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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金融改革建构主义研究一、既存国际金融体系与金砖国家金砖国家的前身是金砖四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俄、印、巴四国通过举行系列会谈和建立峰会机制，使“金砖四国初步具备国家经济合作论坛的基础。随着2010年南非的参加，金砖四国改名为“金砖国家(BICS)，并逐步成长为在经济上可媲美七国集团、政治上日益崛起的国家集团。当前，金砖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令人瞩目。以最基本的GDP总量和GDP增速为例，2008年，金砖国家GDP占全球总量的14.6%。同期，G7的GDP占全球总量的52.4%，约为金砖四国的3.6倍。截止2013年底，金砖五国的GDP总和约为157796亿美元(南非提供201
2、2年数据)，约占全球的1/5。同期，七国集团的GDP总和约为34507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5，相当于金砖国家的2.2倍。估计到2015年，金砖国家GDP总和将到达甚至超过美国，到2027年，金砖国家的GDP总和将与七国集团持平。GDP增速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金砖国家(含南非)的平均增速为7.4%，远高于同期七国集团的0.9%。20112013年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1%，5.5%和5.5%，七国集团则分别为1.6%，0.6%和0.8%。仔细考察金砖国家，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新兴经济体中可能挑战甚至领导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并非仅仅根据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
3、，还包括下面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其具有相对成熟的合作机制和共同进退的合作基础。与新钻国家、瞻望五国、将来11国等其他新兴经济体概念相比，金砖国家并非停留于概念性提法阶段，而是客观存在的国际组织。其不仅具备外长会议、财长会议、金砖峰会等若干层次的合作机制，而且在经济上互补互助。金砖银行和金砖应急储备更是密切联络五国的纽带，它们使金砖国家成为真正的国家合作论坛，并在全球气候、全球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等诸多领域上表现出共同进退的国家集团行为，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其次，金砖国家具有较多的体系权利，并具备较大的改革动因。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金砖国家具备更多的体系权利资源，在体系中拥有更大的
4、发言权，也意味着更容易推动体系权利构造的改革。在世界银行中，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已占据前十名的席位，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中国和俄罗斯的份额已跻身前十，而一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0年的改革方案落实，印度与巴西也将跃升至前十名，这是其他新兴经济体无法比较的。另一方面，在全球遭受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影响力不但未使金砖国家有效躲避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损失最为严重的案例，并因而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均承当了空前的压力，其改革动力异常强烈。第三，构造改革能赋予金砖国家更多的行动能力，且加强其行动意愿。金砖国家的经济实力使其具备治理危机的强大行动能力，不合理的权利分配却使其
5、一直被排除在体系的核心层外，严重限制了其行动能力的发挥。能够预见的是，假如能赋予金砖国家更大的体系权利，金砖国家的行动能力将有更大发挥空间，在提高体系权利构造行动能力、恢复体系运作方面有所作为。更重要的是，这有利于充分加强金砖国家治理危机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约束七国集团在体系中的霸权倾向，使体系的权利决策走向愈加合理。鉴于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的经济实力日益接近，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力。作为新兴经济体(也是全体发展中国家)改革派主要代表、甚至领军人物的地位正日益稳固，并引领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下面简称“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为保障本身利益，与领导发
6、达经济体的体系核心权利集团七国集团相抗争，锐意推动体系权利构造的改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七国集团亦需要借助新兴经济体(实际上是整个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拯救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并不完全是站在对立面阻止改革。总之，当前是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佳时期，金砖国家必须把握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努力推动改革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二、现实建构主义与国际金融体系权利构造变革2002年，亨利诺(HenryNau)和理查德里昂(ichardCLeone)提出将权利与认同应用于美国外交战略，并指出，认同与物质权利共同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诺与里昂看来，一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基于该国在所处的国际
7、体系中的物质权利分配(能否匹配)与认同分配做出的。次年，塞缪尔巴尔金(SamuelBarkin)提出的现实建构主义为该思路提供了理论支持。所谓现实建构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搭桥理论，是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理论联合与调和的产物，而非元理论，因而该理论应当同时知足并遵守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双重内核:权利与认同。现实建构主义从一种进程的视角研究权利和认同的关系，提出“规则是调和两者矛盾和连接两者的重要纽带。而且，现实建构主义有两个核心假设:一是国际政治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二是国际政治无法超越权利政治。至此能够看出，现实建构主义试图在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寻求融合，其基本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国家是国际社
8、会的行为主体，国家间的互动建构国家的国际身份，国际身份的改变会影响国家对利益分配的认同，最终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第二，国际社会是权利分配的产物，其权利构造是通过国际社会的共有观念确立的。简言之，现实建构主义以为国际权利体系的基础是权利分配，但权利分配的实现依靠于国际社会共鸣的构成，而连接权利分配和国际社会共鸣的桥梁就是规则，即“特定的权利构造能够影响特定规范构造的变动，反之，特定规范构造的变动也会影响特定权利构造的变迁。从这一理论出发分析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会发现，当物质权利分配与认同分配改变的时候，各国对外政策也会随之产生变化，进而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需要强调的是，物质权利分配的
9、产物是权利构造，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物质权利主要是指经济实力。由于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参与国际金融，可以以在一定时期通过扭曲其在国际金融构造中的位置而获利，或对他国构成利害冲突，但它不能在较长时期中以国际金融为工具获得更多的收益或保持既得的利益。因而，体系权利分配的最终结果应该是服从于经济实力差异的权利构造。一旦经济实力比照发生重大改变，权利构造理应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由于权利构造的创立和发展是为了体系权利的分解与制衡，是在道德约束、理念约束的基础上，“以权利约束权利，“构成一个相对稳定、互相制约、协调平衡的权利构造，进而防止滥用权利，有效控制权利，而物质权利构造存在于相应的社会形态
10、之中，并由生产力高度和经济基础所决定，在体系中表现为客观的经济实力构造。权利构造假如超越或者滞后于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基础，必然会出现不适应性、不协调性、不耦合性的病变甚至癌变，必然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也就是讲，权利构造是协调权利与认同的纽带，国际金融体系通过权利构造来实现权利制衡，进而加强各国对权利分配的认同，进而产生体系权利构造的权威性，加强各国服从体系治理的可能性，最终到达维护权利构造相对稳定、体系职能有效发挥、国际金融健康发展的目的。而经济实力的改变，势必引起权利构造同步改变的需求。当这个需求不被知足时，对权利分配的认同就会降低，体系治理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便会下降，体系的生存就面临严重挑战
11、。因而，体系权利构造的改革势在必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各国意识到，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已落后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无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其权利构造已变得不再稳定，缺乏对个别大国权利进行有效制约的机制，体系内很多成员国的利益正在遭到损害，很多国家对体系权利构造的认同急剧下降，纷纷要求体系进行改革，部分国家甚至另寻体系的替代品。因而，体系假如再不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将面临宏大的挑战和潜在风险。现实建构主义告诉我们，“在无政府状态和特定的权利构造背景下，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由其对特定构造的认同所决定的。多国在同一个体系中或者同一个规则构造中往往产生类似的国家认同和群体归属感，产生群
12、体认同的国家在国际权利分配和国际权利斗争经过中逐步构成类似的对外政策倾向，并易于结成国家联盟。认同降低甚至消失导致的连锁反响将严重威胁体系的生存，尤其是当国家认同成为国际社会共鸣，并通过共鸣输出为国家对外政策时，对体系的挑战便具有了国际性意义。假如在体系内部产生两个或多个互相博弈的国家集团，最终就有可能推动体系的改革。从这个角度来讲，体系的权利构造改革实际上是不同阵营的集团之间角力的结果，而决定体系命运的就是各阵营对体系内权利构造的认同。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加剧了各国经济实力比照，愈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体系权利构造合法性、权威性、甚至行动能力的质疑，尤其是那些处于权利构造不合理位置的新兴与发展中国家，
13、普遍对体系权利构造产生了严重的不认同感，而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经济体则普遍保守并竭力维护既存的体系权利构造，仅同意对权利体系部分职能进行调整。因而，体系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两个对立集团，即金砖集团领衔的改革派和七国集团领导的守旧派，分别代表着两个集团的利益，两者之间角力的主要着力点是国际金融体系内部的权利构造能否需要改变。七国集团与金砖国家的竞合关系对权利构造改革的意义在于，由七国集团所主导的体系面临权利再分配的外在压力，尤其是在两者经济实力比照发生显著变化的后危机时代。七国集团强烈要求金砖国家充当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救世主角色，而后者却没有因其出色的表现和宏大的付出获得应得的体系权利和地位。过去
14、10年，金砖国家GDP增速为全球平均增速的1.8倍。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奉献率每年以8.9%的速度增长，估计7年后，奉献将超过60%，到达美国的7.5倍。2008年之后，金砖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增量的奉献也已经超过了七国集团。换言之，体系的权利并没有随着两者角色的调换而转移。固然体系权利构造处于崩溃重组的边缘，并将伴随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实现下一个动态平衡，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两者不合理的权利分配并没有本质改善。在这种不平等下，金砖国家对体系权利构造的分配认同有接近甚至趋同的倾向，进而导致金砖国家出台类似的对外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砖国家没有内部矛盾，这也就为五国怎样有效躲避矛盾提出挑战。当然
15、，金砖国家之所以能结成金砖国家集团，并成为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代表，也与其鲜明的优势有关:首先，金砖国家经济互补性强，改革意愿强烈。金砖国家集团占据全球经济份额的1/5，经济实力强且经济构造互补，在体系中经济实力和体系权利构造内排名比拟接近，致使他们在权利构造上有相近的利益诉求，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尤里达杜什(UriDa-dush)所言:“他们都相对不发达他们都希望建设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一个他们占更多权重和有更多发言权的秩序。其次，金砖国家体系权利较大，外部压力相对较大。五国所分配到的体系权利相较其他新兴与发展中国家较高，改革意愿强烈的同时自然也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面对
16、高度一体化的七国集团，只要强化金砖国家的群体性认同和他们在体系权利构造中的整体性权利，金砖国家集团利益才有可能最大化。最后，金砖国家国际形象较好，具有较大的号召力。金砖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大力拯救金融危机的行为大大提升了其国际形象，在所有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因而在关键时刻能够有效团结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手中的权利资源，大大提高在权利再分配进程中成功的概率。三、金砖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对策分析综上所述，金砖国家面临宏大的改革机遇，国际金融体系权利构造的改革势在必行。但是，金砖国家面临的挑战也是异常严峻的。与七国集团相比，他们的合作机制相对薄弱、缺乏统一的权利再分配改革方案、面临
17、美元霸权产生的通胀压力等实际情况都大大削弱了其推动改革的能力。对此，本文以为，若想要最大限度地分得体系权利，实现体系权利构造的改革，金砖国家必须正视并解决下面三个问题。首先，加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强化团队合作意识。经过六届金砖峰会的商量和努力，金砖国家已经构成了包括外长会议、财长会议、金砖峰会等若干层次的合作机制，并通过这些机制在很多场合就一些重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用同一个声音讲话，这对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尤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等重要国际事务上发挥了积极乃至关键性的作用，大大加强了其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比方，201
18、0年金砖国家与其他国家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平台。同年，金砖国家联合其他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这些改革是现代国际金融改革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有利于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分配方案，大大提升了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权利与地位。再如，在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印度和巴西联合阻止了部分发达经济体的阴谋，坚持遵循（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金砖国家在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博得了广泛的赞誉，同时也再一次向世界证实了本人的价值。但是，由于五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以及
19、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的地缘政治因素，金砖国家至今仍属于松懈的合作论坛性质，没有构成一致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常设的秘书处机制，再加上与二十国集团和地区组织等机制的复杂关系，致使金砖国家集团的改革政策大受影响，表现出效率低下、政策不稳等缺乏。以商讨重大议题为例，由于没有常设的秘书处，重大决议一般只能通过一年一次的峰会实现。事前沟通时间短、事中沟通深度缺乏，导致峰会期间五国各自的方案相互抵触明显，最终达成的协议结果也很难到达预期效果。松懈的机制还导致五国的责任、义务意识薄弱，当与其地区利益产生冲突时，五国的合作程度就会有所降低，致使五国在介入国际金融改革事务时，缺乏持续、稳定、强劲的意志表达和政治经
20、济威慑力。因而，金砖国家应借鉴欧洲联盟早期发展的经历，通过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并借助经济合作提升经济互信和政治互信，逐步向全面合作机制演进，最终推动金砖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其次，完善金砖银行及应急储备机制，提升权利构造改革的外部压力。2014年7月15日，金砖五国在巴西福塔莱萨签署协议，正式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并明确表示二者是互相独立的。前者着眼于长期发展融资，旨在帮助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功能上与世界银行部分重合;后者侧重于短期融资，主要用于“稳定金砖国家内部金融市场、“确保金砖国家金融市场有序和健康发展并“应对短
21、期冲击，所以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具备部分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成立，主观上是表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改革方案落实未果的不满，倒逼部分国家加快体系改革的进程。客观上削弱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影响力，增加了金砖国家挑战体系权利的能力，获得了加快改革进程的会谈筹码。但是，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同样存在问题。首先，金砖银行存在决策权的制度性障碍。与应急储备安排不同的是，金砖银行是五国妥协的产物，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了照顾，致使权利构造过于平衡。随着成员国的增加，权利平衡带来的平等协商将凸显集团行动窘境的尴尬，因而必须产生一个中心国家来扫除这个制度性障碍，
22、凝聚各国的气力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其次，缺乏“国际清算职能。要充分发展金砖国家的经济权利，就必定需要“国际清算银行(BIS)来促进金砖国家间的结算和信贷服务，降低对美元和欧元的依靠。同时，为五国的央行提供沟通平台，协调五国的金融政策，充分利用五国的外汇储备和经济影响力，保证金砖国家货币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金砖版的国际清算银行将大大削弱七国集团惯用的经济制裁手段，为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保驾护航，加强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的国际影响力，进而提升金砖国家的金融权利。因而，金砖国家应考虑在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下增加“国际清算职能，实现以金砖银行为依托，结合国际化货币、金融
23、交易市场和国家间信贷与救援机制，打造一个能切实挑战体系霸权的制度化平台。再次，推进金砖国家货币机制改革，逐步推进“去美元化进程。布雷森顿体系的瓦解并没有解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美元不仅还是国际金融主要的计价和交易货币，而且还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占据高达60.7%的份额。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滥用美元霸权地位，施行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世界人民征收铸币税，转嫁危机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严重危及各国利益和全球金融安全。挑战美元霸权是构建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证金砖国家金融安全的必要手段。除了传统的日元和欧元之外，多国也在力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实现国际货币体系构造的平衡。多元
24、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能够有力地稀释美元经济霸权，动摇美国的体系权利基础，而且能够通过调整国际货币体系构造平衡其他体系性大国与美国货币权利的差距，增加挑战美国权利独大的砝码。目前，金砖国家的去美元化措施主要集中在货币互换、贸易结算和贷款业务等方面。通过积极推进双边货币互换机制，逐步推进金砖国家本币在贷款和贸易结算方面的认可度和使用率，并借此时机进一步推动双边本币贸易结算和贷款业务。以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为例，中国已先后与巴西、俄罗斯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构成多边互换网络，逐步在所有介入国内部实现各领域本币合作。本币合作能够避免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潜在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金砖国家
25、要充分发挥其经济实力，实现五国的利益最大化，创造类似于欧元的金砖国家内部的区域性货币势在必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来看，货币一体化不仅能加强金砖国家在货币和汇率方面的合作，而且能够摆脱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货币的依靠。关键是，共同的结算单位将为五国的经贸提供极大的便利，同时能够像本币兑换一样到达消除国际汇率体系扭曲的弊端，最大限度地降低因货币兑换带来的交易成本。如此一来，不仅能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整体经济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性，而且还能加强金砖国家的归属性和凝聚力，促进五国在更多领域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加强其作为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代表地位甚至领军地位，更好地引导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气力，以推
26、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四、结语作为最大的金砖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希望在体系权利构造改革中获得更多的权利份额，突破当前在权利构造中被边缘化的尴尬，进入体系决策核心，进而避免因权利缺乏而成为权利大国的政策牺牲品。目前，二十国集团正逐步取代七国集团成为新的国际金融协调平台，后者的权利份额优势被制度性约束。基于此，中国应联合其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共同推进权利构造改革进程。同时，中国还应寻求主导金砖银行的发展，通过金砖银行业务扩大人民币的投资规模和涵盖领域，加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影响力，大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进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体系权利构造改革构成响应。在实现体系权利再分配的经过中，作为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金砖国家通过强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完善金砖银行及应急储备机制和推进金砖国家货币机制改革等多方面的努力，不断加强其作为权利构造重要一环的地位和影响力，迫使体系在权利构造改革的经过中向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让渡更多权利。只要这样，才能促就国际金融体系新权利构造的转变，引领世界尽快摆脱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阴影，尽快走向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