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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经济理论及思想溯源很长时间以来，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市场经济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事实上，中国有超过2000年的市场经济探索史，战国到西汉以及唐宋时期产生了两次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普遍以为的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是第三次，也是对两宋时期萌芽的深化。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早在1910年就指出，中国宋代已经开场了近代化，比欧洲“文艺复兴早了几百年，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产生或光大于宋代，包括钢铁冶炼在内的很多工业生产大大超过六七百年之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成就。实践上，中国有比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工业革命早得多的市场经济探索史，理论上又怎样呢？亚当斯密一直被公以为市场经济
2、理论的鼻祖，但经过深化研究，我们发现，市场经济理论“自由听任这一核心思想不仅能够追溯到（货殖列传）（道德经），而且这两部典籍中所提出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求富欲望，利他以自利的市场交易途径，术有专攻、因时而变的市场主体技能，以及多层次的市场治理手段等思想，其中一些方面比（国富论）的阐述更为深入。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华特点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讲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而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深化探寻市场经济的思想渊源，让中华民族有了更多文化自信的底气。（国富论）中的市
3、场经济理论、影响及其问题1776年问世的（国富论）总结并系统描绘了国民经济的运动经过，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斯密也由此被公以为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国富论）主要在两个地方明确阐述了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自由听任。一是在“论分工的原因中，斯密以为，为了生存与发展，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但是单凭人们的好心，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为此只能通过交换，这就是交易的通义；二是在“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中，斯密强调，一个企业主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是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他本人资本的安全，所想到的也只是他本人的利益。与在其他很多情况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
4、引导着他去尽力到达一个他并不想要到达的目的，由于他追求本人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围绕这一市场经济理论，斯密在（国富论）中研究了分工、货币、价值与价格、分配、资本积累等众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学讲。毋庸置疑，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影响广泛，但其原创性却一直饱受争议。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马克布劳格强调：“人们不能讲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坎替隆、魁奈和杜尔阁更有资格享有那个荣誉。熊彼特、罗斯巴德等也都对（国富论）的创新性提出质疑。斯密著作中的自由听任和分工一直以来都为世人所称道，对后世影响宏大且毫无争议，但都非斯密原创，那么它们
5、源于哪里呢？熊彼特、罗斯巴德为它们寻找到斯密以前的一些西方根源。本文则强调这些西方根源的东方渊源，并找到了比斯密早1800年以上的（货殖列传）以及早2200年以上的（道德经）。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农学派渊源重农主义体系的精华是“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的精华是个人权益与集体的共同利益永远不会被割裂开来，但只要在自由制度下，它才能实现，“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这无疑是很明显的“自由听任。罗斯巴德也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重农主义者是最早的自由听任思想家，轻蔑地卸下重商主义的所有包袱，他们提倡国内外完全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
6、易，取消补贴、垄断权或限制。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与当时“改革开放启蒙时代的其他主要思想家，包括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一样，都崇尚自然，一直视中国为标杆，由于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信奉宇宙的自然法则。但在启蒙方向上有所差异：后者侧重对公众的知识普及与教育，而魁奈在启蒙时代就寻求将我们如今所称的“经济学复原为一门基础性的科学学科。重农学派对斯密及其市场经济理论产生了深入的影响，不仅为斯密准备了很多他“永远不会想到的问题和“永远不会想到的词汇，而且在经济自由的阐述方面也比斯密更为透彻、全面。斯密重农业、轻工业的思想主要源于其法国好友杜尔阁，以及与其有屡次交往的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事实上，
7、杜尔阁和魁奈对（国富论）所强调的核心思想也早已有了深化的研究。1766年，杜尔阁为指导两个中国学生做好中国问题调查时完成了一本（关于财富的构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小册子，对分工的重要性、货币包括资本与利息理论等方面研究颇深。而魁奈已经提出其最重要、最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且在关于自发的经济构造、经济生活中个人利益的持续作用、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自由等方面也有着深入分析。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既然斯密的主要思想源于法国重农学派，那么重农学派的思想又源于何处呢？马弗里克对魁奈的重农学派与孔子、孟子等中国思想家的关系有深入研究，他以为，魁奈及其追随者们是那个世纪深深崇拜中国的欧洲运动的顶峰。魁奈的
8、一位学生指出：“我们知道，只要中国人，他们的哲学家，从远古便被最高深的真理所贯彻，他们称之为法则或天道，他们的一切措施，都根据于这一个原则：顺乎天意。除了天道，重农学派还遭到中国哲学哪些影响呢？一位追随者在魁奈葬礼上的悼词讲，孔子的整个教义，目的是“爱邻如己，克己复礼，以理制欲。非理勿为，非理不念，非理勿言。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益，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教师的工作，他以十分聪睿的耳朵，亲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纯产品的密理。由此我们知道，重农学派的理论来源包括孔子的儒学和宋明理学，也清楚地看到魁奈这位“欧洲的孔子作为孔子事功在欧洲的
9、直接继承人，在中国学讲基础上做出的“新奉献。1938年出版的一部法国专著（中国对重农主义学讲的产生和发展之影响）以为，在包括自然秩序概念、农业思想、合法专制主义、经济循环理论等方面，中国经济思想和魁奈经济学非常类似。魁奈的一位同时代人曾讲他缺乏新创见解，为什么呢？由于魁奈及其同道的思想主要来自中国。谈敏以为，“重农学派的自由听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如所谓“恭己正南面罢了和“垂拱而天下治等。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认祖归宗随着18、19世纪西方对中国了解越来越深化，十分是20世纪以来，已经构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共鸣，那就是寻找“自由听任的道家渊源，包括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司马迁的
10、（货殖列传）。一西方逐步认识道家道家哲学对西方影响的研究至少可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稍晚的时候，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讲到中国哲学时写道：“中国人成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作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20世纪以来，这一认识愈加深化。利奇温在（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具体分析了20世纪以来老子对西方深入而全面的影响：由于当时世界所谓的机械化、工业化、人的异化而引起宏大的“人类堕落的悲观，很多人对19世纪攻城略地、征服自然的狂躁的人类文化已经失去自信心，无论是老子，还是后来的卢梭、托尔斯泰，都对习惯法、道德
11、和一般文明等制度的虚伪性持有怀疑态度，而“顺乎自然成为了当时不断发生的“青年运动的口号之一。利奇温概括了老子学讲连接西方青年一代的三大环节：向内心发展、虚静为道、回归自然，并以为在当时的欧美，“老子被视为一位伟大的先觉人物，（道德经）变为现代一代人沟通东西的桥梁。现代哲学家克拉克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交陆续完成了“东方三部曲：（荣格与东方思想：与东方的对话）（东方式启蒙：亚洲与西方思想的相遇）（西方之“道：道家思想下的西方转型），最后一本著作对道家思想的源流、内涵以及西方世界对道家的解读做了完好的梳理，系统、全面地研究了道家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影响。二“自由听任的认祖归宗早在1964年
12、斯宾格勒就已研究过道家和司马迁的自由听任主张，但遗憾的是，作者以为，司马迁只是一个不成功的自由听任提倡者，并未对西方的经济理念产生什么影响。不过30多年后，他对司马迁的评价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甚至以为两个非常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典籍的中国学生与杜尔阁的沟通传达了司马迁的“自由听任主张，并对斯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杨格不仅以为司马迁首创了自由听任的经济思想“若水之趋下，而且很深入地指出，司马迁的“看不见的手比斯密阐述得愈加明确、明晰，由于司马迁将之与价格机制做了直接的关联“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遍观（国富论），无此明晰、明白的表达。因而，司马迁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自由听任经济学家。对于道
13、家和老子，罗斯巴德以为，老子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政治哲学家，“道家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第一个认识到政府干涉的系统后果的政治经济学家，老子在援引人类的共同经历之后，得出了他的富有洞察力的结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而，“最聪明的办法是使政府保持简单和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对于司马迁，罗斯巴德以为“是一位自由听任的保卫者，并认识到了“人是财富的本能的追求者，“专业化和分工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对市场产生影响，“自由市场是自我管制的，并“倾向于自我矫正，所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
14、，昼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而详细的“自我矫正方法则是“通过企业家对机会保持敏锐目光：“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三（货殖列传）与（道德经）的市场经济思想自18世纪末，十分是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越来越深化，但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终究难以系统地呈现（货殖列传）（道德经）中所蕴含的市场经济思想。首先，（货殖列传）深入阐述了斯密“经济人的思想，以及利他才能自利的途径，且这种“利他以自利的思想比斯密纯粹“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愈加合理、科学。一方面，人类在基本需求上，“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闲乐，而心夸矜势能
15、之荣使，但另一方面，要想知足这些欲求，就需要利他以利己，需要分工合作，因而，（货殖列传）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假如没有分工合作，就没有家庭的富有、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正所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通过分工合作，市场交易，在利他基础上实现人的自利，在知足别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需求的基础上知足本人的各种需求，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对分工合作、利他才能利己的多层次作用的强调，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斯密对分工重要性的分析，原因在于：斯密对分工的分析仅
16、限于微观层次的效率与效果。基于这一人性假设，在宏观管理上，老子深入地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其次，在市场运行与价格机制上，正如杨格所指出的：（货殖列传）也比（国富论）阐述得更清楚，比方“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而，在价格的高点卖出要毫不吝啬，正所谓“贵出如粪土；在价格的低点买进要毫不迟疑，正所谓“贱取如珠玉。因而，市场主体应该“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再次，正如罗斯巴德所分析的，“自由市场是自我管制的，并“倾向于自我矫正。老子反复告诫，“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强调遵循天下大道，切忌自以为是，以为本人万能，以为计划万能，但遗憾的是“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结果只能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为
17、此，老子推崇“无为而治的思想，以为应当“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做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是以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然而，为何看上去听任自流、“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无为之治，反而能够导致“我无事而民自富“民莫之令而自均？原因在于：任何市场主体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求富欲望，希望获得财富以更好地知足本人的需求，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而市场主体需要术业有专攻，并通过不断尝试、不断实践来积累知识和经历以达成这一求富欲望，正如商圣白圭那样，“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罢了也，只要通过反复的试验，发现各自的特长，才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市场
18、主体经过市场的摸爬滚打，积累经历教训，皆能够“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到达“其智足与权变，勇足以决断，仁能以取予，强能有所守的程度，才能“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在市场竞争中做到游刃有余。最后，（货殖列传）还提出了有效的治理之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导之，其次整洁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是，对于政府而言，最好的治理策略首先是营造良好的环境，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各自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通过利他以实现自利；其次，通过推行有效的政策，来引导百姓去追求各自的财富与幸福；其次，假如百姓知识与能力缺乏，就通过教育的方式让他们把握相应的技能，以“授人以渔的方式帮助他们去追求富足与安康；再次，需要运用适当、适量的刑罚来规范市场的运行；最糟糕的治理方式则是“与民争利。显然，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对上述多层次的治理手段缺乏明晰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