
7、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得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事物“构造”和“关系”的思维方式，是从结构主义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地推衍出来的。结构主义作为思想方法其本身不具有价值和意义取向。因此，以之作为研究工具时，确定价值基点就是必要和必须的。我们确立的价值基点：X。以此为基点，我们对合影楼中各个位置的符号所赋予如下意义：X是年轻人正常合法的感情。以此为价值基点，对于年轻人正常合法的感情的评价就是肯定性的，赞美性的，这种感情的实现是美好的事情。这种感情由几个人共同体现。珍生与玉娟，还有锦云，还有屠观察，他们的意向都聚集在此。屠观察虽然不是自己追求爱情，但是他认可儿子珍生的爱情追求。反X
8、，即Xbar，是反情欲的教化，是非人性的。主要体现在管提举这个人物身上。管提举的价值评价与“年轻人正常合法的感情”相反，他的这个评价是应被否定和批判的，他依此所有的行为都是卑劣的、丑恶的。-X，即非X，即不是年轻人正常合法的感情，同时也不是反情欲的教化，而是使得年轻人正常合法的感情得到满足的理性力量，具体地说就是在符合教化和礼教等行为举措包装下的智慧。这主要体现在路公身上。此种因素由于不是处于与以上因素相对立的位置，所以对其评价要复杂一些，需要看这一因素用在了何处，其结果与X的关系如何，如果与X符合，则是美好的，有价值的，如果不符合则没有价值。-Xbar，则是情理兼得，既符合礼教和教化又满足美
9、满感情的婚姻。也就是X所代表的年轻人意愿的满足。在-Xbar和-X之间是路公。在X和-Xbar之间则是情欲与礼教的有机融合。在X和Xbar之间的关系是人性与教化、礼教的矛盾。在Xbar和-X之间是教化和智慧的通融，是智慧战胜了礼教所获得的通融。从如上各个因素相互之间的分析可以看出，合影楼故事展开和情节设置，是很好地理解和处理了矛盾和对立的关系的结果，即整个叙事结构就是依据化解矛盾、转换对立为原则的。故事构成的各种因素以及相互关系完全符合西方叙事学家所概括的一般叙事语法。在曲折有致，充分满足趣味性和娱乐性中，又不失其肯定青年男女爱情的人文感情和价值取向。二、智慧寓于文化之中合影楼在曲折有致的情节
10、展开中，最有意思的看点是路公的智慧和锦云这个所谓第三者的介入。这个看点依据逻辑是，如果仅有X和反X，那么，故事或者变得针锋相对同时又简单尖锐，没有趣味，也许故事就无法形成。恰恰是有了非X和-Xbar，才有了回旋空间，平添许多有趣的情节出来，故事情节变得曲折有致。质言之，“X和反X”依凭“非X和-Xbar”而有了好故事的价值。这正是我们前面所说作家很好地处理了矛盾和对立问题。换句话说，发现和设计路公的智慧以及塑造和设计作为第三者的锦云形象，对作家成功处理故事的矛盾和对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先说路公的智慧。路公受屠观察委托，到管提举家提亲，得到“欲求亲上加亲，何啻梦中说梦”的无情拒绝，“观察夫妇就断
11、了念头，要替儿子别娶。又闻得人说路公有个螟蛉之女，小字锦云”遂想改聘锦云，路公这个叫做锦云的女儿，知道了自己的八字和珍生的八字相同，“又闻得那副面容俊俏不过”，故免不了一丝爱恋萦怀，“方且自庆得人”，现在问题复杂了，珍生一门心思在玉娟身上，锦云小姐因此郁闷成病。怎么办？本来是珍生和玉娟一男一女的恋情和婚姻问题，现在多了一个媒人的女儿锦云，事情变得棘手起来。不过在小说叙述中，这个难题成了动力，促使路公心生智慧，这就是第三回：“堕巧计爱女嫁媒人凑奇缘媒人赔爱女”，即“欺之以理”的妙招。正如路公说与屠观察的：“小弟中年无子，他时常劝我立嗣，我如今只说立了一人，要聘他女儿为媳。他念相与之情，自然应许。
12、等他许定之后，我又说小女尚未定人，要召令郎为婿，屈他做个四门亲家，以终夙昔之好待我选了吉日，只说一面娶亲，一面赘婿，把二女一男并在一处，使他各畅怀抱，岂不是桩美事？”这就是路公的智慧。于此传统智慧不仅帮助李渔编造曲折有致的故事，设计关键性情节，而且，这智慧本身也成为了小说中被表现的艺术内容，成为了有反复品味余地的看点。传统智慧分布于我国历史哲学文化各领域，明代冯梦龙曾编著有智囊全集，搜集了古人诸般智慧。下面让我们来看一段左传故事，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中有：“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颖考叔为颖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
13、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系我独无。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记载的这个故事说的是郑庄公和母亲姜氏失和而反目，甚至放了狠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而后又后悔了，怎样收回狠话，母子和好如初呢？颖谷封人颖考叔智慧过人，他帮助郑庄公解决了既不用收回狠话以免折了面子，又能恢复母子关系的难题。这就是“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别人又能说什么呢？至于是否母子感情和好如初，我们可以不必去追究，但是，采用一个抵达
14、黄泉的象征性仪式，确实将“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狠话收回去了，这是颖考叔智慧的表现，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表现。如果说，左传中这则故事在象征性仪式中解决了困难，那么，合影楼中，李渔则通过设计出似乎多余的人物锦云，机智地解决了管提举和屠观察两家的多年相恶：“从此以后，两家释了芥蒂，相好如初。过到后来，依旧把两院并为一宅，就将两座水阁做了金屋，以贮两位阿娇，题为合影楼，以成其志。”其中的智慧盎然有趣而有效。智慧怎样演化为审美因素？皆因为：“智慧，往往是基于对人性(或世态)的深刻洞识和了解”；“智慧在东方传统社会中往往以特定的文化哲学(如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庄思想)为背景，特别运用于人际矛盾化解而转化
15、为权术和管理艺术”；“智慧的闪现，往往是基于人文主体性的认知意志、情感和心理结构素质、当下现场的情境式反应。在这类场合智慧闪现为聪敏才气(灵机一动)。但在另外一些场合，智慧更多地就是过程性的经验与实践探索”等，质言之，凭借智慧促成的结果，符合人的合理追求，符合人性。因为有路公的智慧和巧妙设计，才有了路公女儿锦云的第三者身份、性格及相应的情节。路公设计了“一面娶亲，一面赘婿，把二女一男并在一处，使他更畅怀抱”的计谋之后，“锦云听了丫鬟的话，知道改邪归正，不消医治，早已没去病根，只等那一男一女过来，他就好做女英之姊，大舜之妻”。锦云如此反应基于一夫多妻观念，所谓第三者只是今人一夫一妻制及其观念的产
16、物，在合影楼的叙事语境中锦云恰是成其“亲上加亲”“梦中说梦”好事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路公的智慧和锦云的身份的最终确立，均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只有置放到中国文化的河床中才能得到很好理解，其艺术价值也是在这一特定文化的河床中才具有合理性。质言之，路公的计谋是以认可一夫多妻制为基础的，在他看来，珍生入赘路家成为锦云的丈夫，再迎娶玉娟为妻，合情合礼。故事的最终结局即以这样理念而成就。那么故事的结局究竟是什么取得了胜利呢？毫无疑问是合乎礼教又满足个人情感欲求的双向要求的智慧取得了胜利。所以，小说与其说是歌颂了男女之间的纯真爱情，讽刺了假道学家的丑恶，鞭打了禁欲主义，不如说是赞美了中华文化中的智慧。这个艺术经
17、验再次印证了：审美欣赏是将审美对象还原到(置放到)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行为，美感的形成伴随对特定历史文化的体认，美感生成是复杂的现象。藉此进而提出如下问题：既然路公的智慧成就了一个曲折有致的故事，也不可免地带上封建婚姻文化的痕迹和历史局限性，那么，在合影楼故事结构形成中除了前述的正面效应之外，对于作品艺术构成还发生了哪些影响？其内在逻辑联系何在？就此可以引发出哪些思考？三、那堵“墙”的得与失合影楼故事中有一个关键性形象，也是铺垫后面故事的关键一笔，即描写了一堵墙。先是“把一宅分为两院，凡是界限之处都筑了高墙，使彼此不能相见。独是后园之中有两座水阁，一座面西的，是屠观察所得；一座面东的，是管提举所得
18、。中间隔着池水”，可是“管提举多心，还怕这位姨父要在隔水间花之处，窥视他的姬妾，就不惜工费，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了石板，也砌起一带墙垣，分了彼此，使他眼光不能相射”。这个墙垣，是个关键性的形象，联系故事整体结构，从墙垣的设置，到最后“拆去墙垣，揭开泥土，等两位佳人互相盼望；又架起一座飞桥，以便珍生之往来，使牛郎织女无天河银汉之隔”的大团圆结局，没有这堵墙，故事就无从组织。关于这垛墙，古代小说研究者认为李渔：“为了使他所写的故事内容去适应他的意象，也会不自觉地用一些象征性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例如在这一篇中，他便在小说中筑起来一垛道学家的男女授受不亲的高墙，并把这垛高墙推倒，以象征禁欲主义的防
19、闲及其失败，从而把一个寻常的才子佳人故事靠这点象征担当起反道学、反禁欲主义的题旨，完成了一起在礼法范围内的反礼法的胜利。在这点上，他简直可算是现代象征主义这个流派的东方老祖师。”在笔者看来，作为形象的这堵墙与作为道学家的男女授受不亲的意义，其联系过于直接了，缺少蕴藉，而流于直白。如前所述，这个话本艺术魅力主要来自巧妙地处理了对立与矛盾两类关系，组成了曲折有致的故事，而不在于描写了具有象征意味的高墙。如何认识这堵高墙？黑格尔在美学中讨论象征主义艺术的思想很值得温习。黑格尔说：“第一，理念在开始阶段，自身还不确定，还很含糊，或则虽有确定形式而不真实，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它被用作艺术创造的内容。既然不确
20、定，理念本身就还没有理想所要求的那种个别性；它的抽象性和片面性使得形象在外表上离奇而不完美。所以这第一种艺术类型与其说有真正的表现能力，还不如说只是图解的尝试。理念还没有在它本身找到所要的形式，所以还只是对形式的挣扎和希求。我们可以把这种类型一般称为象征艺术的类型。在这种类型里，抽象的理念所取的形象是外在于理念本身的自然形态的感性材料，形象化的过程就从这种材料出发，而且显得束缚在这种材料上面。一方面自然对象还是保留它原来的样子而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一种有实体性的理念又被勉强粘附到这个对象上面去，作为这个对象的意义，因此这个对象就有表现这理念的任务，而且要被了解为本身就已包含这理念。这种情形之所以
21、发生，是由于自然事物本有能表现普遍意义的那一方面。但是既然还不能有理念与形象的完全符合，理念对形象的关系就只涉及某一个抽象属性，例如用狮子象征强壮一般地说，这些情形就是东方原始艺术的泛神主义的性格，这种艺术一方面那绝对意义强加于最平凡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勉强要自然现象成为它的世界观的表现，因此它就显得怪诞离奇，见不出鉴赏力，或是凭仗实体的无限的但是抽象的自由，以鄙夷的态度来对待一切现象，把它们看成无意义的，容易消逝的。因此，内容意蕴不能完全体现于表现方式，而且不管怎样希求和努力，理念与形象的互不符合仍然无法克服。这就是第一种艺术类型，即象征型艺术，以及它的希求，以及它的骚动不宁，它的神秘色彩和崇
22、高风格。”“象征型艺术的形象是不完善的，因为一方面它的理念只是以抽象的确定或不确定的形式进入意识；另一方面这种情形就使得意义与形象的符合永远是有缺陷的，而且也纯粹是抽象的。”李渔是他们那个时代先知先觉者，他已经感觉到道学家的禁忌像一堵墙一样隔断了年轻人的幸福。但是李渔的思想观念是综合性的，既有对道学的憎恶，也有对于一夫多妻制的认可，有对礼教的屈从，也更有凭藉生活与实践经验产生的符合礼教的智慧。他对生活的理解只能基于这样综合性的思想观念和经验性体悟。不可能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就是如黑格尔所说的“理念在开始阶段，自身还不确定，还很含糊，或则虽有确定形式而不真实，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它被用作艺术创造的内容
23、。”他就是站在具有很大局限性的基点上选择了“墙”这个形象作象征之物，这堵“墙”在合影楼的叙事语境下，只在迂腐的道学家为防范年轻人感情而砌的层面上具有意义，而不能包含诸如辩证地处理对立与矛盾的关系、路公的智慧等方面的意义，可以理解为，“墙”的形象与作品客观所具有的蕴涵不匹配。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墙”的得与失了：设置“墙”的形象，以“墙”为契机，砌墙、拆墙构成起承转合，增加了情节的婉转曲折；砌墙拆墙成为人物复杂细腻的心理内容的依托，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结合起来；“墙”的形象毕竟与某些意义相符，是为“得”。因为有了“墙”形象，“内容意蕴不能完全体现于表现方式，而且不管怎样希求和努力，理念与形
24、象的互不符合仍然无法克服”，是为“失”。也许在如上分析所获结论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看清楚合影楼的议论现象。小说不能没有议论，重要的是如何议论。美国文学理论家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总结了一些有效的议论形式，这些议论是经过乔装打扮的，成为小说事件的一部分。比如：戏剧化议论、含蓄的议论，象征也是一种暗示性的评论，小说中的某些细节，场景作为一种特殊的设置，对照物或背景，也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议论功能。布斯认为：“各种议论，都是为了提高读者对一本书的特殊要素的体验强度服务的它的主要的正当作用，是按照一种或另一种价值尺度来造就读者的判断。”中国古代拟话本作为说书形式的文字凝固性小说，议论随说书艺术而诞生，别有自
25、己的特点。合影楼中的议论有如下特点：第一，反讽味道。李渔采用一副过来人口吻，似乎将大千世界了然于心，尽可能以让人相信的语气来讲故事。这副讲述口吻所起的作用与议论无异。他在第一回“防奸盗刻意藏形，起情氛无心露影”中的“入话”部分旁征博引，说了一番“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欢之谊，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若到了男女情已发，则不可防范了，似乎这是一个铁律。在此基础上从“我今日这回小说，总是要使齐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渐，非但不可露形，不是单阐风情，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相思路”开始，就开始进入正话了，然后开始讲“元朝至正年间，广东韶州府曲江县有两个闲住的缙绅：一姓屠，一姓管。姓屠的由黄甲起家，官至观察之职；姓管的由
26、乡贡起家，官至提举之职”叙述了两家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是两姨表兄妹。两个孩子非常相像，于是有一段细节“有时屠夫人把玉娟认作儿子，抱在怀中饲奶；有时管夫人把珍生认作女儿，搂在身边睡觉。后来竟习以为常，两母两儿互相乳育”叙述就是议论，且所议不容置疑，这种口吻形成了一个语境，诞生出反讽的味道。正如西方新批评理论家克利安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说，“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这是个大好局面；在某些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恰巧与它字面意义相反。这是最明显的一种反讽讽刺语境的巧妙地安排可以产生反讽的语调”。合影楼的叙述就造成了
27、一个这样的语境，表面上说“我今日这回小说，总是要使齐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渐，非但不可露形，不是单阐风情，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相思路”，其实管提举对于女儿的防范不可谓不严格，可以说，管提举的形象就是在防范女儿的一系列行为中初具轮廓的，防范极致就是砌起了高墙，其效果如何？依然是没有挡住男女青年的相爱，这个严格防范的语境和女儿执意追求自己的爱情的结果形成张力，反讽的味道就出来了。反讽不就是一种高级的议论吗？议论防微杜渐的无效，议论道学家的愚昧无能，议论男女爱情的无穷力量质言之，合影楼反讽机制是，叙述者越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讲述，语气越是坚定，故事的最终结果越是与其讲述的内容形成张力，反讽效果就越容易形成。
28、反讽是一种高级的议论。鲁迅说：“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11)路公巧设计谋，成全了“合影楼”的故事，这是为娱心，也为劝善，而字里行间的议论则是为辅助劝善之用的，只不过因为李渔的立点就是这么高，他的劝善也就很有局限。简短的结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影响了白话小说诸多方面：故事的特质和情节的设计，叙事的结构形态，是白话小说中饶有趣味的看点得以生成的资源，白话小说的审美取向因为受传统文化中智慧影响，具有突出的语境性和复杂性，甚至白话小说浅白的象征形象的设计和手法运用也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从分析智慧入手是对我国白话小说作品的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相结合的有益尝试。注释：
29、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4页。何满子、李时人主编：中国古代短篇名篇赏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5-756页。杰姆孙：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页。左传纪事本末卷四一郑伯克段于鄢，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97页。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第94-95页。何满子、李时人主编：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赏析，第753-754页。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6-97页。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20页。见赵毅衡主编：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79页。(11)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作者介绍：刘俐俐，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叙事性文本分析理论与分析实践研究，天津 300071第 17 页 共 1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