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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患话语权博弈及沟通研究摘要:近年来,医疗问题一直是网络舆论的热门和焦点,医患双方在网络空间上蔓延着一种对抗的情绪,其典型表现就是网络话语权的博弈,其原因与现象值得关注与考虑。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构建以尊重医患间角色差异,平衡各种意见表达为目的的和谐网络医患话语格局,已成为一项重要和迫切的工作。关键词: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医患话语权;沟通在群众传媒时代,真实始终被视为新闻的生命,追求真相在新闻业不断发展经过中逐步内化为职业理想。伴随着“指尖操作的信息社会的到来,以互联网传播技术为基础的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传播中,由于社交媒体的碎片化传播和民粹主义泛滥,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真相不断
2、遭到冲击,真相往往经过话语博弈才展现于公众。公众不再以真相作为起点,代之以体验诚意和狂欢。本文从话语权的视角讨论医患关系紧张这一现象,探析后真相时代下网络医患话语权当代博弈的内在逻辑,建构和谐竞合网络医患话语空间,为缓解当今社会医患矛盾提供借鉴及参考。一、传统媒体环境下医患话语权传统博弈话语权泛指一般人享有的发表意见的权利或在某些方面有发言的权威性。后当代哲学家福柯以为,“话语是一种权利关系。它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一些人得保持沉默,或者他们的话语被以为不值得注意,语言系统在思想和情感层面上产生压制,尽管他是一种隐蔽的外表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然而它在社会上是一种真实的权利1。在医疗就诊
3、和医患沟通中,医务人员普遍文化程度较高,受过专业系统的医学知识教育和临床诊疗技能训练,又有医疗实践的经历,对治愈就诊患者疾病和维护其健康具有远胜非医务人员的宏大优势和自信。因而,医患关系中,医务人员处于绝对权威。而多数患者对本身身体状况、对所患疾病的相关知识知之甚少,即便有些人接触过医学知识,但也仅仅是浅层的、不系统的,对本身或别人以及关联全身机体状况的疾病无法做出正确的判定。在这个经过中,医生把握了话语的主动权和解释权,在这种话语权利的气力较量经过中,“医强患弱导致话语权失衡,医患话语权传统博弈事实上是资源严重不对等的一场博弈。另外,传统媒体环境下,医患之间面临着媒介传播权、话语权的不平等。
4、话语权跟社会上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利是严密相连的,媒介内容都充斥着政府、社会精英的符码,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患者群体难以获得媒介“接近权和“使用权,进而表达本人的观点。在医患事件的相关报道中,有社会权利和把握社会资源的医务人员和机构相对容易接近、使用媒体,成为信息传播和影响的重要来源。因而,在普通公众接近使用媒体权利缺失的年代,即使出现一些医患矛盾等社会敏感问题,在当时舆论空间不平等的环境下,也难以构成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进而使医患问题的敏感度相对降低了很多。二、后真相时代下网络医患话语权当代博弈的内在逻辑(一)网络媒体放大了受众的情感化宣泄在网络崛起的后真相时代下,被视为新闻生命的“真实性被淡
5、化、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情感宣泄、情感表达至上。李良荣曾提出后真相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情绪在前、真相在后,认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见在前,客观在后。后真相时代下网络媒体影响着医患话语博弈的指向,尤其以微信群、朋友圈为代表的社群传播崛起后,放大了患方在舆论场对医方的情感化宣泄。每当出现医患事件时,患者及受众不是就事论事,而仅基于已有的经历与认知,把之前的情感情绪“代入其中,进行非理性观点的肆意宣泄。如陕西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舆论从产生、发酵到消亡的整个经过,“狂欢的受众大量会聚,围观和惊呼,把对医生群体存在的偏见进行了集中放大,却鲜有人挖掘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事件逐步变成公众情感消费的对象。(二)网络
6、带来了民间话语的崛起在舆论场中,话语权的争夺也是此起彼伏。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是由一系列客观关系构筑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不同位置上的各种气力为争夺制度高位或权利资本,不断地展开相互的博弈和争夺2。过去,医生在医患沟通中一直把握着话语主导权,而患者始终处于话语的弱势地位。新媒体勃兴后重新构建了宏观社会语境,为医患双方开拓了新的“场域,“医强患弱的话语格局发生逆转。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赋权记者的信息传播机制,赋予了传统的群众媒体中“沉默的大多数进行信息传播活动的权利,公众能够直接介入生产传播内容,话语权主体开场由原来的一元向多元转变,带来了民间话语的崛起,使得处于话语弱势地位的患方获
7、得充分的言论空间。在多种声音的交汇中,不对称的话语格局被更改,传统的话语权垄断逐步消失,同时让“自我话语权在与医生话语权的博弈对抗中得到充分维护、强调和提升3。(三)网络医患关系报道框架激化了医患矛盾在医患冲突事件中,不但患者能够借助网络维护本身权利、表达态度及观点,患方话语也得到媒介话语的支持。当前大多数网络医患关系报道的文本采用患方的话语,“批评医生、同情患者,框架新闻时“诉诸情感远远超过“诉诸理性,过分渲染患者可怜与悲情的一面,忽略了产生医患抗争与纠纷的本质,出现了媒体话语联合患者话语对医方话语施压的情况,在客观上激化了医患矛盾,撕裂了医患信任。三、反思:网络空间和谐医患话语沟通构建在疾
8、病面前,医患双方是同盟军和统一战线。医患双方应该是一个利益相关、情感相系的“命运共同体,尽管双方存在着话语对立博弈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话语之间构建信任合作的关系。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构建以尊重医患间角色差异,平衡各种意见表达为目的的和谐网络医患话语格局,已成为一项重要和迫切的工作。(一)医方要维护本身网络话语权,强化危机应对,走出“塔西陀陷阱医患双方在对媒体作用的认知上存有宏大差距,在医疗事件出现后,由于“沉默螺旋的趋势,使得医患双方舆论往往呈现“马太效应态势,强的更强,弱的更弱。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医生形象与声誉管理研究课题组的有关调查显示,仅仅16%的医务工作者表示愿意接受新闻媒
9、体采访并澄清事实、表明态度,力争第一时间的话语权。或许是医生的崇高感、责任感使然,或许是医生工作强度大而疲于通过媒体展示本人,在患方热情高涨地表达话语时,医方却在网络舆论中显得被动、淡然和消极。这种现象应予以纠正。新媒体环境下的医疗护理形象传播,需要医疗卫生行业跳出既往“面对面沟通的狭隘认知,积极维护本身话语权。改善医疗行业在网络空间中的形象表达,医方要“放下身段,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强与患者之间沟通平台的建设,强化危机应对意识,要善待媒体、借助媒体消除医患话语屏障,营造和谐医患舆论大气氛。当下一些有声威的医生及国家、地方卫生机构等已在积极探索网络空间的对话方式,涌现了一批活跃在微博微信等平台
10、里的临床医生,加强了与患者的互动和沟通,其中以“协和章蓉娅“成都下水道“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医生哥波子“张强医生等为显著代表,他们具有一定的粉丝量,其网络空间话语表达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医生群体的社会形象,扭转了公众对医生的看法,逐步让医患双方走出“塔西陀陷阱。(二)患方要理性使用网络话语权在医疗纠纷中,鉴于医患双方、鉴定专家以及审讯法官等众多因素,患方本身处于明显的弱势。但在网络空间,患方拥有先天的道德优势,为了维护和实现本人的权益,患方寻求了网络平台这一新制衡点,通过有利于本身的事实及言论来获得强大的话语权及舆论支持。医患双方缺乏信任和理解,患者在维权的经过中,更多地出于本身立场,把新媒体平台
11、当成诉诸个人利益的武器,甚至带有极端的负面情绪,进行非理性式、冲动式的表达,如闹事、伤医、杀医等。通过媒体报道的非理性、冲动式的方式,无法避免产生暗示性信息,迅速导致了“示范模拟效应,十分是社交应用平台强大的发力,网络舆论以强大的生命力演绎了现实生活中的蝴蝶效应,给其他处于一样处境的患者提供了“教科书。近些年伤医案、辱医案的频发,更多的是媒体过度报道引发的“模拟效应,使医患矛盾越来越激化。保卫本身的权益本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但在互联网带来“意见表达渠道的同时,患方及公众应该提升本身的科学素养与媒体素养,理性地看待医患关系,树立“医患之间是利益共同体,共同的敌人是疾病的理念,必需要看到医患冲
12、突的根本原因是现有制度把医方和患方放在了利益争夺的两极,必需要认识到医方不是医患冲突的制造者,而是受害者。面对医患冲突事件时,患方要转变心态,理性表达个体诉求,或诉诸法律武器来维护本人的权利。(三)媒体应搭建建设性的沟通桥梁在社会转型经过中,医患矛盾成为转型期社会症结的集中体现,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舆论关切点。在医患冲突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是一柄双刃剑,既能化解医患纠纷,也能激化医患纠纷。群众媒体的天然本性就是对非常态、异类的东西感兴趣,对医患关系报道的议程设置更多地着眼于医患关系间的不和谐议题,如医院乱收费、药价贵、医生拿回扣、服务态度差和医疗纠纷频发等。事实上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医疗行业常有的状态
13、,媒体出于吸引受众眼球等目的,以刻板印象为基础构成标签式舆论,将患方的角色固化为弱者,给医方贴上“强者标签,出现大量“偏见性的报道,导致了社会认知偏离,构建了一个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医患互不信任的拟态环境。它有意无意地夸张了现实中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导致报道话语的失衡和医患风险的放大,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医患矛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在“重情感轻真相的后真相时代,媒体首先需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科学专业精神,建立专业化的报道队伍;在新闻文本上要平衡、多元、客观。平衡医患话语,设置多元化议题,从不同的角度去呈现医患事件;搭建医患双方建设性的沟通桥梁,为医患双方的话语博弈提供公平、公正的平台而不是偏袒任何一方。维护媒体公信力、化解医患风险,改善医患关系。其次,传播主体应该良性互动,通力协作,群众媒体、网络意见领袖、医生群体及不同群体之间由过去的单打独斗转变为高效沟通、良性协作、共筑和谐的医疗舆论大环境。最后,政府应积极推进医疗体制的改革。只要让患者享遭到更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让患者与医者之间构成“责任加信任的良性互动,才能使医患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