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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先秦儒家中庸思想研究哲学论文关于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问题，几年前，清华大学的葛兆光先生曾有过专门而系统的阐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有关阐述还是极有见地的，一时令人耳目一新、精神一爽，让人茅舍顿开。然而，在我们翻看过国外的有关著作过后，却又总有一种“迫不得已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似乎葛先生在那里讲过的一些话，人家在几年或十几年甚或几十年前，早已经不知讲太多少遍了。葛先生的外语一定是很好的，而且他好似还留过洋，在外面做太多年的研究工作，因而相信他对此不会不知。思想史到底该怎样写？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一、研究方法问题孔子尝有言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对此，本文则以为，他的
2、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的实际；也就是讲，学术研究工作本身并不例外，它同样也需要“先利其器，把握并运用好一定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详细就“先秦儒家中庸思想这一详细课题的研究工作而言，在方法论上，我们则主要根据如上所述张岂之先生在详细谈及金景芳先生的治学方法时所深入总结出的所谓“注意三个结合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注意将“先秦儒家中庸之道这一重要思想史课题的研究与中国文献学、经学和史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好地统一起来；与此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还特别注意对古人思想的亲身体认和感悟，直接追溯到人们最原初的生活经历里去，而不是在纯粹的思辨畛域里来构建所谓的思想体系；当然，也不是在庸俗
3、的理论碎片中去拼凑所谓的“吃饭哲学。换句话讲，是通过“神游冥想，与古人会睹、与古人为友、与古人对话，并“与立讲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2；或者讲，要更像古人理解他们本人那样去理解他们的作品。而其中的理由和根据便是：对此，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人性是相通的，古今是相通的，中外是相通的；否则，那也并不等于就是什么所谓“天灾而是“人祸也就是讲，它是人为对此而最终促成的一种莫大的误解和扭曲及其由此而最终相应带来的败笔和恶果。关于这一点，假如我们征引（吕氏春秋察今篇）中的话讲，那就是“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而假如再用（荀子非相篇）中的话讲，便叫做：“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讲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
4、。类不悖，虽久同理。故土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可谓史不绝书。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诗商颂长发）之中才要作如是观：“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此之谓也。因而，与其讲这一认识和看法本身，仅仅是一种属于个人性的主观意向的话，那么倒不如讲它可能是古典历史文本本身所深入内涵着的一种思想解放和价值诉求，是古典哲人退藏于密、深埋其中的一些“真实的谎话或“高贵的谎话thenoblelie。而这一点，若用最传统的中国古典话语讲，就是所谓“微言大义；或者能够一言以蔽之曰，“道。然而这个“道却是难言的，它需要借助和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够确知和把握。但并不是随意什么人都有明乎于此
5、，原初意义上的哲学也并不是讲给民众听的。二、材料选用问题欲从事先秦儒家中庸思想研究而不能较充分地利用和把握现有的文献资料，则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由于，浩如烟海的先秦文献，包括地下文物，无一不能够明“道。这诚如章学诚之所言：“六经皆史3。而经学，亦即史学，能够反映先秦历史的众多文献资料无一例外；与此同时，史学又永远是经学的重镇。所谓“道，它作为经学历史上的一种客观性存在，它与历史上其他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客观存在必然有着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试想：治史学者若能把经学当作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并注意把握道学知识，必定会给史学研究中某些热门、难点或焦点问题的解决带来希望和生机；反之亦然。然而即便在汗牛充
6、栋、洋洋大观的先秦文献典籍中，同样尤以去古未远的汉代时人著述所承载着的先秦史料较为近真；也就是讲，文献资料本身确实也有一个真伪的问题。于是乎考实思想资料，便成为从事思想史研究中的最最少的步骤。好在历经史学、文献学，尤其是考古学工作者们的长期研究，先秦文献方面的真伪问题，时至今时，基本上已然廓清。是故对此课题的深化研究，最终能够从此放手进行了；即便对那些掺杂着神话传讲的资料，似乎亦能够慎重而大胆地选择和利用而不必左顾右盼、畏首畏尾，遮遮掩掩、扭扭捏捏。那又何苦呢？在此，很有必要提及的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蓬勃兴起的所谓“疑古思潮。本文以为，一方面，“疑古学派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它确曾唤起过人
7、们对“辨伪学的广泛重视，可谓启人心智、发人深思；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那种完全不成认传讲时代历史的有关思想、看法和主张，却不免让人感到不无遗憾这是由于，随着近些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对“疑古思潮的反省已经成为史学界很多学者的共鸣，而且学术发展的本身也要求我们要大胆地“走出疑古时代4；与此同时，也正是随着考古学家的铁锹对新史料的不断、大量开掘，才使得本课题的最终确立和研究成为可能。十分是，近些年来，“郭店楚简和“上博竹书的出土发现，更有如一份“天赐的瑰宝，并在根本上为本课题确实立与研究进一步开拓了一片极为广阔的思想天地。于是乎，在这片极为广阔的思想天地之中，今天的莘莘学子终能够从此而幸甚至哉地驰骋
8、古今、思接千载并终能够纵横捭阖了吧？此外，在有关于哲学思想史文献材料的“真与“伪，或者讲“疑古与“释古的不同观点分歧之上，冯友兰先生的有关认识，应当讲最可称道的：“所谓真伪的问题，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详细对哲学史方面的材料来讲，冯先生则特别明确以为，“首先要看它有没有内容。假如没有内容，即便是真的，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假如有内容，即便是伪的，也是有价值的。5这大概完全能够作为我们在哲学思想史研究中、在材料选用问题上的一个最根本指导思想和一个重要考量根据，以免于使本人也最终要陷入到“疑古这样一个无穷无尽、永无止息的恼人怪圈之中，沉迷于“真与“伪的琐屑问题之上，“兜圈子、“打转转，以致于踯躅彷徨
9、、举步维艰，甚至于停滞不前。但到头来，那恐怕将永远也走不出所谓的“疑古时代的吧？要知道，专注于考据之学虽然重要，但同时过分地强调细技末节或者讲“钻牛角尖大概也并不仅仅意味着就是一切。其实，伟大的真理本身往往倒是很简单的，这正如（老子七十章）之所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然而，时至今日乃至今后，其真正所需要的，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在本文看来，当永远是对其“言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性创新；或者讲，是延续与承继，以使其能真正到达言简意赅、至平且易，“甚易知、“甚易行，以致于最终使人能够从根本上真正做到“能知、“能行，而是相反；当然，更不是什么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满脸怀疑或者讲是一味地
10、猜笨谜。否则，在我们与古人及其思想文本之间必将永远是格格不入，永远都是“两层皮，永远也不可能融入到古人的话语系统和思想情境之中的。详细在本文的材料选用问题上，并在为研究与写作本文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时，我们也同样“注意三个结合：一方面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传统儒学思想史研究中之所根据的文献资料范围，聚焦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荀子）等有关先秦儒家中庸之道研究的传统历史文献；另一方面，我们又特别关注于（周礼）、（仪礼）、（左传）、（国语）、（墨子）、（易传）、（老子）、（庄子）、（管子）、（史记）、（汉书）、（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郭店楚墓竹简）、
1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等，与先秦儒家中庸之道密切相关的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新旧历史文献，尤其要聚焦于孔子所曾留给我们的那份珍贵的遗产6、“皆先王之政典也7的“六经这是由于，“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8；也是由于，“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9这正有如清人凌廷堪所谓“舍礼而别无所谓学也。其实，众所周知，前贤今人已在与此相关的至为密切也至关重要的考据工作方面多有建树而且成果卓著，而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则不过是在详细的研究经过中怎样慎重而大胆地运作；与此同时，不无保守地讲，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至今尚在谜山雾海之中，而且目前学术界所有的也还仅仅是一些个这样
12、或那样的假想。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材料问题。现存材料虽不可谓之为少，但似亦仅为原始资料的一小部分，或者讲，它们还仅仅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一角。因而我们在详细开展有关研究之时，便当对此须臾而不可忘记；否则，难免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之敝。如此看来，此方面研究也还必需要慎之又慎。若我们在此能借用胡适先生的话讲，那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有一分根据，讲一分话以及所谓“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提出问题本身，比起分析和解决问题，都显得更为重要，更具有冲击力、影响力和感染力这是由于，人类所真正面对着的最整全thewhole、最重要，同时也最严肃的主
13、题，总是永久的，只是其对此一些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和意见，往往却并不统一。三、写作方法问题古人尝有言曰：“文以载道；又有言曰：“文无定法其中，前一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讲，文章是用来表达一定思想和道理的平台与载体；而后一句话的意思则谓，能够用来表达一定思想和道理的文章却并不一定要遵循某种一成不变的行文形式这大概便自然而然要涉及到了一个有关于文章的写作艺术问题、涉及到了一个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以及涉及到了一个起承转合、谋篇布局问题；或者我们还能够由此而直接切入到主题之上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思想史应当怎么写的问题。那么，思想史到底应当怎么写呢？是古之所谓的“我注六经，还是所谓的“六
14、经注我？是仅仅立足于思想精英们，还是从平民日用那里写起？它是所谓“自言诗呢，还是所谓“对话录？是所谓“隐微写作esotericwriting呢，还是所谓“显白写作exotericwriting？抑或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以及其由此而相应带来的“隐微教导esotericteaching与“显白教导exoteriteaching究竟又应当是如何的呢？或者，我们还能够用中国古人的话来问：其“微言大义怎样？其中，也同样存在着所谓的“写作艺术artofwriting吗？假如讲是，那么，它们又详细体如今哪里？以及到底又是什么原因才让古代的诗人或哲学家们纷纷出此“下策，或者更准确地讲是“上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15、？那么，为他们所深为恐惧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也是出于避免遭碰到迫害吗？假如讲是，那么，这种迫害是真正来自于极少数统治者们的专制呢，还是来自于绝大多数民众们的暴力，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假如讲是，那么，相对而言，哪一种又是其中更为厉害的呢？否则，那么，他们究竟又是为什么偏要注重什么“不忍白、偏要讲究什么艺术与修辞以及偏要搞什么“微言大义与“隐微写作？或者讲，他们又因何而要完全抛弃掉“不降身，不辱志这一古已有之的珍贵的知识分子人格呢？难道只是由于这样两个字“活着？否则，对此，又当作何解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疑问和追问philosophizing，奈何总是那么的让人魂牵梦绕，那么的令人念兹切兹、念念不忘、难以释怀，同时而又那么的为此低回留之，百思而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