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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美美国着名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着作包括：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兴衰探源（1982）和权力与繁荣（2000）。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着作奖”，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本书适合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各类研究人员使用。如果你想对利益集团理论有深刻的理解，那么这本书无论如何是必须一读的书。本书是曼
2、瑟尔奥尔森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本是国家兴衰探源。诺斯认为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本书、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这三部公共选择文献的经典着作。第1章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理论的解释。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第3章考察了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4章运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
3、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与第1章概述的逻辑关系相一致的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这一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为什么集体行动会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任何集体行动带来的收益都具有“公共品”的性质。所谓“公共品”，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人对公共品的提供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微乎其微，比如某个候选人不会因为你的一票而获选或落选；第二，个人即便不承担成本（搭便车），只要其他人付出成本，他也能够享受收益，比如国防。“公共品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作用微乎其微，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不付出成本时，公共品
4、将无法被提供出来。这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被称为“合成谬误”，N人囚徒困境博弈也是这个意思。奥尔森在书中讨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集团，如“压力集团”、“潜在集团”等等，以求解集团之所以能够成功采取“集体行动”从而提供“公共品”的原因。他认为集体行动如果要取得成功，在三个条件下是可能的：其一，集团足够小；其二，“非对称”的大集团，即集团中的某个个体获得收益的大部分；其三，对集团中的个体进行选择性激励。小集团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小集团中的人与人之间都互相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之间可以看作是共享了某种“社会规范”，一旦有人破坏了约定，将立刻别人发现。而如果收益是“非对称”的，那么集团中就会出
5、现“少数剥削多数”的情况占有份额较少的大部分个体“搭便车”，占有份额较多的个体将承担所有的成本。“选择性激励”是一个更一般的情况如果能够保证群体的收益是对每个人都带来实惠，还怕大家不愿意承担成本吗？大集团的成功，还可能是一个原因：大集团被若干小集团所控制。其实，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小集团，而并非大集团自身能够取得成功。它只是被操纵了。无论按照Bowles和Gintis的定义，还是Richerson等人的定义，抑或Henrich夫妇的定义，“公共品”的成功被提供都能够看作是一种“合作”，无怪乎Gintis认为重复的公共品博弈是考察人类合作的最佳实验条件。陈抗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志愿惩罚者”，也就
6、是“强互惠者”，这又与我所阅读的合作理论的文献联系起来了。“强互惠者”对于合作以及制度的维持意义重大。所谓“强互惠者”就是他们即便承担额外的成本，也会志愿地惩罚那些违反规定的其他个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非理性的行为。但一旦群体中的其他个人预期到这样的惩罚的发生，那么“强互惠者”的存在将只是一个震慑作用，他们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真正承担额外的成本。强制性（比如强制性入会）在集体行动的成功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样的强制性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壁垒，比如不准雇用工会外的工人。就如我们所一直知道的那样，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我坚持我的观点：对自由以及民主的推行，虽然是好的，也可能是必须的，但从
7、本质上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强制，一种强权。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之前，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譬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通道的照明灯；同一社区的人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有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援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集体行动的搭
8、便车行为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个集体行动，但他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奥尔森因此得出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
9、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着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行为也越难以发现。奥尔森这一理论后来发展成多人囚犯两难博弈(n-personprisonersdilemmagames)，成为非合作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然而，它描述的却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现象，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集体行动成功的例子，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
10、三由成功至失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增多。集体行动出现的条件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所谓不对称即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假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乾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在国际间的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同样，美国认为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是实现集体行动
11、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正向激励，例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嬴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都是搭卖私人物品的行为。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
12、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利他主义者是凤毛麟角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人们将奥尔森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精细的行为模型。在过去20年里，实验经济学家对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九十年代起，描述集体行动的新一代模型开始出现。在这些模型中，理性自利的个人不再是唯一的假设。运用从实验中得到的资料，这些模型假定不同的种类的人参与集体行动。人的决策行为究竟能分成多少不同种类？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少
13、于1。模型类比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变化。实验经济学家设计了诸如哀的美敦讲价实验和信任游戏等决策实验，对人的行为进行窥探。许多这一类的研究都发现，40到67的人属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一类。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另外大约有20到30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这类人就是奥尔森模型假设的那种人。无论别人如何善待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有所回报。这类人被称为理性利己主义者。运用同样的比例，三个和尚中应有两个是规范使用者，一个是理性利己主义者。规范使用者又可以细分成两种，即条件合作者和志愿惩罚者。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们愿意发起协助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
14、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作反应就坚持合作。但条件合作者对搭便车行为的容忍度却不尽相同。他们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与搭便车人数成反比，搭便车的人越多，条件合作者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就越少。一旦搭便车的人数超过他们的容忍度，这些人也将采取不合作行为。因此，理性利己主义者会驱使条件合作者作出自私自利的行为选择。志愿惩罚者是疾恶如仇的侠客，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行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惩罚搭便车者。惩罚可以是口头批评，也可以是给搭便车者造成物质损失。即使惩罚行为对志愿惩罚者本身的个人利益造成明显的损失，他们也在所不惜。研究发现，志愿惩罚者的存在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影响。他们约束搭便车
15、行为，起着维护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他们的惩罚使理性利己主义者不得不计算受惩罚的成本，修改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志愿惩罚者，搭便车者不受约束，条件合作者就会逐渐减少甚至停止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生产不出集体有益的公共物品来。理论涵盖范围扩大以上发现丰富了人们对于集体行动产生过程的理解，加深了对决策行为的认识，同时也扩大了奥尔森理论的涵盖范围。首先，新发现虽然修改了奥尔森模型的假设，但修改的程度有限。奥尔森模型中只有理性利己主义者，但实验结果发现理性利己主义者和条件合作者两类人加在一起占大多数。其实，条件合作者也是一种搭便车者。维护社会行为的规范实际上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遵循社会行为准则能减少不确定性，
16、增强互信，对大家都有利。但生产这种公共物品需要支付成本，而条件合作者不愿意像志愿惩罚者那样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在与理性利己主义者的斗争中选择袖手旁观的搭便车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实验研究的发现与奥尔森的基本假设相差不远。再者，志愿惩罚者的作用与奥尔森的反向选择性激励异曲同工，都是运用惩罚性工具来保证集体行动的产生。奥尔森发现反向激励的作用，实验研究则说明反向激励其实是人类行为中的一种。三个和尚究竟有没有水喝呢？奥尔森会这样回答：一般来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如果这三个和尚不对称，或是存在选择性激励，那么三个和尚就很可能有水喝。实验经济学家的答案是：三个和尚有没有水喝取决于那两个规范使用者中有没有志愿惩罚者。如果两个规范使用者属于老好人类型的条件合作者，那么三个和尚最终还是没有水喝，因为那个理性利己主义和尚会破坏合作环境，驱使条件合作者选择搭便车行为。如果有一个和尚是志愿惩罚者，情况就完全不同。这位侠义和尚会不惜时间和代价盯住想搭便车的理性利己主义和尚，不让他喝一滴水，逼使他参加取水行动。结果自然是：三个和尚有水喝。专心-专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