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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拒斥形而上学”与历史学的科学化作者：晁天义来源：求是学刊2015年第06期摘 要：16世纪以来科学史的发展进程表明，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在内的经验研究要走上科学之路，就必须在认识论方面做出改进。研究者需要通过拒斥形而上学的方式，完成实证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切割。作为一门以人类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历史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要完成认识论的这一飞跃难度更大，但总体而言仍然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系统总结科学发展史上的一般经验，在19世纪以来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拒斥和清理史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新世纪的历史学才能更加逼近科学
2、。关键词：形而上学；历史认识论；历史科学作者简介：晁天义，男，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副编审，从事先秦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6-0150-1719世纪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认为，我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第一阶段是临时性的和预备的阶段，第二阶段只是解体性的变化阶段，只有第三阶段才是唯一完全“正常”的阶段，人类理性的定型体制的各个方面均寓于此阶段之中。孔德认为思维的进化与人类科学的进化呈正比关系，依照各领域进步次序不
3、同，可罗列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等六门基本学科；六者之间的序列既是历史的和学理的，同时又是科学的和逻辑的。他说：“第一门必然作为独一无二的出发点，最后一门是整个实证哲学的唯一基本目标”，“为了对个人迅速传授或是为了对集体长时间传授，实证精神都必须从最初的数学状态逐步过渡到最终的社会学状态，先后通过中间四个阶梯：数学的，天文学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将来仍然必须如此”。1（P2、79、83）这是说只有首先完成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清理，科学才能获得扎实的思想基础，数学、天文学等六门科学之所以依次取得进步，与它们完成拒斥形而上学任务的先后顺序有关。联想到迄今为止历史学的理论与实
4、践中存在的种种歧见，科学在自然及人类社会其他研究领域取得的上述成绩，无疑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想必不会有人否认，相对于社会学、文化学（更不用说自然科学）在科学认识论、方法论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共识而言，当下的历史学还处于一种难以令人满意的状态。有感于不少人以考证为史学研究之职志的做法，以及史学研究沦为自由谈的趋势，已故知名文化史学家常金仓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止一次发出向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学习的倡议，希望能够建立一种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人类历史的史学研究策略，进而揭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规律。1遗憾的是，多年过去了，除了在一些年轻学者当中引起关注之外，常先生的良苦用心似乎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5、相反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来势汹汹的围攻下，不少学者认为就连历史学的客观性、学科合法性都需“再议”，更休提什么“宏大叙事”乃至“历史科学”、“历史规律”了。正因为如此，为考证而考证的史学研究所导致的“碎片化”，以及单纯强调所谓“历史构建”、“历史写作”的主张甚嚣尘上，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呼应。2为推进历史学的科学化，回击关于历史学的种种不实之词，近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了“为历史学辩护”或“捍卫历史”的工作，并取得显而易见的成绩。3面对敌人，以攻为守当然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不过在笔者看来，历史科学化的根本之道，恐怕还在于反思来路，端正历史学的学科观，强化方法论建设。首要的便是将形而上学这个史学科学
6、化道路上的障碍认识清楚并加以拒斥。所以先从什么是形而上学说起。形而上学是哲学史上通用的概念，然而在不同场合、不同哲学家眼中，它的内涵往往可以做不尽一致的理解。2（P117-122）有学者概括出它的两种基本含义：一是在近似于“哲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指一种追求和论证超验的“存在”即超越经验的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的理论。二是在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指一种以否认矛盾的观点看待世界的哲学理论，一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思维方式。3（P75-76）本文所谓“形而上学”，属于上述第一层含义：指那种追求和论证超验的“存在”，即超越经验的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的理论；它
7、的另外一个名称叫作“哲学”。从前人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得出它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形而上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事物的“本源”、“本体”、“终极原因”等，而不是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定义为“第一哲学”，就是因为它与具体科学不同，而是将整个存在，或存在之为存在作为其对象。2（P118）按照孔德的话来说：“事实上形而上学也像神学那样，主要试图解释存在物的深刻本质和万事万物的起源和使命，并解释所有现象的基本产生方式。”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则不是这样，它将研究目标瞄准了规律，或者事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我们智慧成熟标志的根本革命，主要是在于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
8、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不管是微末的或重大的效应，不管是撞击或是重力，也无论是思想或道德，我们实际上只能了解它们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而永远不会了解它们产生的奥秘。”1（P7-8、11）第二，形而上学强调乃至过分倚重思辨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意义，甚至排斥经验分析的价值。康德就曾提醒人们，要注意所有的形而上学都具有超出经验之外的特征。2（P119）孔德也说：“由于存在着热衷于推论而不是热衷于观察的顽固倾向，思辨的成分一开始就被过分夸大；形而上学精神，在所有方面，通常便都以这种倾向为其特征，即便在最杰出的人物当中也是如此。”那么单纯依靠思辨（而不是经验），究竟能否获得科学的认识呢？答案显然是
9、否定的，有学者形象地说：在一个盲人的种族那里不可能有任何天文学，不管设想该种族如何聪慧。1（P7-8、12）科学史家卡尔皮尔逊也曾说：形而上学是建在空气或流沙上的它们或者从根本没有事实的地基上开始，或者在事实的准确分类中未找到基础之前就耸起上层建筑。4（P18-19）第三，形而上学总是试图谋求对所有学科或科学的指导性地位。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尽管形而上学也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但它却始终试图取得对其他学科的控制，而且的确在很长时间中取得了成功。正如狄尔泰所言：“在我们知识发展的目标系统中，其他精神生命的现象早于它而存在，形而上学伴随着其他现象而产生，并取得了对于它们的控制。这些其他现象包
10、括宗教、神话、神学、具体自然和社会历史现实的科学及最后的自我反省及起源于此的认识论。”在他看来，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形而上学的这种“皇后”式的控制至少延续至15世纪：“两千多年以来，人文科学一直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直到15世纪形而上学像皇后一样统治了具体科学。如果形而上学根本上被承认了，那么它就会要求所有的个别科学都隶属于它。”2（P121、114）受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影响，形而上学在西方学术的发展中尽管未必有上帝的名号，但却往往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因此，有人将之比作“受瓦解性简化冲击而变得软弱无力的一种神学”，或人类个体、集体从童年至成年的精神演变过程中自然固有的“一种慢性病”。1（P7-
11、9）同孔德一样，狄尔泰也倾向于将形而上学视为欧洲民族知识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并主张在科学研究中将该因素坚决清除出去。他说：“只有将形而上学作为区分哲学和经验的人文科学的基础，追踪这种区别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上的后果的人，才会在理性和经验科学的区别中认识到形而上学的遗壳，并坚决地将它清除出去，以便为彻底理解人文科学的相互关联性创造空间。”1第四，形而上学或多或少与人类中心论或自由意志说有关。从主观意志出发或受自身情感、既定认识模式的影响去揣度经验世界，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种古老传统。这种传统对于人们构建世界的秩序性、合理性，无疑具有其历史意义，但却不符合近代以来科学认识的基本准则。英国哲学家培根较早对
12、形而上学中蕴含的人类中心论进行了分类和批评，他将“围困人们心灵”的因素分为“族类的假象”、“洞穴的假象”、“市场的假象”及“剧场的假象”。在培根看来，这些假象或表现为幻想、先入为主、意志和情绪，或表现为“极端地崇古”、“如饥如渴地爱新”，或表现为名实混乱，或表现为思想教条的构建，要之均源于人类（包括群体和个体）的本性。5（P18-34）与四类假象紧密相关的是三类形而上学，即诡辩的哲学、经验的哲学以及迷信的哲学。无独有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在分析不同学科进步程度差异原因时也发现，在那些与人类自身情感、利益关系较为疏远的领域（如自然界），人们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控制的难度较低；相反在那些与
13、人类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如人类社会及相关领域），人们往往很难摆脱形而上学的控制。其中原因何在？怀特认为，秘密就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分布的程度不同。他说：在回顾科学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科学的先行者和竞争者：拟人化的哲学，人类中心说和自由意志。与科学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对象正是这类哲学，我们不得不继续反对的正是这一古老而原始的哲学，直到把它的盘根错节彻底地清除干净。6（P2）在科学发展道路上，人类中心说、自由意志学说与形而上学如影随形，几乎成为一组伴生物：“多少世纪以来，这种哲学就一直抚慰着人们的内心，并仍然鼓舞并滋润着社会科学者以及一般人的心灵。这便是古老而仍备受敬重
14、的人类中心论和自由意志哲学。”6（P391）职是之故，科学的进步首先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将过时的形而上学思维驱逐出境。2孔德关于人类思维进步三阶段的划分，以及关于人类科学进步次序的排列，带有浓厚的古典进化论色彩，因而不可能完全准确契合某一种国家或文明的发展实际。但从长时段角度看，孔德的理论却并非面壁虚构。相反，这一理论可以说既是论者通过观察人类知识发展形态及进程得出的一般认识，也是对人类经验研究发展趋势的整体预言。按照孔德的说法，人类社会初期人们的思维主要由神学思潮左右，当神学的魅影退居幕后之后，占据人类思维重心的是形而上学思维；形而上学也像神学那样试图解释存在物的本质、万事万物的起源和使命，以及
15、所有现象的基本产生方式。孔德说：归根结底，形而上学实际上不过是受瓦解性简化冲击而变得软弱无力的一种神学，这自然而然使之失去阻碍实证观念专门发展的直接权威，而同时又令其保留着用以维持一定程度必须运用归纳的智力的临时能力，直至归纳的智力最后能获得进一步的充实为止。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状态视作是一种慢性病，那是我们个人或集体从童年至成年的精神演变过程中自然固有的。1（P7、9）形而上学虽然脱去了神学的外衣，但仍以模式化的形式桎梏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习惯于从人的观念（而不是从经验）出发去认识事物。更严重的是，它通常以本体的面貌影响人们的判断，让人们难以将自己的情感（自我）与要考察的对象（
16、非我）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在近代以前，形而上学和科学通常是彼此不分的，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的门类。但是，从16世纪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试图把来自观察或经验事实的理论同离这些材料较远的进一步理论分别开来；前者被归属于科学的范畴（即通常所称的自然哲学），后者则被归属于思辨哲学的范畴（神学、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这样，经验上可证实的自然知识，便同因无法证实或不能充分证实而令人可疑的思辨得以区分。科学史家亚沃尔夫说：“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使科学和哲学摆脱神学以及随后又使科学同哲学分离他们都本能地试图保持它们的科学工作脱离他们的神学和哲学，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功。”7（P760-761
17、）换句话说，科学同哲学分离了。在所有将形而上学拒斥于科学的经验之外的案例当中，弗兰西斯培根的贡献不容忽视。人们多关心培根提出了区别于传统的实验方法的一般原理，但很少注意到他在拒斥形而上学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培根说，人们在为自己的哲学采取材料时，不是从少数事物中取得很多，就是从多数事物中取得很少；这样，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哲学总是建筑在一个过于狭窄的实验史和自然史的基础上，而以过少的实例为权威来做出判定。以上做法的结果，便形成以下三类形而上学：唯理派的哲学家们只从经验中攫取多种多样的普通事例，既未适当地加以核实，又不认真地加以考量，就一任智慧的沉思和激动来办理一切其余的事情。另有一类哲学家，在辛
18、勤地和仔细地对于少数实验下了苦功之后，便由那里大胆冒进去抽引和构造出各种体系，而硬把一切其他事实扭成怪状来合于那些体系。还有第三类的哲学家，出于信仰和敬神之心，把自己的哲学与神学和传说糅合起来；其中有些人的虚妄歪邪到这种地步以致要在精灵神怪中去寻找科学的起源。培根认为，以上三者可分别称为诡辩的哲学、经验的哲学以及迷信的哲学。第一种哲学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他是先行达到他的结论的；他并不是照他所应做的那样，为要构建他的论断和原理而先就商于经验；而是首先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定了问题，然后再诉诸经验，却又把经验弯折得合于他的同意票，像牵着一个俘虏那样牵着它游行”。经验派哲学的基础只是得自于少数实验的狭暗
19、，中世纪的炼金家是其代表。迷信的哲学是幻想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是其代表。培根认为，以上三种形而上学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巨大障碍，也可以说是人类认识中诸多错误的“母树”。长期以来，这些障碍劫持着人类的理解力并在其中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概念，不仅围困着人们的心灵以致真理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即使在得到门径以后，它们也还要在科学刚刚更新之际聚拢起来搅扰我们。因此，只有从根本上剔除它们，才有可能建构现代科学：“我们必须以坚定的和严肃的决心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弃尽摒绝，使理解力得到彻底的解放和洗涤；因为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人国的大门和天国的大门无甚两样，那就是说，没有人会走得进去，除非像一个小孩一样
20、。”5（P26、34-38、35、18、44）相反，如果一个人带着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进入经验研究的话，他就会或者不得科学之门而入，或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时时受到偏见的左右。实际上，正是遵循培根所指示的道路，近代天文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数学等科学的基础得以于18世纪中期以前建立起来。那时候，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范围和正确性已经大大超过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水平。从前建立在圣经和古典著作基础上的迷信和巫术最后衰落了、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自由批评的精神和对实验科学及其应用的信仰。8（P86）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趋势并未在自然科学的领地边界戛然止步，它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在科学精神和方法的适用性方
21、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无二致，正像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实证精神坚持使社会科学与其他全部基础科学协调起来，而不是像神学和形而上学那样，使社会科学落进空洞无用的孤立状态中。1（P46）按照孔德的看法，社会学是科学逻辑锁链上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人类科学之林中的最后一名成员。这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学已在学科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走到了科学的大门口。在孔德的时代及稍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范围内一批社会学创始人和领军人物（如夏尔德赛孔达孟德斯鸠、卡尔马克思、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E.迪尔凯姆、维尔弗雷多帕累托、马克斯韦伯等）的涌现，可以说为孔德的
22、断言做了最好的注脚。事实上，形而上学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隐遁，正是从社会学领域开始的。如果说培根率先成功地在自然科学领域完成了拒斥形而上学的任务的话，那么社会学领域内完成同样任务的也不乏其人。作为近代社会学方法论的重要奠基者，迪尔凯姆的工作是从廓清社会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因素入手的。迪尔凯姆通过社会劳动分工论、自杀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等著作，从实证和理论层面极大推动了社会学的进步，最终确立了它的科学地位。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第二版序言中，迪尔凯姆指出：他所确定的准则既不包括任何形而上学的设想，又不包括任何关于存在的本质的思辨，它只要求社会学家保持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他们的学科开辟新的研究
23、领域时所具有的那种精神状态。社会学家应在进入社会世界时，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未知世界；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所要处理的事实的规律和生物学尚未形成以前生命的规律一样是不可猜测的；他们应随时准备去做会使他们惊讶和困惑的发现。他说：“由于人们习惯于将哲学思维形式用于社会学的对象，所以总是认为我以前的定义是一种关于社会事实的哲学。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不是以哲学的观点来预先做出社会学的结论，而只是指出用什么外部特征可以认识社会学所要研究的事实，以使科学家能够原原本本地发现事实，而不是将它们与其他事实混淆。”在该书结论部分，迪尔凯姆索性将“独立于一切哲学”作为其社会学方法的第一条特点。他说：“社会学无须使用
24、那些使形而上学者们发生意见分歧的重要假说。它的全部要求，是要人们承认可把因果律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形而上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这种剥离，是否会对两者造成损害呢？不然。在迪尔凯姆看来，形而上学与社会学之间划清界限对双方都有好处。他说：“社会学的这种解放，对于哲学本身也极为有利，因为只要社会学家没有充分摆脱哲学的影响，他就只能从社会事物的最普遍的方面，即从同宇宙间的其他事物极其相似的方面来注释哲学，那它也不可能用新的观点来充实哲学，因为它丝毫不能给研究对象增添新的内容。”9（P9、16、152-153）在某种程度上讲，孔德和迪尔凯姆的断言是正确的，因为社会学虽然姗姗来迟，但终于成功地确立了它的科学地
25、位；但他们的断言又是不准确的，因为社会学并非人类科学之林中的最后一个成员。20世纪50年代前后，文化学作为一门新的科学被纳入现代知识体系之林。1949年，怀特在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一书中质疑说：根据孔德、斯宾塞以及自那个时代以来的另外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社会学是科学的逻辑锁链上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但是，难道我们乐意接受这一结论吗？我们不能相信。相反我们发现它是不充分的和不成熟的。在心理学及大部分社会学之外，存在着另外一类人行为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传统的风尚习俗、典章制度、工具、哲学、语言等等，这些我们统称为文化。6（P69）怀特认为科学并未止步于社会学，而是进一步向文化领域拓
26、展，由此催生出一门新的学科。怀特说：“社会学，或说社会的科学，并不是科学之路的终端，像孔德和其他许多学者曾料想的那样。要研究的还有一类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而且是人类行为的全部决定因素中最密切最强大的决定因素：即文化。所以在今天，我们在科学的悠长而激动人心的历史中亲眼看到一个最关键、最戏剧性的发展阶段。现在剩下的是去发现一百万年的文化发展的原则，详细地阐明这一发展的规律。这一任务一旦完成，科学将占领古老科学的最后一个堡垒：它将达到它的最后疆界。”像多年前迪尔凯姆宣布社会学的“终结者”地位一样，怀特认为文化学才是人类科学领域的最后一位成员。怀特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借鉴数百年科学史的经验成功驱逐了形而
27、上学，为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基础。不啻如此，在回顾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之后，怀特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科学首先是从距离人们最为“遥远”的领域（自然界）开始生长，最后才逐步占领与我们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部分（人类社会生活领域）。怀特还发现，孔德和斯宾塞都已用本质上相同的顺序来描述科学，先是物理科学，接着是生物科学，最后是社会科学。6（P109-110、52、55）如上所述，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目标并不一致：科学家探求特殊的实在事物和过程的本身、原因和结果，而哲学家则关心实在本身及其一般意义上的性质。10（P9）从这个意义上看，似乎二者的分道扬镳是人类认识规律的大势所趋。尽管如此，这一过程却并非像
28、人们想象的那样自然而然、一帆风顺。实际上，人们要从形而上学的固有势力范围中“解放”出科学的领地绝非易事。比如在物理学从哲学的阴霾下获得解放的过程中，就遭到黑格尔等哲学家的全力抵制，两派学者之间唇枪舌剑的拉锯也未能避免。有学者说，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从一种假说出发，以为不但精神现象，就是实际世界（自然与人）也是创造性的心灵的一个思想活动的结果，它认为这个创造性的心灵在种类上与人的心灵相似。根据这一假说，人的心灵，即使没有外界经验的引导，似乎也能揣度造物者的思想，并通过它自己的内部的活动，重新发现这些思想。“同一性哲学”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用先验的方法构造其他科学的成果。黑格尔的自然体系，至少在
29、自然哲学家的眼里乃是绝对的狂妄。和他同时代的有名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人拥护他的主张。因此，黑格尔自己觉得，在物理科学的领域里为他的哲学争得像他的哲学在其他领域中赢得的认可，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就异常猛烈而尖刻地对自然哲学家，特别是牛顿，大肆进行攻击，因为牛顿是物理研究的第一个和最伟大的代表。哲学家指责科学家眼界窄狭；科学家反唇相讥，说哲学家发疯了。其结果，科学家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扫除一切哲学影响，其中有些科学家，包括最敏锐的科学家，甚至对整个哲学都加以非难，不但说哲学无用，而且说哲学是有害的梦幻。这样一来，不但黑格尔体系要使一切其他学术都服从自己的非分妄想遭到唾弃，而且，哲学
30、的正当要求，即对于认识来源的批判和智力的功能的定义，也没有人加以注意了。11（P436-438）如果将以上争论置于科学史（尤其是近代科学史）的大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就会对形而上学家的狂妄和暴怒不难理解了，因为被他们控制成百上千年的领地迄今竟然要求“独立”，声称一向被公认的真理居然不再发生效用。有学者评述说，近代科学要求比在未经侵扰的领地中留给它的还要多的东西，而神学家和哲学家一向乐于把那个领地称为它的“合法的领域”。科学宣称，整个心理的以及物理的现象范围，即全宇宙都是它的领域。它断言，科学方法是通向整个知识区域的唯一门径。科学的试金石在于，它的结果对于所有正常构造的和正式受教育的心智来说是普遍有
31、效的。因为形而上学体系虽然闪闪发光，但当用这个试金石一试，它们就变成渣滓，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归类为想象力的有趣作品，而不是对人类知识的可靠贡献。4（P25-26）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分歧和较量，并未随着近代科学的建立而偃旗息鼓。实际上，只要人类的知识还有继续推进的余地，这种较量就不可能停止。正如卡尔皮尔逊所说：“教条和神话总希望在科学还未有效占据的领土四周设置围栏，科学不能同意人的发展在某一天再次受到这些围栏的阻碍。它不会容许神学家或哲学家这些知识界的葡萄牙人到无知的海滩建立强权，从而在适当的时机阻止在广大的、迄今未知的思想大陆拓展殖民地。”4（P26）在社会学领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通常表
32、现为形形色色的个人感情或信仰，它们以一种先入之见的形式维护着自己的领地。比如一位能言善辩的宗教史学家曾主张，学者在研究神的事情之前，应当在意识的深处，在有祖先灵魂安息的、使自己的存在不灭的秘府，建起香烟缭绕的未名神殿，写下一行赞美歌认为非如此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科学的研究真应如此吗？迪尔凯姆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形成的观念同它们所代表的客体一样，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中，并具有一种不容反抗的权威。凡与此相反的观点，均被视为寇仇。这些观念甚至能有一种拒绝接受科学检验的威力。只要对它们所支配的事实和它们所指的现象进行冷静严格的分析，就会使某些人感到不快。”“这种神
33、秘学说，同一切神秘主义一样，实际上只是一种伪装了的经验主义，是对全部科学的否定，无论怎样反对它都不算过分。”9（P52-53）据怀特说，文化科学的创建也曾引起古老的自由意志哲学的捍卫者的抵制和愤懑。值得注意的是，对文化科学的反对并不局限于科学家圈子以外的人，某些社会学家也反对文化科学，甚至在人类文化学家自己的圈子里，也有相当的反对意见。6（P90-91）不过，事情的演变最终还是朝着有利于科学的方向发展起来了，虽然这种进步在不同学科中的程度不同，但趋势却是明显而令人鼓舞的。恰如一位科学史家所粗线条勾勒的那样：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人们采
34、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自然哲学开始建立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而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则引导唯心主义的哲学离开了当代科学，同时，当代的科学也很快地就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11（P1）三、历史学告别形而上学之难如上指出，近代科学在人类经验世界不同领域的进步经历了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一个人所共见的现象是：在拒斥形而上学的进程中，自然科学进步的程度和速度要远远超过社会科学（有学者称之为“人文科学”）。比如狄尔泰就发现：“形而上学观念解体及一种建立于公正经验之上的独立的因果知识系统的建立过程，人文科学较自然科学要慢得多。”2（P145）在这方面，历史学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反面典型”。在17
35、世纪以降汹涌而来的科学潮流中，历史学当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而是不断遭遇冲击并改变着自身；不过当想到时至今日人们甚至仍为“历史学是否为科学”争得面红耳赤时，我们对这门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便不敢自夸了。19世纪曾被人们称作“历史学的世纪”，当时历史学这门悠久的学问据称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这些成绩已被乔治皮博迪古奇载入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不过相对其他学科而言，这本书中所记载的成就便显得并不那么耀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历史学在近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多少处于一种半游离的“特殊化”状态。历史学“特殊化”的表现之一，即在于它很难摒弃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一）两种不成功的“科学崇拜”我们
36、知道，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被称为西方史学科学化的开山之人，这是因为他最早拒绝传统的神学、哲学和伦理学指定给史学的任务，试图将史学研究引上所谓“实证主义之路”。有学者将兰克对近代史学所做的最大贡献概括为三点：第一，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实的实际情况。兰克本人在为格维纳写的讣告中隐约透露出自己关于科学与“生活”关系的看法，他说：“他（格维纳）常常说，科学必须同生活建立关系。说得很对，但那必须是真正的科学。如果我们先选定一个观点，而后把它放到科学里去，那么，就是生活对科学起作用，而不是科学对生活起作用了。”可见他是主张将感情与史学研究相分离的。第二，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
37、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第三，创立了“考证的科学”。12（P214-215、215）以上三点，都可以理解为兰克为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划清界限而不懈努力的成果。不过总体看来，兰克对于科学的追求是隐晦的1，他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也并不彻底，或者说他甚至没有抵制形而上学的理论自觉或兴趣。当兰克提出他的史学主张时，黑格尔正享有盛名，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并未发生直接而激烈的冲突，因为“他（黑格尔引者注）对兰克既无助益，兰克对黑格尔来说也无用处”12（P27）。兰克对于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态度似乎可用一段话来总结：“兰克把历史学看作是一种严格的科学这一概念，是以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为其特征的，即一方面是显然要求严格排
38、斥一切价值判断和形而上学的思辨的客观研究，另一方面又有实际上在左右着他的研究之隐然的哲学上和政治上的前提设定。”13（P26）除了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之外，19世纪还有另一种以“科学”为标榜的史学研究模式，那就是以英国学者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范式”。实证主义范式可以追溯到培根以及孔德，不过将这一思想真正运用于史学实践的，则首推巴克尔。巴克尔在英国文明史中运用了他所认为的历史著述的科学方法。在他看来，科学只有一种，即自然科学，“没有自然科学便没有历史学”。历史学必须使用与自然科学同样的方法，通过对经验证据的分析找到普遍规律。巴克尔坚信进步的文明所具有的明显趋势增强了我们对秩序、方法和规律普遍使
39、用的信念14（P128），他的雄心是要对政治和文化的整个广袤领域进行比较和归纳，以此为基础把文明史从编纂转化为一种类似科学的东西。12（P876）然而遗憾的是，无论以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的范式，还是以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范式，尽管都以科学相标榜，但并未真正实现史学的科学化。有学者评述说：“每种科学的历史学都声称自己摆脱了过去史学中的哲学和形而上学，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科学的，然而它们都是根植于未经经验证明的哲学主张。”也就是说，他们虽试图把历史学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但在历史研究中都使用了形而上学的观点；他们的工作都建立在他们并不承认却藐视经验证明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上。14（P127、135
40、）就这样，19世纪的历史学虽然有明确的科学化意识，并且在摒弃形而上学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将“科学”作了简单化的理解，因此刚刚从传统的形而上学中脱出，又一头扎进新的形而上学之中。如有学者所说，实证主义虽然在黑格尔之后掀起了一种反形而上学的思潮，这一思潮鼓舞了19世纪历史学家的热情，刺激了历史档案的鉴定和历史资料的搜集与批判考证，不过最终却走向两种结局：或是回到形而上学的老路上，用幻想的某种“规律”作为适用于一切历史过程的普遍法则；或是根本怀疑真实地认识历史的可能性，从而陷入了历史相对论。2怀特认为，社会科学之所以久久难以摆脱形而上学的羁绊，是因为它在很长时间里难以将自我与非我区分清楚。6（P66）
41、这一解释，对于理解历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不无启发。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虽是人类既往的活动，但人类历史发展的模式化思维却长期控制着人们的头脑，与我们的民族、宗教、伦理、自尊等情感纠葛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因素在史学领域的泛滥要比在社会学、文化学领域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研究当然不可能轻易地冲破形而上学的牢笼而跃入科学王国。即使如此，当实践的历史学家萌生了拒斥形而上学、促使史学科学化的念头的时候，哲学家也会体现出惊人的警惕性。哪怕对于上述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拒斥形而上学运动，他们也要大加挞伐，全力围剿。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已如上所述：历史学（就像其他学科一度那样）长期以来是形而上学的“合法”
42、殖民地，而今竟有人斗胆倡导建立“历史科学”，褫夺这种“合法性”，形而上学者即将失去固有领地，这是自负的哲学家们所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1（二）来自形而上学家的阻力如果说在兰克和巴克尔的时代，形而上学家对历史学的科学化倾向只有一种朦胧的意识和本能的排斥的话，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从那时开始，史学研究领域的科学化运动已呈来势凶猛之状，形而上学家的抨击随之愈演愈烈。法国史学家Gabriel Monod在1900年“第一届国际历史学者大会”的开幕会议上的发言代表了历史学家的共识：“我们再也不想牵涉假设的近似推论、无用的体系和理论，它们看上去堂而皇之，其实是虚有其表的骗人的道德教训。要事
43、实、事实、事实，本身内在就含有教育和哲理的事实。要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其他一概不要。”15（P60）为应对这种趋势，一大批形而上学家便聚集在“新康德主义”或“新黑格尔主义”的麾下，对历史学的新趋向发起猛烈攻击。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形而上学家突然间对历史学的性质、特点、研究手段等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产生浓厚兴趣，由此拉开西方史学史上“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研究的序幕。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代表人物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基本观点是：历史与自然科学不同，前者是一门艺术，或是一门研究具体性和个别性的学科，它的对象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个人和独一无二的事件。以上观点的逻辑结论是，历史学不可能，也不应与
44、形而上学划清界限；相反它应继续接受形而上学的指导，如越雷池一步就有丧失其学科合法性之虞。有“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家”、“人文科学领域里的牛顿”之称的狄尔泰16，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历史学）的划分。17（P347-348）他认为两者性质、研究对象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将形而上学与史学分开的做法是徒劳的：“孔德等实证主义者和穆勒等经验主义者为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在我看来是截短、毁伤历史现实以使其屈就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2（P3）狄尔泰一方面对自然科学领域中形而上学的消退持赞成态度，另一方面又试图在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中建立新的形而上学。这种矛盾性，使得他试图限制实证主义的范围
45、，消除抽象理论与自然科学和技术之间的隔阂和争论；注重对哲学传统的批判和继承，注重吸取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的最新内容，这在哲学上拓宽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范围。总之，狄尔泰想建立的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却又从其中吸取某些元素，既不同于以往形而上学却又不放弃哲学固有的关心人类、关心社会的传统的精神科学；因此被称为“处在形而上学与非形而上学之间的狄尔泰”16。几乎与狄尔泰同时，在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德国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又称西南学派）代表人物W.文德尔班、H.李凯尔特强调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不同。文德尔班认为，科学的分类不应根据研究对象，而应根据方法论原则和认识目的进行。他说：“在自然研究中，思维
46、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任务则在于使某一过去事件丝毫不走样地重新复活于当前的观念中。在自然科学思想中主要是倾向于抽象，相反地，在历史思想中主要倾向于直观。”“有一些事实使我们看清了这一点，这就是有人以一种特殊的现代方式企图从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这是实证主义的所谓历史哲学所提出的口号。对人民生活的规律进行了这样一种归纳之后，最后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几条不痛不痒的普遍规则，仅仅以仔细分析为名，来掩饰其车载斗量的例外。”18（P178-179）李凯尔特认为，人们在直接谈到“历史”时，经常指的是某一事件的一次性的、个别的
47、过程；而且，把历史作为特殊的东西和作为普遍的东西的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恰恰在哲学中颇为流行。“历史的权利”是与“自然的权利”相对立的，前者是一次性的、个别的权利，后者是大家共有的或应当共有的权利。总之，把作为个别化方法的历史方法与作为普遍化方法的自然科学方法对立起来，这不是随心所欲地做出的。他借用柏格森的一个巧妙的比喻说：自然科学只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同样适合的现成的衣服，因为这套衣服并不是按照这两个人的体形裁的。如果自然科学“按照每个人的体形”进行工作，那它就不许对自己所研究的每个对象构成新的概念。但这是与自然科学的本质相违背的。自然科学只是从个别之物中发现那种可以把个别之物隶属于其下的普遍之物的情况下，才去注意个别之物。在这个范围内，必须说现实的特殊性是任何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既然历史学必须表现一次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事物，那它如何能够成为科学呢？他断言：“过去有人说，历史学或者表现个别性，因而变成为艺术，或者是一门科学，因而必须采用普遍化的方法。这种陈旧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19（P54-55、42、70）总之，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是与19世纪主流历史学家提倡的实证主义思想相违背的，有时他们也打着“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文化科学”（与怀特所说的“文化科学”名同而实异）的旗号，但本质却是将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