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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教育投资论文2篇第一篇一、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一)调查基本情况讲明在调查研究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经过中，由于调查对象为农村家庭的父母，考虑到其文化程度不高，为保证调查的客观真实性，采取了访谈与问卷相结合的方式。2013年4月，为保证调查对象的代表性，我们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选取了江西省内经济较为发达的南昌市、经济发展居中等水平的抚州市以及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吉安市三个地级市的农村地区进行了随机调查，调查对象为家有高三在读子女的农村家庭的父母，共发放调查问卷235份，回收224份，回收率为95.3%;有效问卷212份，有效率为94.6%。(二)变量的选
2、取及统计方法选取“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意愿作为衡量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因变量Y，投资意愿从“很不愿意“不太愿意“一般“比拟愿意到“非常愿意共划分为5级，统计时分别用1、2、3、4、5来标识。调查共选取了25个自变量作为影响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因素，分别以X1，X2，X25来编码。现将自变量的统计方法作如下讲明:第一，父母因素中，选取“X1父亲受教育程度“X2母亲受教育程度“X3母亲决策权“X4父母利己程度“X5家庭年收入“X6能否依靠家庭本身气力解决大学学费等6个变量来反映。X1和X2两个变量按文化程度由低到高分为5级;X3设为虚拟变量，即划分为“是(=1)与“否(=0);X4按利
3、己程度由低到高分为5级;X5按收入值由低到高分为5级;X6设为虚拟变量，即分为“是(=1)与“否(=0)。第二，子女因素选取“X7就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X8就读高三的子女性别“X9家庭子女总数量三个变量来反映。X7详细包含“学习成绩好坏“学习态度“做事能力“做事的精神集中情况“兴趣喜好广泛度“读大学的意愿等6个子变量，分析时采用德尔菲法将各子因素的权重分别对应设置为:0.18、0.16、0.15、0.16、0.15、0.2(权重总和为1)，采用加权平均法得出“就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的数值;X8设为虚拟变量，划分为“女(=0)与“男(=1)。X9的最小值为“1个，最大值为“4个及以
4、上。第三，家庭所处的外在环境因素选取“X10家庭所在地的地理位置“X11家庭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X12家庭周边邻里对子女读大学的态度三个变量来反映。X10按经济发展状况由低到高分为5类;X12按态度由消极到积极分为5级。第四，拟选择高校的因素通过“拟选择高校的地理位置“拟选择高校的层次与类别“X22拟选择高校的学生赞助政策三个变量来反映。“拟选择高校的地理位置变量详细则由“X13能否选择位于家庭所在地附近的省内城市的高校“X14能否选择离家庭所在地较远的省内城市的高校“X15能否选择位于中西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X16能否选择位于东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等4个子变量反映，各变量以虚拟变量的形
5、式编码为“1=会选择“0=不会选择;“拟选择高校的层次与类别详细则以“X17能否选择就读重点本科院校“X18能否选择就读普通本科院校“X19能否选择就读独立学院或民办本科院校“X20能否选择就读公办高职高专院校“X21能否选择就读民办高职高专院校5个子变量来体现，各变量都以虚拟变量形式编码为“1=支持子女上学“0=让子女放弃读书;X22则根据赞助政策对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选择的影响由小到大划分为5级。第五，高等教育成本因素以“X23读大学的直接成本和“X24读大学的间接成本两个变量来反映。X23通过家庭所能接受的上大学的最高学杂费数量来考察;X24则通过子女选择务农或选择打工所获得的预期收入两个因
6、从来体现，并分别赋以0.4和0.6的权重来计算获得“X24读大学的间接成本变量的分值。第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因素划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两大类、共有“教育质量风险“专业选择风险“就业风险“教育过度风险“个性风险“预期收益风险7个二级指标。风险指标在问卷中均以“发生某风险后家庭会不会觉得让子女读大学是不划算的来体现，划分为“肯定不会“不太会“有可能会“比拟会“肯定会5级，分别赋值1、2、3、4、至5，分别代表风险认知由低到高的水平。各种风险因素利用德尔菲法测出权重，然后利用加权平均法算出“X25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因素的总得分。(三)计量模型及回归结果“X4父母利己程度“X5家庭年收入“X7就
7、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X12家庭周边邻里对子女读大学的态度“X16能否选择位于东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X17能否选择就读重点本科院校“X18能否选择就读普通本科院校“X22拟选择高校的学生赞助政策“X24读大学的间接成本“X25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等10个自变量顺利进入了模型，它们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其它因素由于显著性水平未通过检验、共线性等原因无法进入模型。1.父母因素“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因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是0.021(P=0.757)、0.056(P=0.419)，且两因素在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中的显著性检验值均偏大，故未纳入
8、回归模型。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家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所以对其决策并无显著影响。“母亲决策权未进入模型可能是由于随着农村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母亲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十分在对孩子能否读大学这件事上，和父亲一样有决策的权利，因此其对决策的影响并不明显。“父母的利己程度变量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为考察“家庭年收入变量对“父母的利己程度变量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两者相关性的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为0.258，两者并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而，仍能够以为，父母越是考虑本身利益，不让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越大。反映家庭学费支付能力的两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不一。“家
9、庭年收入对因变量有比拟显著的影响，讲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越有能力供孩子读书，也越有可能投资高等教育;相反，家庭收入水平越低，越是希望孩子尽早参加工作，为家庭分担经济压力。“能否依靠家庭本身气力解决大学学费变量则无法进入模型，这讲明大学学费无论能否依靠家庭本身气力解决都不会对农村家庭做出高等教育决策产生明显的影响。2.子女因素“就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变量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变量回归系数为0.147，P=0.017。结果讲明农村家庭的父母已注意考察孩子的学习情况、综合能力，并且日益尊重孩子读大学的意愿。“就读高三的子女性别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无法进入模型，但其与因
10、变量有较高的相关性。但是，负相关的结果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讲明农村家庭可能更愿意让女孩儿读大学，这或许是由于在农村，男孩放弃上大学可能会比女孩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家庭子女总数量与因变量呈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为0.071)，这讲明家庭子女数量越多，农村家庭可能基于经济压力而选择放弃高等教育投资。但是，由于其变量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0.257)，被剔除出模型。3.家庭所处的外在环境因素“家庭周边邻里对子女读大学的态度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47，P=0.017，表明该变量对农村家庭让子女读大学具有比拟显著的影响。可见，农村家庭所处的相对封闭的人文环境和光耀门楣的传统社会观念对农
11、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影响显著。“家庭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和“家庭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两个变量均无法进入模型，讲明当地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等客观条件不会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这可以能是由于我们选取的调查地区均位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的江西省，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并无显著差异。4.拟选择高校的因素如前文所述，“拟选择高校的地理位置和“拟选择高校的层次与类别分别分为4个子变量和5个子变量，也就是重点考察高校所处的不同地区及高校所处的不同办学层次和类别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拟选择高校的地理位置方面，除“能否选择位于东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外，其它几个变量均无法进入模型，这
12、讲明位于东部地区的省外城市的高校对于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有比拟显著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高校以及省内高校与家庭距离的远近与否则没有明显影响;“拟选择高校的层次与类别方面，除“能否选择就读重点本科院校和“能否选择就读普通本科院校外，其它几个变量均无法进入模型，这讲明重点本科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对农村家庭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其它较低层次的院校则对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无显著影响。“拟选择高校的学生赞助政策变量进入了模型，其回归系数是0.062，P=0.043，讲明高校的学生赞助政策由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村家庭经济压力，则会促使农村家庭做出高等教育投资决策。5.高等教育成本因素“读大学的直接成本(主要是
13、学杂费)变量未进入回归模型，而“读大学的间接成本(时机成本)变量进入了模型，其回归系数为0.209，P=0.001。这讲明，“读大学的直接成本对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决策影响不大，而“读大学的间接成本则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意愿有显著影响，且两者呈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学生赞助政策的施行，农村家庭对于读大学的学杂费敏感度下降，而愈加理性地将读大学与直接就业进行收益比照，进而综合考虑高等教育投资能否更有利于子女的发展。6.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因素“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变量进入了模型，该变量的回归系数是0.193，P=0.003，它与“高等教育投资意愿呈现显著负相关。这讲明
14、农村家庭已经具备一定的投资风险意识，这与上述“读大学的间接成本对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互相印证。二、结论及政策建议第一，“父母利己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做出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农村家庭的父母出于本身利益的考虑很有可能放弃让子女读大学。本文以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村家庭开场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产生了质疑，因此有可能会基于本身利益的考量而不投资于高等教育。第二，“读大学的间接成本对农村家庭的父母让子女读大学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结合“高等教育教育投资风险因素的回归结果，本文以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村家庭已经开场认识到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性，并且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促使很多家庭
15、宁可让子女尽早外出工作也不读大学。因而，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为毕业生提供更好的就业环境，提升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加强高等学校的吸引力。第三，“家庭年收入变量的显著性讲明家庭本身的经济条件仍然会对父母能否让子女上大学产生重大影响，结合“拟选择高校的学生赞助政策的回归结果，反映出国家对于大学生的赞助政策仍显缺乏，需要进一步完善高校助学贷款等赞助政策。同时，国家也应采取措施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能力。第四，“就读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学习态度会对农村家庭投资高等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要求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的教育水平。对于农村地
16、区而言，在父母加强家庭教育的同时，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当对农村家庭的子女十分是留守儿童提高教学水平、加强教育管理、做好人文关心等工作，使他们保持积极健康的身心状态，提高综合素质。第五，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思想观念也在逐步发生改变，子女的性别、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已不再是影响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第六，“家庭所处的外在环境因素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只要“家庭周边邻里对子女读大学的态度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较大。这讲明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当地的教育和人文环境会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产生比拟重要的影响，我们应当努力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环境，营造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气氛。第七，“拟选择高校的因素中的“拟选择高校的学生赞助政策变量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有一定影响，而从“拟选择高校的地理位置和“拟选择高校的层次与类别来看，由于院校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或高校层次与类别的差异而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详细而言，农村家庭对于高校的地理位置、高校层次与类型等客观条件并不特别敏感，只是对东部地区高校及重点和普通本科院校有一定的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