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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中日企业文化比较摘要：本文从企业文化渊源的角度比较分析了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和差异。从共性来看，两国企业文化均具有封闭性、保守性、排它性、超稳定性、情感性、微妙性和亲密性；而在对待个人与群体、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本文的研究对构建和谐中国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企业文化 中日 比较一个国家企业文化的渊源在于该国的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决定了该国企业文化的整体轮廓，是企业文化的深层基础。在构成一国社会文化的众多决定因素中, 与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关的因素包括社会文明起源和历史文化渊源、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及伦理价值等。从社会文明起源方面
2、看，中华文明源自于纯粹的传统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生产要求以家庭或家族为团体单位，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在于血缘宗亲关系，以血缘为根基的人际关系造就了中国文化中伦理本位、家族本位，乃至家天下的社会文明结构。同时, 伴随传统农耕社会而不断发展的华夏文明具有明显的早熟化特征。早熟化的文明形态，一方面泽被后世，使中华文明对世界整体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使中华文明的历史沉淀过于沉重， 在面对社会转型和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应变能力方面显得相对缓慢。日本文化的渊源相对中国要复杂一些，日本在早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并存的双重文化渊源。江上波夫在其名著骑马民族国家中认为，在公元四世
3、纪末，东北亚的骑马民族经朝鲜进入了日本，征服了土著倭人，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征服王朝”。相对短暂的农耕文明并没有完全同化骑马民族, 却形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并存的状况，也即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渊源，注定了日本在后来走上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社会文化演绎路径。日本社会文化的双重文化渊源，使得日本人既有农耕文明所造就的彬彬重礼、内守谦和的柔性特征，也有骑猎民族强悍凶猛、意志顽强的刚性特性；再者，双重文化的渊源也使得日本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变革，这对后来日本企业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地理环境方面看，中日两国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特征的差异。华夏文明起源
4、地黄河流域，其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物质、信息都难以与外民族交流。这促使华夏文明是一种“内生文明”， 具有深厚的根，绵延几千年，几乎从未被外来文明打断过。同时，黄河流域虽然地处温带，适合农作物生产，但黄土地并非优质沃土，除了维系生存之外，所剩无几，先民们在相当程度上还有赖于“上天恩赐”，祈求风调雨顺。特殊的地理环境，既造成中国人过分内守， 缺乏开拓的性格特征，也形成了中国人安贫、知足、乐观的心态。日本列岛地处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经常遭受火山喷发、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这既造就了日本人处惊不变，抵御灾害的意志和能力，也形成了日本民族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再者，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外加半个骑
5、猎文化的国民性，塑造了日本民族开辟疆域、拓展生存空间的强烈愿望。在双重文化渊源与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下, 日本民族具有很强的开拓意识，其深刻的民族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最终形成了日本人永不满足的学习精神。从伦理价值观方面看，毋庸置疑，中国伦理价值观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儒家的“仁学”思想。有关儒家的仁学思想，孔子对“仁”的解释、阐发最多，但其中基本的内容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一是“仁”乃孔子道德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自我价值实现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但仅仅完成自我修养是不够的，还要推己及人，才算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二是“仁”表示“ 爱人”，“仁爱”，但并不是主张对一切人都同样的爱，而是要先爱、厚爱贵者、亲者。儒
6、家的“ 仁学”思想一方面讲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实现过程中，必然发生“理” 与“ 欲”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仁”的道德修养，又讲究以“ 理”制“欲”，追求天理人伦、三纲五常，物质利益的原则被服从伦理道德的意愿所取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人家谋食”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于是就有了传统价值观中的“重义轻利”之说。从积极的方面来看, 重义轻利对于培养企业员工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美德的确值得提倡，但轻视物质利益的观念也导致了中国企业管理中重精神激励轻物质激励的激励结构失衡。日本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但他们并没有直接照搬，而是吸取了儒家思想中的“诚”和“忠”作为
7、他们伦理价值观的核心。“诚”是指对家族、集团、国家而言，个人是全身心的托付；而“忠”又是“诚”的实现途径，个人全身心对家族、集团、国家的托付，就要求个人忠于家族、集团、国家。并且“忠”是无条件的尽忠，不需要经过任何中介环节。这样便大大强化了日本民族的一致性。“诚”使得日本企业对人际关系和谐高度重视；“忠”是日本企业内在凝聚力的基础，是团队精神的精髓。在“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地运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后，必然促成日本企业文化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同于中国企业文化的一面。从认知取向方面看，一国民族的认知取向来自于本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继承。中国哲人对宇宙、万物起源的论述比比皆是，无论宇宙本原是“道”
8、、“气”还是“理”、“心”，他们基本上都把宇宙、万物生成的本原看作为某种基质。在有了哲学的本体论后，认知取向的重要特征就是“天人合一”。要求人类与宇宙大环境和周边小环境息息相关，相互映像。这一方面包含了遵循自然规律的积极思想，但同时也表现为对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进取精神的消弭。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的认知取向对现代中国企业有相当大的影响。纵观日本哲学, 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哲学几乎没有本体论，没有创造一种定性化的、时空延续极强的庞大哲学体系。日本民族是现实感极强的民族，对他们来说，民族生存的思考，民族凝聚的粘连，比起宇宙模式、物质结构等来讲，要迫切、现实得多。所以日本人的自然观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
9、的、思辨的。面对时有发生的天灾，应当培养的是处惊不变的心态，而不是去冥想如何“天人合一”。虽然日本民族没有创造出高水平的哲学本体论，但却形成了日本民族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人生，面对自然的精神，同时基于“岛国根性”和民族生存忧患意识，日本民族在面对自然挑战时反映出高超的学习、适应、尤其是模仿能力。这为日本不断吸取世界文明的精华，并加以“日本式”的改造奠定了文化根基。从社会结构比较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以血亲组合为主干的，即父系血缘。由于父亲在农耕生产方式中起着主要作用，再加上农耕社会的经验传接、生殖延续等也是以父系为主，这样便确立了父系的权威性、神圣性。同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血亲组合是严格局限
10、在一定范围( 九族) 之内的，超越了这个范围，则常会产生一种“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的心理隔绝。这种家族、宗族的延伸，形成了整个社会家族化、“家天下”的社会结构，并且从功能上讲，传统社会的家族、宗族是全职能化的，它不仅具有血缘维系的作用，还有组织生产、分配产品、教育等功能。“家天下”的社会结构对中国企业文化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如由于受父系血缘关系的影响，企业决策中一般重视维护企业领导者的权威，决策方式也基本是自上而下。但家族形态的社会意识还要考虑稳定、和谐的因素，所以在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中，企业决策者还是将可行性、职工反映的意见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的。另外, 家族化要求“论资排辈”, 这虽然是
11、中国企业的弊端，但对维持企业稳定发展也有积极作用。而中国企业的“小社会”现象也是家族职能全面化的一种表征。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存在家族化的倾向，但是与中国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师家制度”。所谓“师家”就是非血亲关系的拟家族集团。“师家制度”使日本的血亲关系所形成的特殊亲情不局限于家族领域，而是普遍社会化，即拟家族关系存在于社会各个集团之中。在“师家制度”下，日本人能够在任何社会集团中找到自我的终身托付，而不必过分依重血亲关系。“ 师家制度”给日本的现代化带来了巨大便利，在不需要进行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剧烈变革的同时，个人就能很好的落实到企业组织之中，经营和发展中的公司更像一个大家庭。“师家制度”和伦理价
12、值观中的“诚”和“忠”， 为日本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集团的全身心托付提供了基础条件。尽管中日两国企业文化的渊源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但是，在社会结构、伦理道德价值观等方面仍具有一致性，这使得中日企业文化有着许多共性特征。如日本企业所倡导的“工业报国”、“团结一致”、“发挥温情友爱精神”、“家庭式的美德”、“人和”与“忠诚心”，以及团队精神、家庭式经营等等，与中国企业所奉行和提倡的“富强国家”、“梦寐不忘国家大难”、“实业救”、“科学救国”、“爱厂如家”、/“识大体、顾全局”、“讲团结”、“以诚相待、以信为本” 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子。具体来说，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特征表现为：1.
13、 封闭性、保守性、排它性。中日社会结构都有家族化的共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日企业的经营也都具有家族色彩。既然企业具有家族色彩，那么家族意识中的封闭性、保守性和排它性也就深深烙印在中日企业文化的根源中。例如，日本企业的家族式或泛家族式经营、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的“铁饭碗”等等，都带有家族特征。由于家族是一个稳定的整体，不需要流动，是与生俱来的。这就促使企业员工终身全力在企业内部经营，缺乏流动性。员工把企业视为了包含浓厚伦理道德意识在内的家庭之外的社会家庭，企业的经营者被拟化为社会家庭的家长。2. 超稳定性。社会结构的家族化保障了中日企业的稳定，但传统伦理价值观的
14、束缚却使这种稳定走向了极至。中日传统伦理价值观均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诸如仁、义、礼、智、忠、孝、和等行为准则已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日本社会中, “忠”被放到伦理道德准则的金字塔尖，是涵盖一切伦理标准的最高美德。员工进入公司，有一种对公司感恩报得，从一而终的感情。另外，这种忠诚还表现为对企业文化存续的认同，使得企业文化持久延续、难以变异。中国企业也有同样的特点，“铁饭碗”的观念长期使职工思想稳定，乐知天命，企业领导“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文化遵循其应有的模式一成不变。3. 情感性、微妙性和亲密性。由于中日企业文化都有视企业为大家族的特点，所以其中必然存在家族内
15、部“和为贵”、“仁爱”、“礼让”等特征。具体来说，中国企业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础，注重感情投资，倡导诸如“关心职工生活”、“尊重领导、爱护下级”、“互尊互信互助互谅”等等。日本企业常向员工昭示“礼貌谦让”、“感恩戴德”、“温情友爱”、“待人亲切”等信条，企业主、厂长、经理等扮演着严父慈母的角色，并通过自身示范和讲解，向员工传播企业经营哲学和人生价值观。尽管中日企业文化深受传统文化中家族化、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相似特征。但是由于企业文化渊源上的诸多不同，也导致两国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差异。个体与群体方面，中日社会结构都表现出家族化的特点，其企业文化理念中群体意识都
16、很强。但是在企业内部，个体价值观、个性自由的体现却差异明显。日本人永不满足的学习精神使他们很早就注意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个人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会导致社会和组织协调的困难。只有将个人主义融入群体和谐之中，个人在群体中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于是, 他们将个人主义与东方文化巧妙地揉在一起，形成了既重视个人表现，又讲究群体和谐的相反相成的独具特色的日本式“个人主义”。在这种日式个人主义中，其个性价值往往通过集体的价值和成果来体现。在日本的工作团队中，自我观念和互助的态度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概念，使得企业中呈现出诸如“U”型的
17、决策形式、含蓄的目标和责任、大办公室、重视激励群体以及职工雇佣上的“终身制”等特征。在对待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和谐统一，但却忽视个性价值表现。特别是在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氛围中，中国企业“集体主义”中的统一、整体的一面被无限夸大，群体与个体被对立起来，对外缺乏竞争与协作精神, 讲究“大而全”、“小而全”，最终形成中国企业内部活性的不足。物质与精神方面，中日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两国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却并不相同。中国把“仁”作为核心，讲究以“理”制“欲”， 有“重义轻利”之举，即过分的追求名分道德，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被视为“利欲熏心”。这种轻视物质利益的传统观念导致了我国
18、企业管理的激励结构失衡，管理者一味重视“精神激励”、“做思想政治工作”， 而轻视“物质激励”对发挥员工能动性的作用。当西方现代物质利益观念流入中国时，传统文化中提倡伦理中心的原则又与之发生了冲突，又出现了片面追求物质刺激的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对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摇摆不定的态度反映出中国企业文化中对“义”和“利”理解的不足。日本人习惯于把外来文化加以“日本式”的改造。在对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方面，他们既看到了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思想对企业发展和员工激励的局限性，也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儒家文化中节欲、勤奋的观念，对企业发展壮大和员工激励的积极作用。他们巧妙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
19、种双重性，把获取物质利益视为人的正常需求，用物质利益激励员工去努力工作，同时教育员工应勤俭节约，不必奢侈浪费。这样，他们既接受了中国儒教崇尚简朴、勤劳的美德，又巧妙地避开了中国文化中抑制物质欲望的观念。.二战后，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工人，但个人储蓄率却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正是日本的高储蓄率，帮助了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受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缘根基、权威取向以及服从、抑制等固有特征，逐渐向竞争、平等和自由等方面转化。这种社会文化的变迁也日益渗透到中国企业文化之中，倡导平等竞争、鼓励创新、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等成为
20、中国企业文化的新内核。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受西方发达国家自由主义思潮和金钱激励为主的激励机制的影响，恶性竞争、缺乏诚信、员工极端的个人主义、经理人员追求绝对的权威和过度的金钱激励等倾向也较为明显。因此，在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构建植根于中国企业文化渊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和谐企业文化体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构建和谐中国企业文化方面, 从中日文化比较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 构建个人价值与企业整体价值和谐统一的企业文化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既要尊重员工和经理人作为企业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促进其个体价值的最大限度发挥，也要强调个体与企业整体的和谐统一，让个人
21、融入企业整体之中，避免因个体极端主义行为而导致的企业整体价值受损的现象发生。2. 构建以诚信为基础的企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言而有信”、“以诚相待、以信为本”等都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体现。市场经济也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企业和员工的行为只有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才能赢得市场客户的尊重，企业和个体的价值也就能得到社会的承认。3. 构建和谐有序竞争的企业文化。“和为贵”、“仁爱”、“礼让”等是中日企业文化渊源的共性特征之一。在企业文化中，它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和谐和谦让。现代市场经济强调竞争，但这种竞争也应建立在和谐有序的基础
22、之上。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各成员之间只有在和谐有序的企业内外部竞争环境下，才能实现多方共赢的格局。4. 构建物质激励与精神奖励并举的激励约束机制。中日企业文化的差异表明，日本企业“利”、“义”并重的激励机制使员工在努力工作获得报酬和避免奢侈浪费两者之间达到了有效的统一和平衡。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企业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这一激励约束机制既要通过适当的物质激励激发员工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也要辅以不同形式的精神奖励和思想教育倡导员工厉行勤俭节约之风。注释江上波夫著、张乘志译骑马民族国家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版。裴毅强中国儒家思想与日本企业文化巴斯克和艾索思著日本的管理艺术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年版。孙钱章、袁玉兰, 比较启迪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专心-专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