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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宗教论文】各民族宗教的互相影响各种宗教共存于滇西北各民族中，随着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流动和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沟通的增加，宗教信仰方面也逐步构成了互相浸透和互相影响的格局。如纳西族东巴教，是融合了古代苯教、唐代传入的雍仲苯教和纳西原始宗教(原生性宗教)以及藏传fo教、道教等因素构成的一种独特的宗教形态1。而摩梭人信仰的“达巴则与东巴教同源异流，保持了以口诵为主的仪式和占卜传统，尽管也有几种象形文字的占卜书，但没有发展到如东巴教一样有庞大的仪式系统和大量图画象形文经卷的程度。丽江纳西族，以及云南宁蒗县永宁乡，四川盐源、木里等地摩梭人构成了纳西本土宗教书写与口诵两大传统和仪式系统。普米族的韩归教也
2、是融苯教、藏传fo教和普米族原始宗教于一体的一种民间宗教。在滇西北各民族中，“跨族宗教(教派)信仰的现象是比拟普遍的，自从藏传fo教噶玛噶举教派(白教)在明代传入滇西北以后，在整个明代都占据藏传fo教的统治地位。直到清初，藏传fo教格鲁派(黄教)在清朝的支持下逐步在迪庆藏区占据了支配地位，但噶举派在滇西北纳西等族地区仍然影响深远，有著名的噶举派滇西十三寺。丽江地区(今丽江市)和迪庆州维西县的纳西族普遍信仰藏传fo教噶玛噶举派;而中甸(今香格里拉县)的不少原来信仰噶举派的纳西人因受改宗格鲁派的藏族的影响，也逐步改信格鲁派。丽江和维西一些地方的藏族由于和纳西族毗邻而居或混居，也有信仰东巴教的，比方
3、笔者在丽江市玉龙县塔城乡调研时，就了解到不少这样的事例。民国（中甸县志大事记）中记曰:“东跋教(即东巴教)为摩些谬种民族之古教。凡第三区三坝乡七伙头所管之摩些民族，悉信奉之。即良美、吾车、木笔三乡之摩些族人，虽与汉族同化已久，然对于东跋教，仍然信仰。甚至第二区小中甸乡之少数藏人，亦以其血统中有摩些关系，于绝对崇信喇嘛教外，仍不敢漠视东跋教，每逢年节，必延东跋念经祭天。足见此教创始之久也。2由此可见，有些地方的藏人信仰东巴教的风俗来历已久。据笔者调查，过去，松赞林寺在举行一般法会时，都由fo教僧侣主持，但在卜算当年收获怎样以及念什么经等事时，则多由纳西东巴来占卜。从这种现象中能够看出，纳西东巴教
4、与藏族宗教活动之间的关系。摩梭人除了信仰本民族的达巴教之外，普遍信仰藏传fo教格鲁派，但也有一些摩梭人信仰藏传fo教的萨迦派。宁蒗县永宁摩梭人的藏传fo教信仰最初始于元世祖忽必烈南征云南大理时的1253年。忽必烈率军经过四川省的盐源、木里、甘孜、阿坝和云南省的永宁、丽江等地，为了利用和争取藏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的支持，派人去凉州召萨班(萨迦第四祖)到六盘山和他会见，因萨班年老未去，而由八思巴代替前往六盘山会见忽必烈，此后八思巴一直追随忽必烈左右。忽必烈征大理时，当地的摩梭人和普米土酋随军参战有功，以后元朝便分封了一些摩梭人和普米土酋为当地世袭土目。由于元朝的扶持和八思巴的宗教活动，萨迦派在永宁得以
5、兴盛。元至正十三年(1354年)，在永宁的格姆山下修建了者波萨迦寺。寺院最兴盛时，僧人多达500人。另外，还有蒗蕖萨迦寺和挖开萨迦寺，僧额各为200名。这三座寺的寺主历来由当地土司之弟世袭，宗教活动受土司的管理。格鲁派约在公元16世纪末传入永宁，永宁最大的格鲁派寺庙是扎美寺，建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该寺规模庞大，僧侣诸多，民主改革(1956年)前有喇嘛700余人。笔者曾在信仰萨迦派的永宁乡扎实村等地做过调研，当时该村信仰萨迦派的僧人还有13个。19世纪末，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别传入滇西北地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傈僳族和怒族逐步信仰基督教。20世纪30年代之后，独龙族的部分群众也开场信仰天
6、主教。这几个民族中基督教的信众不断增加，至今，基督教已经成为傈僳族的主要宗教信仰。19世纪，天主教也传入了滇西北的德钦、维西等藏区，初期经历了与藏传fo教的剧烈冲突，后来也逐步安置下来，产生了如茨中教堂这样著名的天主教教堂。茨中村是纳西族、藏族、汉族、傈僳族等多民族混居的村子，随着天主教的传入，该村藏、纳西、汉、傈僳等族居民中天主教的信众也逐步增加，其中信仰天主教的村民最多，其次是藏传fo教。在滇西北，除了上述某个民族皈依信仰某种宗教的情况之外，还有这样的现象，即信仰其他民族宗教的某一部分仪式或巫术。因而，滇西北各民族宗教互相影响的又一详细表现是各民族宗教专家在宗教活动中的相互配合与协作。比方
7、迪庆州的不少藏族、彝族以为纳西族的东巴在占卜方面的法力十分大，所以很多事要请东巴占卜。1999年7月，笔者在中甸县(现香格里拉县)三坝乡调查，据当地大东巴习阿牛介绍，他从小就跟藏族人交往，会讲藏语。他经常被藏族人请去做法事，为藏人做得比拟多的是“烧天香、结婚请神以及驱鬼等。十分是当藏族人家中有人有了病痛，就经常请东巴做仪式治病。有时东巴与喇嘛一起请。三坝有的纳西人有了病痛灾难等，也会请喇嘛念经。习阿牛的儿子习世林也是个东巴，他告诉笔者，藏人经常请纳西东巴举行驱鬼镇邪的仪式，他屡次应“古宗(滇西北的藏族)之邀去为他们做这样的法事。而当地的纳西族也常请喇嘛举行法事。在三坝乡，藏人向纳西东巴求取名、
8、纳西族向藏族喇嘛求取名的事相当多。有时，喇嘛给藏人占卜，会告诉他，他应该取个纳西名字才会顺利，藏人就会来找东巴求名。纳西东巴给纳西人占卜，有时也会发现对方应该取个“古宗名字，就告诉他去找“古宗的活fo或高明的僧人求取名。因而，在三坝乡，纳西族和藏人之间互相求取名、互相认干爹干妈的不少。笔者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中甸县三坝乡进行田野调查时，曾屡次碰到彝族群众来找纳西东巴占卜。永宁摩梭人的本土原始宗教是达巴教，在藏传fo教传入之前，在摩梭人中的影响是很深的。藏传fo教在摩梭人区域普及起来后，摩梭人的宗教信仰就逐步构成了二元状态，一方面，信仰藏传fo教的人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很多特定的仪式
9、和礼俗又必须依靠达巴，喇嘛和巫师达巴各有不同的功能和职司。如在丧礼上，只要达巴才能胜任旨在送亡灵回归祖先之地的“洗马仪式以及为死者镇压鬼怪、去除路障之职。因而，就构成了在丧礼等一些仪式中同时请喇嘛和达巴各司其职做法事的风俗，丧家请几个或十几个、数十个不等的喇嘛为死者念超度的fo经，请达巴举行“洗马仪式，为死者开路，而火化死者的时间则由喇嘛决定。火化死者时，全体喇嘛为死者念超度经。火化后，由达巴在院内主持祭祀仪式，为死者开路，让他的灵魂沿着祖先来时的迁徙之路回归到祖先生活的地方“斯布阿纳瓦(与纳西人送亡灵的终点站一样)。迪庆州的很多藏族、彝族和丽江市、迪庆州金沙江边聚居的汉族特别相信纳西东巴和桑
10、尼的占卜术，每遇婚丧嫁娶和不生育、有病灾等，经常请纳西东巴占卜。直到现代，香格里拉县东巴教圣地三坝乡白地村以及江边纳西村的东巴祭司和桑尼巫师经常都要接待不少来求卜的远近藏族、汉族和彝族的民众。比方香格里拉县三坝乡永壳村有一个远近出名的女巫桑尼，名叫母妞。笔者于1998年到永壳村里访问过这位纳西女巫，据母妞家人和村里的人讲，她在方圆数百里内很有名，很多藏族人很相信她的卜法，来自中甸、德钦县洛吉、安南、尼西的藏族人经常向她求卜。除了来自山南海北的人登门求卜外，她有时也被人家专程请去为人卜卦看病。滇西北各民族普遍有神山、神泉、神林等“圣境灵地信仰，这些信仰基于各民族的自然崇拜。随着各民族文化的沟通和
11、互渗，产生了不同民族共同信奉一个灵地圣迹的宗教现象。如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的白水台是纳西族东巴教的圣地，对纳西人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对远近的藏族人也有很大的影响。除了东巴所讲的白水台有男性神之外，民间还有白水台上有女性神之讲。在白水台上有一堵宏大的石壁，状如一个妇女的腹部，石壁底部有一个形似女阴的裂口，里面有水。远近的妇女常来这儿烧香求子，因而，裂口周围被熏成黑色。人们以为这是能赐子赐福的白水台女神的象征。除了求子的妇女，男子也在这儿祭拜求福，当地老人告诉笔者，按规矩，拜者默默祈祷后，要以额头碰这石壁三次。白水台不仅是纳西族的朝圣之所，也是附近藏族、彝族民众忠诚祭拜的神圣所在，每年农历二月初八，藏
12、族和彝族民众都来祭拜白水台，藏族民众的祭拜之态最忠诚，即便下着雨，也要向白水台磕五体投地的等身长头。白水台上面林木深处有个清澈见底的泉眼，纳西人视之为灵泉，以为是司掌着大自然的神灵“署的住所，因而，当地的东巴祭司和普通纳西群众经常来祭拜这一灵泉，灵泉附近有专门的烧香坛。藏族也视这个灵泉为神圣之泉，经常来祭拜，在泉水附近有很多藏族人拴挂的经幡，与纳西东巴插在泉水边的木牌画交相辉映，展现出两种不同文化共同尊重大自然的意识。丽江古城的重要水源地黑龙潭(玉泉公园)，是纳西族、汉族和藏族等民族共同信仰的灵泉，各族民众常去祭祀黑龙潭的自然神和龙王，藏族民众在泉畔挂了不少用于祈神求水的经幡。神山的信仰也折射
13、出长期以来构成的民族关系，如丽江玉龙雪山是纳西人的神山，是纳西民族神三多的化身。而玉龙雪山与周围的几座fo教神山有着密切的关系。位于云南藏区迪庆州德钦县的卡瓦格博(梅里雪山)，是在滇川藏甘青数省藏区都出名遐迩的神山，在藏族的信仰里，这座神山与纳西人的神山玉龙雪山也有神秘的关系。在卡瓦格博神山的南端，有一座神女峰，藏民称之为“面茨姆，传讲她是卡瓦格博的妻子，是丽江玉龙雪山的女儿，所以，她老是面向家乡。相传玉龙雪山和卡瓦格博都属羊，玉龙雪山山神(也就是纳西本土保护神)三多有一个藏族和白族的妻子，从中可以以看出神山信仰折射出来的纳西族与藏族历史上的密切关系。藏传fo教对滇西北的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等
14、的影响比拟大。所以，也就出现了藏传fo教活fo在不同民族中转世的现象，其中尤其以在纳西族与藏族之间互相转世较多，滇西北藏传fo教的发展繁荣与这两个民族尤其密切相关。丽江噶玛噶举教派17世东宝活fo自玛塔清仁波切是四川稻城的藏族，而15世东宝活fo是纳西木氏土司(通判)木曙东之长子，原名木槐青;16世东宝活fo也是丽江古城的纳西族。笔者2000年1月到维西县塔城乡其宗村调查，该村是个纳西、藏、傈僳诸民族杂居的地方。纳西族人多信仰噶举派。笔者拜访了藏传fo教止贡噶举教派寺庙来远寺第六世活fo让迥仁波切，他生于1976年，属龙。父亲是当地的藏族，母亲则是当地的汉族。他于14岁去西藏直贡噶举派寺庙止贡
15、替寺受戒和学经，举行灌顶仪式。在西藏被认定为来远寺活fo，于1995年正式坐床。他的前世即第五世活fo是纳西族，汉名叫木云龙(又名木云龙浪回)，1910年生，是丽江县黄山乡普济村人，在十三四岁时就被认定为来远寺活fo而来到寺中。他于“期间不堪折磨，在其宗村附近跳金沙江自尽。让迥仁波切活fo于1997年到北京fo学院读了两年书。据他讲，他也到丽江县普济村认过前世木活fo的家和亲戚。在三坝乡的东坝，有个奇特的纳西家庭，这个家庭是东巴世家，已经有30多代的东巴传承历史，属于纳西祭天派中的“古闪群体。如今在迪庆州和丽江纳西族、藏族地区远近出名的大东巴习阿牛即是这个家庭如今的家长。他的第五个儿子习世林(
16、东巴名东齐)也是个出色的东巴。习阿牛的第四个儿子翁堆于1984年到四川省巴塘县白松乡出家当藏传fo教僧人，在雪山上的一个岩洞里静坐学经6年。1997年被认定为四川省乡城县白依丁真岭寺第三序位四郎翁堆五世活fo，系藏传fo教宁玛派(红教)活fo。这是个集著名东巴和藏传fo教活fo于一家的纳西家庭。在德钦县升平镇，信奉伊斯兰教的数百回民与信奉藏传fo教的藏族杂居在一起，互相通婚，共同赶马进行长途和短途贩运，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共处一地，相互尊重，相安无事。本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由于长期以来和藏族通婚，也有改信藏传fo教的。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遭到藏族文化风俗的深入影响。笔者20世纪90年代在德钦县升平
17、镇看到，“藏回的男子女子都喜欢穿藏式服装和佩戴藏式的绿松石、珊瑚等饰品。他们一般都会讲藏语。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哈巴村的回族因地处纳西族乡，还会讲流利的纳西话。“藏回这个称呼在德钦县升平镇等地被本地回族普遍认可。笔者20世纪90年代在迪庆州进行田野调查时就了解到，迪庆州有的“藏回家庭是既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成员，也有信仰藏传fo教的成员。不少“藏回民众有到藏传fo教寺庙去烧香磕头和在家里举行藏传fo教式祭祀的礼俗。香格里拉县金江镇车轴村，就有白、汉、苗、藏等6种民族聚居，村民们会讲汉、纳西、白、苗、藏、傈僳、怒等7种语言，至今村中仍然在使用的有汉、纳西、白、傈僳4种语言。村中有龙王庙、玉皇阁、山神庙、
18、北岳庙等8座庙，囊括了fo、道教和民间信仰3。又如德钦县燕门乡茨中村有藏、白、纳西、傈僳、汉、怒等民族，汉族、纳西族、傈僳族等民族来到茨中后，经过几十年、上百年与当地藏族共同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互相交融，使茨中构成了既有藏族特点，又兼容了汉族、纳西族、傈僳族特征的多元文化。据藏族学者章忠云1999年的调查，茨中村569个村民中，信仰藏传fo教的有214人，57户;信仰天主教的有355人，70户，其中藏族有41户，208人，汉族10户，53人，傈僳族3户，14人，纳西族16户，80人。而早期茨中村的村民则普遍信仰东巴教，到后来才逐步发生了信仰上的变化。怒江州贡山怒族独龙族自治县丙中洛乡是个
19、藏传fo教、基督教、天主教并存的乡，也是在最初各个宗教的冲突斗争中最终构成了和谐共处的局面。仅丙中洛乡的茶腊村，就存在着三种典型的宗教信仰现象。据舒丽丽的调研报告，茶腊村共有76户，是一个以怒族为主体民族，杂有傈僳族、独龙族、藏族、白族、汉族等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区，村中流行怒、藏、傈僳、独龙、汉这5种语言，该村总人口318人。其中，信仰藏传fo教的家庭47户，信教人口110人，占全村总户数的618%，总人口的346%;信仰天主教的家庭17户，信教人口57人，占全村总户数的224%，总人口的179%;信仰基督教的家庭5户，信教人口13人，占全村总户数的66%，总人口的41%。该村信仰多种宗教的家庭
20、有7户(藏传fo教天主教家庭4户，基督教藏传fo教家庭1户，藏传fo教天主教基督教家庭1户，天主教基督教1户)，占全村总户数的92%，总人口的434%4。多元宗教信仰也深化到云南藏区的家庭中。德钦县有一户藏族家庭，夫妇和两个女儿信仰藏传fo教，而大女婿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小女婿是纳西族，信仰东巴教。信仰3种不同宗教的人组成了一个家庭5。上述各民族宗教互相影响的多样化格局的构成，与下面一些因素密切相关。首先，滇西北在历史上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和长廊，是“藏彝走廊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区域。分布在滇西北的各民族历史上长期相邻而居、聚居或杂居，互相之间在经济、商贸、文化、生产生活众多方面
21、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也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即便像藏传fo教与基督教、天主教这些最初相互产生过剧烈冲突的异质宗教，也逐步地实现了互相间的相安无事到和谐共存。滇西北以明代纳西木氏土司为代表的民族头人实行对外开放、兼容并包的开通政策，也是构成滇西北各民族宗教和谐共存并互相影响的重要因素。丽江木氏土司在明代的势力范围包括了如今的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地区等，囊括了几乎整个滇西北地区。木氏土司在明代从中原大量引进各方面人才，汉传fo教、道教和藏传fo教在此时也先后进入滇西北地区，在木氏土司的大力扶持下得以繁荣发展，当时一些重大的宗教文化工程如藏区首部鸿篇巨制的雕版大藏经(史称丽江理塘版)也在滇西北应运
22、而生，极大地促进了藏传fo教在滇西北和康区的繁荣。各民族的本土原始宗教与外来的fo、道教在滇西北和谐共存。清代，伊斯兰教等在滇西北得以长足发展。到清末，基督教、天主教传入滇西北地区，固然初期与藏传fo教等也有过剧烈的冲突，但后来就逐步构成了互相包涵、和谐共存的局面。滇西北各民族宗教能构成上述和谐共存及互相浸透影响的关系，有如下启示: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基于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包涵和宽容，基于互相尊重相互的文化风俗。各民族在长期交往的经过中发现了相互文化的特色和优长，即文化的“普世价值。而这种文化上的互相尊重与地方头人的开通态度和开放政策也密切相关。由于滇西北各民族长期以来有经济贸易上的广泛沟通和文化上
23、的“各美其美传统，民族之间没有由于历史上有过战争等剧烈的矛盾冲突而成为世仇，相反，在长期的经济文化沟通中，这些历史上的恩怨得以化解，构成新的民族关系。比方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两族修好的例子。两个民族认同为兄弟，互相通婚、贸易，在商贸上构成了独特的“房东制贸易6，在村寨的山林管理上也构成了两族协作的现象7。两个民族的宗教也产生了如上所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滇西北各民族的宗教文化构成了迄今互相影响、和谐共存的局面。这种宗教的和谐局面与长期以来滇西北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密切相关，而宗教上这种和谐的关系又反过来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和商贸沟通，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社会的和谐。当前，滇西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在发生变化。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在衰落，藏传fo教、汉传fo教、道教等宗教的信众以及社会性别等在发生变化，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的地区分布也在发生变化。面对这样的变迁，讨论和重温历史的经历，加以借鉴，对于促进当下滇西北各民族宗教的和谐，发挥其积极作用，促进这个区域的民生幸福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杨福泉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