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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析“新理性精神文论的内在构造自1995年钱中文先生初次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理论的主张以来，八年过去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在世纪之交的回眸与瞻望中，在价值和精神重建的不断努力和困难奋斗中，经历了无数次风雨的洗礼，伴随着新世纪的降临而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八年的建设，中文先生所倡导的新理性精神文论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获得了理论、学术界的越来越广泛的赞同，它本身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益走向系统与完善，其内在思路与逻辑构造也更趋严密。本文拟重点对钱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内在构造作一扼要分析。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新理性精神文论以新人文精神为精神内涵和价值核心，以当代性阐述为理论基点和中心话题，
2、以交往对话的综合思维方式为考虑理路和逻辑方法。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浸透，构成一个开放性的理论构造。下面试分述之。一、以新人文精神为核心人文精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口号在关心人、追求健全人性的基本倾向上有相通之处。钱中文先生把人文精神概括为对民族、对人的关心，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它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并从人文精神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三个方面做了深入有力的论证，进而揭示了人文精神概念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中文先生鲜明地提出了倡导新人文精神的思想。
3、那么，新人文精神新在何处？与一般人文精神有何区别？首先，它新在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现实针对性。中文先生是面对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危机和异化及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十分是针对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科技霸权主义对人的压抑、语言形式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排斥、以及知识普泛化对艺术家社会良知的吞噬，他感到切肤之痛，才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新人文精神来对抗这种种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凡。他大声疾呼，面对人的扁型化、空虚感，人的大范围的丑陋化、平凡化，与自己感觉的渺小化，文学艺术应该扬起人文精神这面旗帜，制止文学艺术本身意义、价值、精神的下滑注：钟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
4、99年版，第347页。对于这种特定的现实针对性，笔者在写于1995年秋的论文（试论现代人文精神之内涵）一文有过较翔实的阐述，其中的观点笔者至今仍未改变，也许能够作为新人文精神的某种注释。文章将现代人文精神与传统人文主义作多方面比拟之后提出，现代人文精神与以往的不同，最根本、最集中地体如今人文精神所对抗、反对的对象上，以为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学术领域，所碰到的最大压力阻力，便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为对抗这三种主义。由此而引起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的详细内涵的一系列不同注：见（理解与对话），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据此，笔者以为必须从现代即新人文
5、精神与三个主义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其意义，详细来讲：一是它与已浸透、侵蚀到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一切方面的商品化原则和商业化现象相对立；二是它与那种以当下物质生活的知足和享受为人生第一目的，而放弃高尚的理想、追求和良知，放纵急剧膨胀的物欲、贪欲、拜金主义等的物质主义相对立；三是它与鼓吹科技至上以致排挤人文学术、瓦解人的自由精神和生命体验、造成人性异化的科技主义相对立。如今回过头来看，笔者的这些看法倒是恰好对钱先生倡导的新人文精神之新，以及它那种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现实批判性的旁证与讲明。其次，新人文精神的另一新，在于它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钱先生指出，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看来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
6、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注：参见金元浦：（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第6-8页。我觉得，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钱先生强调了人们过去相对忽视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笔者前面只谈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而未涉及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确实不够全面。钱先生则精辟地将中国几千年传统人文精神归结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即重在个人修身自立，与人际、社会关系的互相协调，这确实捉住了要害。钱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人文传统的一系列重要表现形式：表现为
7、中国历史人文知识分子修身自立的品格，坚持人格尊严，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历久不衰的忧患意识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当代知识分子又提出赛先生、德先生，甚至近时又呼唤莫先生道德；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讲。自然，这是一种理想与追求。注：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346页。这就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详细化了，进而说明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民族传统的基础。第二，中文先生还将中西人文传统加以比拟，指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重个人修养与人际关系的协调，而近
8、代西方以来，人文精神的着眼点则是以个人为本的，如自由、人权、平等、求知、求真等。十分是自由与人权，它们关系人的方方面面，以为西方人文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理想光芒，但同时指出它在几百年来的实践中却常走极端，以致造成对别人的侵扰与伤害。这又从另一方面提供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第三，中文先生强调建构现代新人文精神须以弘扬中国人文精神优秀传统为基础，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而不是等量齐观，各取一半来吸收；这种建构不是将中西人文传统拿来拼凑、混合，而是须加以融合，融而化之，合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兼具两者的合理成分，却又是与两者全然不同的具有新质的精神。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正是以上述具
9、有新质和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新人文精神作为其理论架构的价值中枢和核心内涵。能够讲，新人文精神既是建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根本目的，又是它的理论核心与价值基石。二、以当代性为主题关于当代性的问题，与后当代性问题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文论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问题切入，能够对各人文学科的理论架构和传统格局作深入的反思和根本性的改造，文艺理论学科亦不例外。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就是以紧紧围绕当代性及相关话题，以此作为理论切入点和展开阐述的主题。他明确指出：新理性精神将以当代性为指针，以推动当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当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之所以紧扣住当代性不放，
10、是出于更新改造文化传统、建设当今新文化的内在需要。钱中文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当今新文化的建设中，需要通过当代性，对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定位与选择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进而加以改造与创新。他以为我们当下面对的有三种文化传统与资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当代文化传统及外国文化传统。根据当代性尺度，现代文化建设，只能以当代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出发点；就是要按当代性要求，以当代批判精神对当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确立其行之有效的部分，然后才能进而借鉴另外两种传统资源，即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使之融会贯穿，建立新的文化形态。在此，对文化传统的选择、吸收、改造、融化，每个环
11、节都离不开当代性。所以，捉住了当代性，也就捉住了建设现代新文化的关键。中文先生在讨论当代性及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奉献，在我看来，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在回首了欧美当代性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当代性的基本内涵作了完好而精当的归纳：在我看来，所谓当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当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当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当代性内涵凝固化，而是以历史发展的目光初次提出了如下的当代性的历史动态形式：从当代
12、性的历史进程来看，当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详细性的当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当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一样。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有违那时当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当代性的要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当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30-31页。在我看来，这个动态形式的重要性超过了对当代性下一个确定的定义，使我们对当代性的认识具备了一种开放的、历史的目光，一种辩证的、变化的思路，一种宽容的、超越的气度。第二，中文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了当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在历史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他
13、强调要把当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以避免走向极端。与一般成认当代性有两面性的观点不同，中文先生还对这种矛盾性的详细历史内涵作了深入的揭示与阐述。他以为这种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在理性精神的不断实现经过中，也造成了种种失衡，使理性精神变而为只讲使用的工具理性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7-28页。他还从科技进步、物质发展导致物对人的压抑和人文社会科学进展局部引发非理性、反理性思潮两个方面深入揭示了在当代化和当代性发展经过中理性的工具化本质，同时也准确揭示出工具理性不同于一般理性、乃至成为理性的异化形式的基本内涵，进而透彻地说明了当代性内在矛盾的性质和含义。第三，中文先生并未因当
14、代性有两面性而全盘否认当代性，或以为当代性原则已过时；相反，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那种在后当代主义旗号下全盘否认和抛弃当代性的时髦主张，指出，当代性的文化批判仍在探索积极的因素，维护人的存在所需要的普遍价值原则与普遍精神，以便使价值与精神在被毁坏中获得重建，因此它并未过时，即便在欧美，假如要使社会获得正常发展，那么当代性以及当代性建立的意识、话语权威，即便一部分过时了，而其基本原则、精神还是常新的，是人们的生存须臾离不开的；他还以为，后当代性与当代性并非绝对对立的，其中有些新观念有积极意义，能够将这些积极因素作为当代意识因素，融汇到当代性中去，丰富当代性，但难以排斥掉仍在起到支配社会生活的当代性注
15、：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这一观点与哈贝马斯关于当代性是一次未竟的事业或译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第四，联络到文艺理论，不得不涉及当代性与当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中文先生在肯定当代性与当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络的同时，又把很多人混为一谈的当代性和当代主义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也对基于当代性的文化批判与后当代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了严格区分，进而又为当代性的合理方面作了有力辩护。他首先明确指出，西方学者把20世纪最后几十年前的社会精神、学术思潮的当代性，定位于当代主义，把当代主义看成了当代性的最后形式，把当代主义的危机当成当代性的危机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6
16、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混淆当代性与当代主义，必然导致把已经过时、失去存在理由的当代主义的历史命运硬加在仍有生命力的当代性上。其次，中文先生在肯定后当代主义是对当代性进步着一种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强调当代性仍继续着对本身消极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因而后当代主义的批判往往把当代性加以全盘否认是片面的。第五，他以为当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详细指向，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当代性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当代性趋向，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提出了中国当代性有特殊性的重要思想。据此，他批评那种完全以外国的当代性准则来代替我国的当代性诉求，实际上是西化思想。他指出，以外国的当代
17、性来替代我国文化、文学的当代性，一旦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嗤之以鼻的做法是西化式当代性讨论，不能不导致当代性阐释的失误。为此，中文先生力主中国的当代性应在文化建设中确立本人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也即独立、进取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一方面要用当代性激活、更新传统，建设现代新文化；另一方面在建设现代新文化的进程中发展、充实当代性的历史内涵，焕发当代性的生命与活力。由上可见，中文先生关于当代性的阐述，乃是新理性精神文论的主题和基本论域。只要把握了这一主题，才能在更高层面上获得的一个当代性视阈中，重新审视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新的阐释与论证，文艺理论的创新才能获得扎实的思
18、想根据和理论根基。三、以交往、对话为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创新的文艺理论，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在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上也有重大突破，这集中体如今以交往、对话精神为内核的综合研究方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固然获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思维方式上其实并未完全摆脱二元对立论的阴影，远未真正到达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这可能是阻碍我国现代文论健康发展并获得根本性突破的主要症结之一。中文先生在回首中国百年文论时，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在近百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斗争和一味斗争中间，我们的思维养成了非此即彼的定型的方式，哲学上只分唯
19、心唯物，抑此扬彼，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上是分等划类，你死我活，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批判不是为了吸收与扬弃，而是为了否认与打倒。这种方法不仅渗入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化各种理论思维。他大声疾呼：应该是建立健康思维方式的时候了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何谓健康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以为，这应是一种排挤绝对对立、否认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定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一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我觉得中文先生新理性精神文论其实使用的就是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
20、，它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获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为中国文论界做出了典范。对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从多方面作了深入的阐述。第一，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当代性的价值尺度与精神诉求。一般讲来，思维方式本身并不依附于某种价值需求。但是，任何思维方式确实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环境中孕育构成、发展起来的，因而，经常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比方讲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往往与专制主义观念相联络，而当代性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则与独断论、独白式思维方式不相容。所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与当代性价值要求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络。正如中文先生所讲：文学理论的当代性，要求排除对一种思维、观念的终极真理性、绝对权威性。
21、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讲一不二，不准思考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逆当代潮流而动。人的思维、意识是多样的，它们各有价值真理的长河，是由千条万条细流汇合而成的，它们的互相关系应是一种互相包涵、相辅相成的对话关系，表现为多声合唱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页。第二，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于人的实际存在方式，它有本体论的根据。中文先生将这一思维方式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他引述巴赫金有关我离不开别人，离开别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的名字是我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别人才存在的论点，指出：事实上，我需要别人才能存在，别人存在也要以我为依托，人实际存在于我和别人两种形式之中，存在意味着为别
22、人而存在，通过别人而确证本人的存在。意识作为别人的和我的意识，互相联络又是各自独立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互相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互相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对话的，你无法离开别人而存在。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78页。这是极其深入的，为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建立了哲学本体论存在论的坚实基础。第三，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与自然科学方法不同的人文科学性质。中文先生指出，自然科学的思维，是单一主体的思维，它的对象就是客体，而非另一个客体的主体，意识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客体，其方式侧重于独语，而达于认识。人文思维则具有双主体性，它讨论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
23、表述，它进入沟通，面向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解。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沟通，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互相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揭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8-79页。这就为交往、对话思维确定了适用范围主要在人文科学的理解之中。第四，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形式，成为一种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定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用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来消解、取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然是捉住了要害。但中
24、文先生的创新之处不限于此，而是在亦此亦彼前面又加了上述定语。有无这个定语大不一样。由于亦此亦彼地思维虽然能够超越非此即彼，但若处理不当，亦容易导致取消价值判定的、无是无非的相对主义。这就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化了。而如把亦此亦彼绝对化，实际上也就把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绝对对立起来，而这种绝对对立的方法，实际上仍然回到了二元对立的老路上去了。因而，中文先生主张在亦此亦彼前面加定语。定语一是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即对非此即彼否认的同时，又有所吸收，批判之中有所包涵函，这才是辩证的扬弃和真正的超越；二是具有价值判定的，思维不只是一种形式，必定同时还包含某种内容，即包含一定的价值倾向与判定，否则亦此亦
25、彼的思维方式就会成为无是非、无正误，不包含任何内在矛盾、交锋和真正交往、对话的一种思维空壳，它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所以，中文先生为亦此亦彼的思维加上两个定语，就使之获得了新质和强大的生命力。第五，这种思维方式就其本质而言，我以为是一种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从第四点可知，在思维中所谓交往、对话就是让对立或不同的各个方面通过对话即发问、诘难、应答与比拟及沟通、沟通、理解包含交锋、冲突、解释、浸透、吸收等等，最后有所超越和升华，到达一种综合、创新的境界。中文先生提出，当今是综合创新的时代，综合可能是一条创新之路。在我看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本质就是理论上的综合、创新之途，只要通过交往、对话，才能将多种声音在亦是亦非的沟通、沟通中到达一种更高形态的综合，实现理论创新。在此意义上，我想把交往、对话思维概括为综合、创新的思维。以上，我只是对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内在构造的三个主要方面作了初步分析。我以为这三个方面互相交织浸透，组成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至于其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及现代意义，本文还远未谈透，还有待于文论界同仁的进一步研究与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