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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讲义绪 论【要点】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对象语文学和语言学传统“小学”的含义一、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对象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对象，取决于中国语言学史是如何写成的。（一）如何写中国语言学史“中国语言学史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作为科学论文，著者假定读者把中国语言学著作都看过了，不须交代任何知识，尽可以单刀直入地叙述这一个学术部门的历史；另一种是作为教材，著者假定读者（或听众）没有看过中国语言学著作，或者是看得很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那些著作的体例及其主要内容，然后谈得上某一学派产生的原因，某一语言学家的学术渊源及其对后代的影响，某书的价值及其缺点。”（王力中国语言学
2、史前言，第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本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究竟应当怎么个写法才好呢？”何九盈先生对这个问题谈了四方面的意见，其第三个意见是：“我以为不论怎么个写法，似乎都应当把各个时期的语言文字学原著放在中心地位来评说，离开了原著，还有什么史可言呢？对广大读者来说，把原著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得到的史的知识，是具体的而不是空洞的，是连贯的而不是孤立的，何况有的原著一般读者已经很难看到了，不做必要的介绍就会不知所云。”（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8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语言学史是指研究中国语言学从古到今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赵振铎
3、中国语言学史导言，第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语言学史不是有闻必录，不是语言学的书目提要，而是选择历史上有过影响的语言学家和著作进行评价，说明他们对前代的继承，在当时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说明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在历史进程中如何丰富和发展起来；说明语言研究的范围如何向各方面扩展和深化。”（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导言，第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二）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对象上述三位语言学家在谈及如何写中国语言学史时，虽然思路有些差异，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性，那就是：作为中国语言学史这门学科来说，其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语言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然而“语言学史不是有闻必录”
4、，而是有取舍的，由此，“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就是要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发展，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学家、语言学著作和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学。”（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绪论，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二、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一）不同的分期中国语言学史既然是对各个历史时期中国语言学发生和发展状态的描写，因而分期问题就是不可或缺的、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了。因为，“研究历史，分期非常重要，分期的目的在于使历史的线索更加明确”（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导言，第5页）。具体到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历史，不同的语言学家的处理办法是不一样的。1、王力先生把中国语言学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汉末到清代
5、末年；第二阶段是从1899年到1949年。这种划分，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语言学史宏观地划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和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两阶段。这种划分，何九盈先生认为：“王力先生以马氏文通（1898年）作为两大阶段的分水岭是很正确的。因为马氏文通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它的出现，意味着古代语言学的终结，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6页）2、但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毕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古代语言学史和现代语言学史应该分开来写，各自独立成篇”（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6页）。故而，何九盈先生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一书中，将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划分为六个时期，即：先秦时期（？公
6、元前3世纪）：两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初）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世纪公元6世纪）隋唐宋时期（公元6世纪末公元13世纪）元明时期（公元13世纪中叶公元17世纪初）清代（公元17世纪中叶公元19世纪）（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6-7页）3、赵振铎先生参照王力先生的意见，也把中国语言学史划分为六个时期，即：第一期：先秦时期,为中国语言学的萌芽时期。此期诸子哲学著作中有不少关于语言问题的论述，产生了训诂学和分类词汇的编纂。第二期：两汉时期,为中国语言学确立的时期。这一时期，经学得到发展，对语言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即语言学多服务于经学）。古书注释的大量出现奠定了分析语言方法的基础，各种辞
7、书的问世证明人们有了综合处理语言词汇的能力。第三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为中国语言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期间，音韵学、训诂学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第四期：宋元明三朝,为中国语言学研究范围扩大的时期。此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都有了信的研究领域。第五期：清代到五四运动以前，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全面发展的时期。此期，古音学极大发展，转而推动训诂学发展。马氏文通出版，开创了语法研究的新纪元。甲骨文的发现，有促进了古文字学的研究。而章太炎、黄侃在继承传统语言学的基础上，又把语言研究引向了一个信的境界。第六期：五四运动到今天，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新时期。语言学界以国外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解释传统语
8、言学的成果，调查研究汉语方言及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因而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且各领域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导言，第6-7页）4、濮之珍先生的划分有些不同，他把中国语言学史划为五期：先秦时期秦时期 （二）分期依据上举分期的不同，实际上体现了语言学家们分期依据的不同。中国语言学史分期的依据是什么呢？何九盈先生揭示了这个依据，即“古人在汉语研究中所造成的阶段性的特点，是我们进行分期的主要依据”（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7页）。不同的语言学家，对中国语言学阶段性的特点在认识上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故而在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上才有差异。比如：何九盈先生划为六期，是因为：先秦时代以研究
9、事物名称为特色；两汉以研究文字、词汇为特色；魏晋南北朝是汉语语音研究的开始阶段，是词义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阶段；隋唐宋是汉语语音研究趋向稳固、统一的阶段，在文字性、语义学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象样的成就；元明时代的语音研究以面向实际为主要特色；清代以研究古音古义为根本特色，这是古代语言学进行大总结的时期。（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7页）濮之珍先生划为五期，原因在于中国语言学在各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不一样，如：【先秦时期】只出现了零星的语言学方面的观点。【汉魏晋时期】文字、训诂的成就巨大，出现了四部语言学专著，即：尔雅（为我国第一部语言学专著，训诂学之始），方言（西汉扬雄撰，为方言学第一部著作，又是训
10、诂著作），说文（东汉许慎撰，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字典，文字学之始），释名（东汉刘熙撰，为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源学著作，也是声训专著，训诂著作）。【南北朝至明代】其特色是音韵学研究兴起和发展起来，体现在： 1、齐梁时代发现汉语四声； 2、唐宋时代创制了36字母（声母）； 3、宋代兴起等韵学（分析汉字发音原理和发音方法）4、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韵书，包括：切韵（隋陆法言编，193韵），此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韵书。广韵（北宋陈彭年等编，206韵），为我国第一部官修韵书，也是最古最完整的一部韵书。中原音韵（元周德清编，19韵），为北音韵书的创始，对传统韵书进行了大胆改革，首创“平分阴阳，入派三声”。【清代】在古音
11、、训诂、文字以及语法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古音：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等学者都取得辉煌成就。训诂：对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进行校勘考证研究，使古代语言学著作得以发扬光大。语法：我国古代语法研究一直不成体系，只有一些片断言论，没有专著。清末马建忠著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马建忠古文功底好，又曾留学法国，通拉丁语、法语。而西洋语语法完整系统，语法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正是受西洋语法的启发，马氏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五四以后】五四以后的现代语言学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语言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开拓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在于：1、音韵学的突破由
12、于汉字不表音，依据反切，不能确定某个字在某个时期真实音值。在音韵研究方面，还需要新的工具和方法。五四时期，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开始大量流入中国。以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家带来了“音标”，这对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原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 之时的古代音韵学研究，又让人看到了“柳暗花明”的前路。2、语法学、修辞学、方言学等的兴起。在马氏文通的影响下，兴起语法学的研究。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第一部修辞学著作，从此，修辞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比较全面地描写了吴语的语音系统，并和古音、国音做了比较。这样的方言研究是前所未有的，影响很大。3、民
13、族语文研究十九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深入西南地区，开始了对少数民族语文进行调查。抗战时期，一些语言学家迁移西南内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做了一些调查。建国以后，对少数民族语文的调查和研究得到了更大发展。赵振铎先生划为六期，其依据已见前。此不赘。三、语文学和语言学：王力先生认为中国语言学史经历了“语文学”和“语言学”两各有分别的阶段，他说：大家知道，语文学（ph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训诂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的本身（引按：口语与书面语），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
14、、全面的语言理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做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第1页）“语文学”和“语言学”虽然是一字之差，但这不仅是带有褒贬性的两个概念，而且还事关中国古代是否有语言学的重要问题。在王力先生看来，中国古代是没有“语言学”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我国古代没有语言学（linguistics）这个名称，只有所谓小学”（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1页），何九盈先生说：由于古人认为“小学”就是“文字之学”，而且总是把“小学类”放在“经部”之中，因此，后人就产生了两种不正确的看法：一、19世纪以前，中国还没有语言学；二、“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古代的语言学不能
15、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2-3页）所以会存在第一种看法，是因为“在西方语言学家的语言学史著作中，是只有西方的语言学史，而没有中国语言学史的”。（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绪论，第2页）为何西方的语言学史著作不提及中国的语言学呢？濮之珍先生阐述的原因比较中肯：一方面汉字难学难认，文字的障碍很大，使得外国语言学家很少也很难研究中国的语言学史；另一方面，我国语言学家研究语言学史的也很少，向国外介绍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成果的就更少了。因此，长期以来，欧洲语言学界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即认为语言科学建立于欧洲十九世纪初。在这以前的语言研究，特别是东方民族的语言研究，是所谓“科学前
16、”的语言学，或“语文学”。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绪论，第2-3页）王力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明显是受西方的影响。第二种看法古已有之，王力先生也受其影响。他说：“语文学本来是和古典文献发生密切关系的学问，所以中国的小学一向被认为是经学的附庸”（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第2页），“小学”既然是经学的附庸，就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非但如此，王力先生还认为“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第2页）。王力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小学”既然“不是以语言为对象”，它怎么可能是语言学呢？然而，这样的推理是否正确呢？首先，“小学”诚然是为经学
17、服务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是一门独立学科。何九盈先生说的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和经学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但古代哲学和经学的关系不是更为密切吗？就是史学、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在先秦时代也不是那么分明的。诗经是道道地地的“经”，但它是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书经是道道地地的“经”，但又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著作。如果我们还跟古人一样，只在“经学”这个概念中兜圈子，不唯看不到语言学的独立存在，就连文史哲的独立存在也成问题了。（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4页）所以，服务于经学的“小学”，其独立性是不必否定掉的。如果否定掉了，那么，我国古代也就只有经学，而不会有什么文学、史学、哲学之类的学科了。其次，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的
18、学科是不是语言学呢？答案是肯定的。濮之珍先生的说法值得深思：在文字产生以前，那时只有口语；文字产生以后，就有了书面语。这样，语言便以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存在形式为人民、社会服务。我国古代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文字，也就是研究书面语，怎么能因此认为没有研究语言本身呢？况且书面语比口语更加规范。在古代，由于科学条件限制，口语一发即逝，以书面语文字为研究对象，又有什么不对呢？就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即使可以借助录音机之类的仪器来研究语言，但仪器的作用也只在于记录口语，从某种角度说，它的作用和位子是相似的。可见提出“文字和书面语”来和“语言本身”对立，是不妥当的，因为两者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不应该对立的。
19、对有文字的语言进行研究，是不可能抛开文字和书面语的；而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把语言记录下来才能进行研究。可见，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对象是文字和书面语，就把中国古代语言学排斥在语言科学之外。何况外国古代语言学，也是以文字和书面语作为研究对象的。（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绪论，第4-5页）赵振铎先生也认为围绕汉字进行研究的“小学”就是我国传统的语言学。他说：由于汉字的特点和汉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我国古代的语言研究多少是围绕着汉字的研究进行的。每个汉字表示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形体，还有自己的读音。我国古代语言学就是根据汉字的这三个方面先后形成了训诂学、文字学和音韵学三个不同的
20、学科，统称为“小学”。因此有人把小学作为我国传统语言学的名称。（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导言，第2页）由此可见，以“文字和书面语”作为研究对象，恰好是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准此，我国古代的“小学”既然是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它理所当然的就是语言学了。古代学者不认为中国有语言学，王力先生也延续这样的观点。这是为什么呢？何九盈先生对此做了解释，他说：有的人之所以不承认中国古代有语言学，不承认语言学的独立存在，一方面是受了“洋教条”或“土教条”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是对中国古代语言学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4-5页）综上可知：中国古代不但有语言学，而且还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21、所以说有语言学，不仅因为其研究对象（文字和书面语）和服务社会的功能，还因为古代语言学家在语音和词汇两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的古人在东汉末年就已经能用二分法分析汉语的音节，从魏晋以后，就能很好地对汉语的声、韵、调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反映汉语实际语音系统的韵书（如六朝韵书以及中原音韵等），宋元时代又产生了声韵调相配合的等韵图，明清时代还产生了历史语音学，有的人已明确认识到：“今音不同唐音”，“唐音不同古音”，“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原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一，见说文解字注8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汉语音韵学的发展
22、，从总的趋势来说，是和汉语语音的实际发展情况相符合的。在词汇研究方面，公元一世纪就产生了方言，二世纪末又产生了释名，这些著作基本上是以当时的口头词汇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见，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对汉语语音的研究，还是对汉语词汇的研究，都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语言学性质的。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把这种性质的研究划在语言学的范围之类。（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3页）中国古代语言学何时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何九盈先生对此亦做了回答：当我们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独立的资格时，首先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对象，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科学体系，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成果。用这些原则来衡量一下，
23、我们可以说，从汉代开始，语言学已经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方言、说文、释名这三大名著的产生，就是语言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3-4页）四、传统“小学”的含义：谈中国古代语言学，不可能回避“小学”这个词汇，因此，揭示这个词汇的含义也是必须的。在古代，“小学”一词的含义比较复杂。1、西周时期：“小学”指的是教育童蒙（八岁至十四岁）的学校。是与“太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卢辩注：“古者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太学也。”2、到了汉代，“小学”这个概念产生了新的意义，已由“学校”引申出“学科”（文字学）的意思。
24、汉代崔寔四民月令有载：“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据何九盈先生说，“篇章”就是指苍颉篇之类的识字课本（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前言，第1页）。因为识字是小学里的事情，所以就把识字的学问（也即语言文字方面的学问）称为“小学”。汉书艺文志中，“小学”自成一类。艺文志说：“凡小学十家，三十五篇。”“小学”己成为一“家”之言，其内容全都是蒙童识字课本。小学附庸于经学，以经学为大学，故称语言文字之学为小学。汉代所说的“小学”实际上只限于文字学，其具体内容包括解释文字的形体结构，“通知古今文字”，以及“正读”字音等。3、唐宋以后，“小学”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在
25、隋书经籍志中，“小学”这个概念又进一步扩大。其内容除字书之外，还包括训诂、音韵等方面的著作。隋书经籍志曰：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势等书。到旧唐书经籍志，又把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等训诂书列进“小学”一类，从此，“小学”的基本内容才确立下来，即通常所说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也就是古代语言学。值得注意的是，包含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三个内容的“小学”，到了宋代，竟然也有称“文字之学”的。如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卷一里说：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位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
26、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晁公武称“小学”为“文字之学”，是着眼于一个字的形、音、义而言。说明部分古代“小学”家正是从文字本身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学的。4、到了清末，章太炎认为“小学”之名不确切，主张改为“语言文字之学”，他说：“合此三种（按：指文字、音韵、训诂）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引按：诵读、吟诵）所能尽者，然犹名为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论语言文字之学，载国粹学报2卷12、13期，转引自裘锡圭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载
27、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由此，“语言文字之学”得以取“小学”而代之，这就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始，而太炎先生则被公认为“语言文字之学”的开山大师。第一章 训诂为主的时期 第一节 语言研究的萌芽【要点】先秦文献中的文字解释先秦古籍注解专书先秦诸子的语言理论一、先秦文献中的文字解释 先秦时代有没有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有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因此造成语言文字上的隔阂。有隔阂，也就需要解释和疏通，训诂由此兴起。训诂学源远流长，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代出现许多文献典籍，这些典籍中的词语并非大家都能读懂。因为当时诸侯割据，国家四分五裂，于是出现“言语异声，文
28、字异形”的局面。加以今语和古语的不同，人们阅读文献，往往不易理解，因此需要有人来为这些人进行解释。训诂就应运而生了。（一）分析文字结构（即形训）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左传宣公十二年：“于文，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為乏。”杜预注：“文，字。”韩非子五蠧：“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二）辨析字义异同老子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河上公章句：“无色曰夷，言一无采色，不可得视而见之；无声曰希，言一无音声，不可得听而闻之；无形曰微，言一无形体，不可搏持而得之。”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左传
29、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杜预注：“周礼：四县为都，四井为邑。然宗庙所在，则虽邑曰都，尊之也。”孔颖达疏：“释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庙，虽小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杜预注：声其罪），无曰侵（杜预注：钟鼓无声），轻曰袭（杜预注：掩其不备）。”孔颖达疏：“释例曰：侵、伐、袭者，师旅讨罪之名也。呜钟鼓以声其过曰伐，寝钟鼓以入其竟（境）曰侵，掩其不备曰袭，此所以别兴师用兵之状也。”左传文公七年：“兵作于内为乱，于内为寇。”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30、人伦也。”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荀子修身篇：“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三）描写字义左传宣公十五年：“天反时为灾（杜预注：寒暑易节），地反物为妖（杜预注：群物失性），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尸子仁意：“春为青阳，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冥。四气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露时降，万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祥风，瑞风也。一名景风，一名惠风。”【
31、尔雅释天：“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四时和谓之玉烛。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四时和为通正。（缺二句）谓之景风。甘雨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尸子卷下：“天神曰灵，地神曰袛，人神曰鬼。鬼者，归也。”荀子修身篇：“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篇：“伤良曰谗，害良曰贼。”荀子修身篇：“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修身篇：“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少见曰陋。”杨倞注：“闲，习也。能习其事，则不迫遽。”荀子修身篇：“难进曰偍（t），易忘曰漏。”杨倞注：“偍与提、媞（t）皆同，谓舒缓也。”
32、荀子修身篇：“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耗。”杨倞注：“少（而理曰治），谓举其要而有条理，谓之治。耗，虚竭也。凡物多而易尽曰耗也。”（四）因声求义孟子梁惠王下：“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赵岐注：“其诗，乐诗也。言臣勖君谓之畜。何尤者，无过也。”赵振铎先生：“孟子用好来解释畜。上古音畜在晓母觉部，好在晓母幽部，声母相同，韵母的元音相同。”（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第28页）孟子滕文公下：“書曰：洚（jin）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赵岐注：“尚書逸篇：洪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赵振铎先生：“上古音洚在匣母冬部，洪在匣母东部，声母相同。”（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第29页）尸子卷下
33、：“鬼者，归也。”从训诂方式的角度来看，先秦时期出现了多种形式，如形训、声训、同训、递训等。形训、声训已见前，兹再补同训、递训的例子。尸子广泽：天、地、皇、后、辟、公：皆君也。弘、廓、宏、博、介、纯、夏、怃、冢、晊、皈，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这种把诸多有同一意义的词列在一起，而用一个词去解释的方法，就称作同训。庄子齐物论：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这种采用几个词递相训解的方式，就称作递训。二、先秦古籍注解专书先秦时期，许多古籍时代久远，其中许多内容必须经过解释才能理解，由此，便出现了对某种古籍进行解释的著述。比如：【易】（亦称周易），相传为周人所作，内容包含经与传两部分。经
34、的部分为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爻各有说明（即卦辞、爻辞），用作占卜。传即易传，又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作，乃是对经文部分所作的各种阐释，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十篇。关于十翼是否孔子所作，学界是有争议的。但是据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知孔子对易一书是非常重视的，其为易作解释以传授学生，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皇侃曰：“此孔子重易，故欲令学者加功于此书也。”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诗】，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期。在其流传的过程中，有些涵义比较难懂，于是便有对其作解释的情况。先秦时期有关诗的解释，成本的著述已经看
35、不见了，但部分内容却保存在一些典籍中。如据国语周语下，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晋大夫叔向朝聘于周，单靖公接待了他。得知单靖公很喜欢昊天有成命这篇诗，于是叔向就向单靖公的家臣讲解了这篇诗。原诗为：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叔向解释道：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
36、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叔向在解释这首诗的时候，方法多样，既有对全诗主题的阐明，又有句义的串讲，单字的解释，段落分析。全诗主题是道成王之德也。句义串讲“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是对“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三句所作的串讲。单字解释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段落分析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这里关于单字的解释，全部为毛传所吸收，大部分收录在尔雅之中。赵振铎先生将叔向的解
37、释和毛传、尔雅所收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说：“这一条材料很重要。它说明：第一，早在公元前6世纪，我国就有了比较成熟的训诂。第二，古代的诗歌很早就有解释。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争论：是毛传抄尔雅，还是尔雅抄毛传。从叔向解诗这段材料来看，它们都是承袭诗的故训，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参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第26-27页）礼记乐记和吕氏春秋不屈也保存了先秦人对诗的解释材料。如礼记乐记：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吕氏春秋不屈：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春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在先秦时期就有
38、多家为之作解释，主要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自注：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名高），谷梁传十一卷（自注：榖梁子，鲁人。颜师古注：名喜），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自注：有録无书），左氏微二篇（颜师古注：微，谓释其微指），铎氏微三篇（自注：楚太傅铎椒也），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传二篇。流传到现在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三种。据现代学者研究，“墨子的经说是解经的，管子的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也是对有关篇章进行说解的，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是说解老子的，灵枢经的小针解是解释九针十二原的”（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一章，第2页）。据上述可知，先秦时期对于古籍加以注解，不仅仅针对所谓“经”，
39、举凡墨子、管子、老子之类的子书亦在注解之列，或自注（如经说），或他注（如解老、喻老），总之是为了让古籍的字句意思得以清晰、明了，以助于流传。值得关注的是，逸周书谥法解整篇就是文字训释材料堆聚而成，兹列一小节：和，会也。勤，劳也。遵，循也。爽，伤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败也。康，顺也。就，会也。锡，与也。典，常也。肆，施也。糠，虚也。叡，圣也。惠，爱也。绥，安也。坚，长也。耆，强也。考，成也。周，至也。怀，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载，事也。弥，久也。这些材料，或许就是集合既有的故训材料成篇，也或许是作者自己对古籍中特殊词汇加以理解的结果。这
40、种形式不同于专书古籍的训解，而是将诸多古籍中的词语训释汇集起来，对保存上古语言材料很有价值。三、先秦诸子的语言理论丹麦语言学家威廉汤姆逊说：“希腊人走上语言分析的道路，是由哲学家们研究思想同词的关系，研究事物同它的（希腊）名称的关系而最先推动的。”（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第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这说明语言理论的产生，实际与哲学有着莫大的关系。我国的先秦时期，也是语言研究的萌芽时期，虽然没有出现语言学家以及语言学理论著作，但是，先秦哲学家们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涉及到了一些语言学理论，其中有些看法还非常精确。这些语言理论，也更多的是“研究思想同词的关系，研究事物同它的
41、名称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名实”问题。“名”、“实”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名”，就是名称，相当于现在的词；“实”，就是客观事物。“名实”问题，作为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同社会、同政治伦理、同逻辑思维都有关系。探讨“名实”问题，第一个要涉及的是：“名”是怎样产生的问题。老子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在这里是为了说明世界产生的时间顺序，先是鸿蒙混沌，浑然一体（就是“道”，是没有名称的）。道的运动，又分化出了天地，有了天地，就有了万物，然后就要给它们取名字。可知，万物的名称就是从“道”这个“母”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老子认
42、为“名”生于“道”。但是，在老子看来，名称和客观事物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表达概念的符号，所以说“无名，天地之始”。但也不能否认“名”的作用和意义，所以又说“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指出“名”、“实”不可分的人，也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个比较科学地指出名称和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人。老子以后，不少人也都就“名”是怎样产生的问题做了自己的理解。比如：管子九守：“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提出了“名生于实”的主张，但是，下文所言，又让“名”脱离了“实”，最终没有阐明“名”究竟何来的问题，故而是一种退步。另外，“名”与“实”其实并不存在必然的、固有的联系，在客观存在
43、的“实”中也找不出“名”来，因而，较之老子，管子的认识也是一种退步。庄子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最为质朴、率真。庄子齐物论：“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意即：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事物的名称是人叫出来的。这个认知如同出自婴儿，丝毫不经大脑而随口脱出，直是分外天真，充满了童趣。杨朱的说法同于庄子。列子杨朱篇：“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意即：事物本身没有名字，名字也不具体指何物，名称是人为的。其所谓“名者伪而已矣”，旨趣与庄子“物谓之而然”相同。墨家也谈到了“名”的产生问题，经说上：“声出口，俱有名。”意思是：声音从口而出，都包含着事物的名称。换言之，墨子的意思是：“名”是通过人的发音器官发出声音后才
44、体现出来的。又经说上：“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言”，即言说，说话。也可以指一句话。“口能”，即口的机能。“口能”为何？“出名者也”。墨子的意思是：言说，就是调动口的机能，说出各种事物的名称。这里所谈及的仍然是“名”自口出。但墨子的“名”自口出却异于庄子、杨朱。庄子、杨朱只是直观地发现“名”是从口中说出来的，而墨子则进一步表明：“名”虽自口出，却是包含在发音器官所发出的声音中。这和现代试验语音学的认知颇为相似，带上了科学的属性。荀子对“名”如何产生的问题也进行了解说，见后。此不赘。第二个问题：“名”与“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墨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墨子经说上：“所以谓，名
45、也；所谓，实也。”意思是：用来称呼的就是“名”，所称呼的（对象）就叫做“实”。用今天语言学的观念来看，“名”与“实”就是一种“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但“名”与“实”分属于不同范畴，“名”属于语言范畴，“实”属于社会存在范畴。墨子认为：“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经说下：“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意思是：有这个“实”，然后才有称谓这个“实”的“名”；没有这个“实”，就没有用以称谓的“名”。此外，墨子还强调“名”、“实”要一致。经说上：“名实耦，合也。”耦，就是相符。名家，是战国中后期的一个学派，专门研究与“名”有关的问题，其学说在古代和印度的因明学、希腊的逻辑学鼎足而
46、三。名家的著述主要有尹文子、公孙龙子。据赵振铎先生意见，“墨子一书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应该是名家的著作”（中国语言学史第一章，第17页）这个学派对于“名”的问题讨论非常广泛，“名实”问题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这个问题的论述，名家较墨家又进了一步。如尹文子大道上：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名）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无名，故大道无称。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恶名命恶，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嚚（yn）凶愚，命恶者也。今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