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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55卷第6期V0155 No6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 6年11月Nov 2016政府信任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医保参与的影响基于CGSS2012数据的实证分析龙翠红 易承志(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200241；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620)摘要 作为政府面向农村居民提供的一种基本公共产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稳健运行对于有效化解农村居民的疾病风险、破解“三农”问题与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保障作用
2、。本文基于CGSS2012的全国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社会资本与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医疗保险参保行为显著正相关，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农村居民的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均与其医疗保险参保行为显著正相关，而社会信任程度与其医疗保险参保行为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增强农村居民的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对于促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医疗保障制度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 政府信任；社会资本；农民；医疗保障一、引言在当代风险社会背景下，由于环境污
3、染的加剧、压力的增强和现代社会个体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疾病风险是个体面临的一种主要风险。由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其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很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制约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为了有效破解农民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作为一项由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障制度于2003年开始在中国农村地区逐步推行，为农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保障。自新农合推出以来，国家的投入逐年增加，2003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新农合的参保农民每年至少补助20元，而到了2015年，这一补助费用已经大幅提升到人均360元。随着国家对新农合制度的不
4、断推进和投入的日益增大，参与新农合的农村居民规模也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仍然有一部分农村居民没有参与到新农合体系中。这不利于进一步扩大新农合的覆盖范围和完善农村公共卫生安全网建设。那么，农村居民选择医疗44保险的参保行为究竟与哪些因素有关?厘清上述问题的答案对于促进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学术界已经进行了一定的实证分析，涉及农村居民的人口经济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医疗卫生知识和需要等方面。例如，王红漫等基于东部某一富裕省份6县调查数据的研究证实，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对新农合政策的了解程度、主观期望参保费用等因素与农村居民新农合参与
5、率显著关联。樊丽明等人根据山东、河北、江苏三省245户农民家庭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参与新农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均收入、获取信息的渠道和邻居是否参与新农合与受访者新农合参保情况显著相关。李燕凌和李立清基于五省232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证实，农户参与新农合的行为受到家庭人口学特征和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差异的显著影响。陈华基于对广东省四个地区新农合情况进行入户调查的研究发现，农民参与新农合与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显著正相关，与健康状况、家庭成员数量显著负相关。虽然上述研究涵盖农村居民收稿日期 2016一08一08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收入差距与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基于需求角度
6、的分析”(CFAl3015j)万方数据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多个方面影响因素，然而，现有研究主要是从个体微观层面进行分析，还很少从更为中观或宏观层面对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而除了微观的个体或家庭特征外，从更为中观或宏观的层面而言，考虑到当前农村医疗保险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因而对政府的信任是否会影响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行为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此外，农村是熟人社会，农村居民处于熟人社会中，个体所蕴含的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之间的关系也值得关注。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hinese General SocialS
7、urvey2012，以下简称CGSS2012)，基于信任和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考察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概率，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对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以及社会信任并没有显著影响到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参保行为。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介绍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数据和变量设计；第五部分是模型设定和数据分析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二、文献综述(一)政府信任与农村居民医
8、疗保险参与在影响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与的各种因素中，对政府的信任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纵向而言，对政府的信任包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而无论是中国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都呈现出典型的“央强地弱”特征，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Li Lianjiang对中国三省四县1600个农村受访者的实证调研证实大多数农民对中央的信任高于对地方的信任。之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差序信任”概念用来描述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一现象。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而如果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降低，就有可能减弱对政府所提供公共产
9、品的购买欲望o。由于社会保障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基本公共产品，对于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与社会保障参与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然而，现有的研究较多以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与养老保险参保为研究对象，而极少涉及政府信任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例如，林淑周基于福州市大洋镇的调查证实，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显著正相关。霍鹏等基于CGSS2010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也指出，农民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参与到新农保中。然而，上述对政府信任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是否适合于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另外，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在农村
10、居民参与医疗保险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也还不是很清楚，有待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二)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实质上反映了其在医疗保险这一社会制度运行中的合作行为，社会资本对个体的自愿合作行为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因而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樊丽明等人的实证分析发现周围邻居是否参与新农合对受访农户参与新农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将周围邻居参与新农合作为测量受访农户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认为社会资本含量对农民参与新农合具有促进作用。张里程等基于贵州六个村农民的调查数据对社会资本与农民参与新农合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整体上
11、有助于增强农民参与新农合的支付意愿，不过社会资本的不同构成要素如信任度指数和互惠指数所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o。Christine JFenenga等对加纳1903户家庭的随机抽样调查证实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受访者参与医疗保险。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支持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然而，社会资本是一个涵盖多方面要素的复合概念，对于社会资本各构成要素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与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还较少涉及，且已有研究也存在着争议。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政府信任、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之间的关系涉及信任和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而已有相关文献也主要是在上述理论的框架内展
12、开分析的。结合研究的主题和已有的研究基础，本文也倾向于将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作为分析的理论基础，并在分析中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45万方数据(一)信任论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则意味着其越倾向于认为政府的承诺是可信的。作为一种由政府主导并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而运作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参与新农合的行为选择以及新农合的有效推行建立在农村居民认为政府承诺可信的基础上。政府是一个科层制组织，从纵向来看，政府可以分为不同的层级，而现有研究倾向于承认中国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普遍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将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区分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对地方政府
13、的信任。除了农村居民缴纳的保费外，新农合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因而新农合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投入和贯彻执行。在新农合制度的运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有所不同，中央政府主要发挥着资金投入和监督运行的职责，而地方政府则除了按照规定投入资金外，主要发挥着具体执行的职责。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越信任，就越可能倾向于认为新农合制度会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和严格监督而有效运行，因而参与医疗保险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越信任，就越可能倾向于认为新农合制度会得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和贯彻落实而有效运行，因而参与医疗保险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虽然农村居民对
14、中央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差距信任，但差距信任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只会受到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a：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显著正相关。假设1b：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显著正相关。(二)社会资本论布尔迪厄1980年首先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复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之后，社会资本理论经过科尔曼、普特南等学者的发展迅速受到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并成为一个被广泛运用的分析框
15、架。普特南对意大利南北地区深入的实证分析发现，造成南北地区民主制度运行绩效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地区社会资本含量的差异。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社会资本含量更高，自愿的46合作更为容易，而合作的提升又促进了制度运行的效率。在此基础上，帕特南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在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包括三个方面要素，即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主要是指社会信任o、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o。作为社会资本的具体构成要素，社会信任、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资本的特征。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也主要从社会信任、参与
16、网络和互惠规范三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分析。如果社会资本会影响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行为选择，那么很可能这一影响会通过社会资本所蕴含的社会信任、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而反映出来。社会信任被认为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参保行为。Zhang et al基于贵州省的家庭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个体层面的信任指数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意愿显著正相关。刘军安等基于对云南、浙江、吉林、湖北等省份新农合试点县的现场调研也发现，社会信任对于提升农村居民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信任可能是一个影响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重要因素，研究者一
17、般倾向于认为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a：社会信任水平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显著正相关。参与网络也被认为是影响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从参与互动中能够互相了解和学习参与医疗保险的知识，交流参与医疗保险的经验，从而对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农村居民参与网络的增强，不仅有利于减少相互交流医疗保险经验中的虚假和失信行为，因为虚假和失信行为将受到社群的惩罚，而且有利于农村居民在相互交流医疗保险经验的基础上趋向行为的合理性与一致性。对于参与网络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之问的关系，还很少有研究涉及，不过，已经有研究对参
18、与网络与农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例如，吴玉锋的研究指出，参与互动对农民的养老保险参保行为起到了示范效应，农民的参与互动水平越高，养老保险参保可能性也越高o。同样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分支，参与网络是否也会促进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这一问题需要我们通过实证万方数据分析予以回答。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b：参与网络规模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显著正相关。对于反映社会资本的互惠规范与农民参与医疗保险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仍然存在着争议。吴玉锋等认为社会资本中的互惠要素对农民的参保行为具有挤入和挤出两种不同的效应，挤入效应体现在互惠通过农民抵御风险中的互助共济和参保缴费中的互相支持从而
19、有助于正式保险的推行，而挤出效应则体现为亲戚朋友间的互助行为充当了一种非正式保险的作用并且会减弱农民对正式保险的需求o。尽管吴玉峰等研究的是互惠要素对农村居民参与养老保险的影响，不过其逻辑也可以用于分析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但其研究结论对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是否适应尚需要实证数据的检验。张里峰等人的研究则证实了反映社会资本的互惠指数对农民的医疗保险参保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o。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互惠规范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存在着不同意见，不过，从逻辑上分析，农村居民间的互惠互助确实可能对其抵御疾病风险起到某种程度的支持作用，从而可能削弱其对医疗保障的需求程度，且已有研究证实了两者的
20、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c：互惠规范程度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显著负相关。四、数据与变量(一)数据来源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学术机构于2012年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本次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其调查点覆盖了中国内地所有省级行政单位，共获得有效调查样本11765个。考虑到研究目的，本研究基于户籍标准选取了农村居民样本。对受访者的户籍，CGSS2012调查问卷设置了“您目前的户口登记状况是?”这一问题进行测量。回答选项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蓝印户口”、“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居民户口(以前是非农业户口)”
21、、“军籍”、“没有户口”、“其他”，我们将上述选项重新整理为“农村居民”、“非农村居民”两大组，并将农业户口的受访者归人“农村居民”，而将除农业户口以外的受访者归人“非农村居民”。在此基础上，剔除部分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本研究最终得到符合需要的样本5368个。(二)变量设计1因变量本研究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来测量农民的医疗保险参与率。被访者可以从“参加了、没有参加、不适应”三个答案中进行选择。本研究根据受访者提供的答案建立了虚拟变量“医疗保险参与”，如果受访者做出肯定回答，则虚拟变量的值为1，否则为0，而将回答为
22、“不适应”的观察值作为缺失值处理。2自变量本研究的一个主要自变量是政府信任。本研究将政府信任操作为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CGSS2012问卷中有一组有关信任区隔的态度测试题，本文选择其中的两个题目进行测量，分别体现的是对“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虽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体现了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调查问卷缺乏精确测量题目的情况下，可以将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程度的代理变量。问卷中的回答选项包括：“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四个类别，赋值分别为14。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将每个变
23、量重组为“信任”和“不信任”两个类别，并构建了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两个虚拟变量，其中“信任”赋值为1，“不信任”赋值为0。另一个主要自变量是社会资本。关于社会资本，基于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测量方式，如Zhanget al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个体和社区两个层面，并用信任和互惠两个指标进行测量o。樊丽明等人将周围邻居参与新农合作为受访农户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进行测量o。基于普特南给出的定义o，本文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社会信任、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三个方面的要素，并从上述三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以更全面地反映社会资本的完整内涵。社会资本表征的是社会组织的集群特征，而这一集群特征又是通过个体而反映出来的
24、，因而也具有个体性。本文着重从个体性的角度，对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并将其区分为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三个方面。对于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本研究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来测量。问卷中的回答选项包括：“非47万方数据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赋值分别为15。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其重组为“不信任”和“信任”两个类别，并构建了虚拟变量社会信任，其中“信任”赋值为1，“不信任”赋值为o。对于农民互动网络的测量，CGSS2012调查问卷中有一个相应的问题：“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
25、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是”，问卷中的回答选项包括：“几乎每天”、“一周1到2次”、“一个月几次”、“大约一个月1次”、“一年几次”、“一年1次或更少”、“从来不”七个层次，赋值分别为17。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七个层次进行反向赋值，将社交娱乐活动根据频繁程度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7。对于农民互惠网络，本研究通过询问受访者“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面这个说法：如果发生自然灾害，您所在社区的居民能够联合起来一起应对危机”来测量。社区居民联合应对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互助互惠的网络结构，该问题的回答选项包括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七个层次选项，赋值分别为17。本研究
26、在此基础上对上述七个层次进行反向赋值，将互惠网络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7。3控制变量为获得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净效应，需要构造出相应的控制变量。参考相关研究的做法，本研究控制了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年收入、流动状况、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貌等变量。本研究设置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o；年龄为受访者的实际年龄数；受教育年限重组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个组别，分别赋值为14。婚姻状态为类别变量，未婚赋值为1，已婚赋值为2，其他(包括离婚或丧偶)赋值为3；个人年收入为受访者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为纠正
27、收入的偏态分布以及减少极端值的干扰，在模型分析中，本文对收入取对数值。本研究构建了分类变量流动状况，测量受访者目前是否流动人口，如果目前受访者登记户口在本乡(镇、街道)，则为非流动人口赋值为1，如果登记户口在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则为县(市、区)内流动，赋值为2，如果登记户口在本区县县级市以外，则为县(市、区)间流动，赋值为3，对于登记户口未定的，视为缺失值；本研究也构建了分类变量健康状况，测量受访者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分为“不健康”、“一般”、“健康”三个类别，赋值分别为13；考虑到有的文献认为中国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可能
28、产生影响，我们也将受访者的宗教信仰作为控制变量加以处理。宗教信仰为虚拟变量，其中信教赋值为1，不信教赋值为o；政治面貌为虚拟变量，其中中共党员赋值为1，否则为0。(三)描述统计分析本研究对各种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的统计结果见表1。统计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与率为91-6，上述数据反映出，一方面，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出以来，经历了10多年的建设，已经获得了大多数农村居民的认可和参与；另一方面，尽管农村居民面临的风险较高且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且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在努力扩大农村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但仍然有将近10的农村居民未参与到医疗保险中。这说明仍有一些现实因素影响了农村居民参与
29、医疗保险，这些因素正是本文想探讨的。数据分析也表明，相比地方政府，农村居民更信任中央政府。统计数字显示，农村居民信任中央政府的程度高达8381(含非常信任或比较信任)，远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6041(含非常信任或比较信任)。这与易承志之前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农村居民更信任中央政府，一个解释是，主要的惠农政策都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制定的，并受到农村居民的信任，而地方政府则可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到位或偏差的情况，损及后者的利益并削弱来自后者的信任。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5368)48万方数据续表变量 观测值 变量含义与赋值 比例() 均值 标准差社会信任参与网络互惠规范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教育
30、程度婚姻状况个人年收入流动状况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貌不信任=o信任一1取值17，最低一l，最高一7取值17，最低=1，最高一7女=O男=11796周岁年龄值取平方小学及以下一1初中=2高中或相当=3大专及以上=4未婚=1已婚=2其他=32013年的个人年收入+1取对数非流动=1县市区内流动=2县市区间流动=3不健康=1一般=2健康=3不信教一O信教一1非党员=o党员一1注：部分变量样本与总样本量的差异由测量内容和缺失值导致。表格为作者自制。五、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一)模型设定本研究设置的因变量医疗保险参与是一个编码为。和1的二元虚拟变量，对于该类型因变量，可以采用二分逻辑斯蒂(Logis
31、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该Logistic模型可以表示为： 刖叫卜青拳著端L。gitP cy一，一Ln丁兰筝；亏兰杀一口。+卢lzl+z2 (2)其中，(1)和(2)两个公式中，随机因变量y取值为。或1，当y一1时，P为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概率；当yo时，P为农村居民不参与医疗保险的概率。y一1的总体概率为P(y一1)。口。为常数项，卢，和分别为自变量z。和控制变量zz对应的偏回归系数。(二)实证结果分析接下来本文将运用计量分析模型在控制多方面因素的情况下，进一步分析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影响。模型1是只包括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自变量政府信任
32、，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自变量社会资本，模型4则是引入了全部预测变量的全模型。所有四个模型的整体似然比卡方值(LR chi2)在相应的自由度(d)下，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o001)。Pseudo R2值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方式来说明模型的拟合状况。从Pseudo R2值可以看出，模型1的拟合度为755，加人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变量后，模型2和模型3的拟合度分别提高到789和810，说明加入上述自变量有利于提高模型的解释力，而包含所有变量的模型4拟合度也最高，达到843，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进一步得到提升。49万方数据模型1表明，控制变量中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流动状况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
33、保险的行为显著相关。与女性相比，男性参与医疗保险的概率明显更高，是女性参与医疗保险的1286倍。回归结果显示，教育程度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显著相关。以“小学及以下”作为参照组，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农村受访者参与医疗保险的优势比(odds ratio)是“小学及以下”的1309倍，且具有统计的显著性(声o05)；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村受访者参与医疗保险的优势比(oddsratio)是“小学及以下”的1944倍，也具有统计的显著性(p005)；而教育程度是“高中职高中专技校”的农村受访者，参与医疗保险的优势比(odds ratio)也高于“小学及以下”的受访者，是后者的1322倍，但
34、不显著。这里关于教育程度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研究发现支持李燕凌和李立清的观点，但不支持王红漫等人的结论。上述统计结果显示出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概率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升的趋势，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越有可能参与医疗保险。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居民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对健康风险有着更科学的认识，而且对新农合的惠农性质有着更全面的了解。模型也估计了农村居民婚姻状况与其参与医疗保险的关系。估计结果显示，与未婚农村居民相比，婚姻状况为已婚的农村居民更有可能参与医疗保险，其参与医疗保险的优势比是未婚者的1654倍，且具有统计的显著性(声o01)。这可能是因为已婚农村居民更关注健康风险对其家庭的影响，
35、因而倾向于参与医疗保险。而与未婚农村居民相比，婚姻状况为“离婚”或“丧偶”的农村居民在参与医疗保险方面则没有显著的差异。流动状况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显著负相关。以“未流动”为参照组，在“县市区内流动”的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优势比仅为“未流动”农村居民的38，且具有统计的显著性(痧001)；在“县市区间流动”的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优势比仅为“未流动”农村居民的212，也具有统计的显著性(夕001)。这说明农村流动人口更有可能选择不参与医疗保险，其原因可能在于目前新农合要求农村居民在户籍所在地参保，而对于非户籍的流动人口往往在参保及使用方面规定了限制性的条件，使得新农合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36、减弱，而包括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其他类别医疗保险往往也对于流动人口规定了限制条款，从而倾向于降低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参与率。模型501也考察了年龄、年龄平方、个人年收入、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貌等控制变量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关系，但统计结果均不具备显著性。这里关于年龄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支持陈华的观点，但关于健康状况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与陈华不同，可能是因为两者对于健康状况的测量方式存在差异。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考察了政府信任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关系。统计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之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行为之间具有
37、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不信任”作为参照组，信任中央政府的受访者，其参与医疗保险的优势比是不信任者的1643倍，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声005)。这说明假设1a是成立的，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的农村受访者，越有可能参与医疗保险。一个解释是，由于新农合的推出是中央政府的重大决策并且新农合的推行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越信任，越相信新农合政策会得到贯彻执行，因而会越倾向于参与农村医疗保险。分析信任地方政府的程度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关系发现，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其参与医疗保险之间并不具备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假设1b是不成立的。模型3在模型l的基础上考察了社
38、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的关系。在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关系方面，统计结果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这里的统计结果表明，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的人，越有可能参与医疗保险，但这一影响是不显著的。这说明假设2a是不成立的。在参与网络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与关系方面，统计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之后，农村居民的参与网络与参与医疗保险的行为显著正相关，受访的农村居民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越频繁，越有可能参与医疗保险。参与网络每扩大一个单位，受访的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优势比显著提高62。这说明假设2b是成立的。在互惠规范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与关系方面，统计结果也显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如果发生自然灾
39、害，您所在社区的居民能够联合起来一起应对危机”这一说法认同程度越高的农村受访者越有可能参与到医疗保险中。具体估计结果表明，农村受访者对互惠规范的认同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参与医疗保险的优势比会显著万方数据提升124。这说明假设2c是成立的。模型4在前面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的联合变量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的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同时加入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的联合变量之后，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统计显著性并没有改变，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参与网络、互惠规范均仍然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显著正相关，与此同时，模型的解释力进一步提升，这说明同时引入政府信任和社会
40、资本的联合变量能够更好地解释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与行为选择。这里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假设1a、假设2b、假设2c，但没有证实假设1b和假设2a。表2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社会资本与医疗保险参与关系的二分109istic回归模型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性别“年龄年龄平方1286 1107 1153 1142(O143) (O182) (O190) (O188)1023 O982 O979 O976(O0214) (O0319) (00319) (O0318)1000 1-000 1OOO 1000(OO00205)(O000319)(0O00320)(0O00321)教育程度61309
41、1492一 1515 1505一初中(O172) (O300) (O305) (O304)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婚姻状况r已婚其他个人年收人流动状况4县市区内流动县市区间流动1322 1271 1266 1279(O244) (O348) (O345) (O351)1944 1488 1531 1532(O563) (O583) (O605) (O602)1654278227172695(O320) (0762) (O744) (O735)O869 1410 1391 1381(O220) (O513) (O509) (O503)0998 1002 0999 1OOO(O0172) (O0
42、260) (O0260) (O0260)O380O396O440O438(O0564) (O0858) (O0971) (O0968)O212O252O2730278(O0284) (O0519) (O0571) (O0585)续表注：括号中为标准误，户o01，“pO05，pO1(双尾检验)；类别变量的参照组依次为：n女性，6小学及以下，c未婚，d未流动m不健康，不信教，g非党员，不信任，i不信任，不信任。(三)稳健性检验针对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我们首先对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相对于线性模型，本文使用的Logistic模型是一个非线性模型，能够较好地应对多
43、重共线性问题。借鉴Belsley&welsch提供的方法(coldia92)，我们也检验了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控制变量之间以及加51万方数据入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之后的所有自变量之间均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本文将自变量政府信任中的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操作为由“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和“完全不信任”组成的分类变量重新放人模型进行估计，除某些变量的统计显著性有所改变外，主要结果仍基本一致。本研究也将自变量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任重组为由“不信任”、“一般”、“信任”构成的分类变量，对本文的研究假设重新进行检验，主要结果仍基本一致。另外，关于社会信任，也可
44、以通过CGSS2012中设计的“总的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吗”问题对受访者进行测量，本研究根据该问题的回答选项构建新的二分变量作为社会信任的代理变量，然后对本文的研究假设重新进行检验，主要结果仍基本一致。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健康状况更多反映的是受访者对自身健康的主观评价，为了更好地控制健康状况的影响，我们也借鉴张国英和吴少龙的经验做法，运用更能反映客观健康状况的BMI指数，对本文的研究假设重新进行检验，除某些变量的统计显著性有所改变外，主要结果仍基本一致，而BMI指数对新农合参保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发现是稳健的。六、结论与讨论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
45、社会调查数据，对政府信任、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本文的研究发现是，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显著正相关，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选择参与医疗保险，但这种关系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农村居民的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均与其参与医疗保险显著正相关。农村居民参与网络越发达，越有可能选择参与医疗保险；农村居民相互支持和互惠互助的意识越强，也越有可能选择参与医疗保险。以上研究发现部分证实了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对农村医疗保障事业的促进作用。但研究发现也表明，农村居民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对医疗保险参保
46、行为的促进作用是有选择性的，并不是所有的政府信任都会促进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只有对中央政府越信任，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参保概率才会越高；同样，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资本都会推动农52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只有拥有越多的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参保概率才会越高。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要促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医疗保障制度的日益发展，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当继续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新农合的发展，不断健全新农合的制度设计，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严格监督制度的贯彻执行，以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中央政府信任；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培育农村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47、健康的文体娱乐活动，塑造农村居民间互相支持、互帮互助的邻里文化，增强农村居民的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随着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践的推进，学术界对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参保行为日益关注，并对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的分析。然而，总体上说，当前对影响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诸因素的实证分析还较少，更缺少从较为中观和宏观的层面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社会资本与医疗保险参保行为进行实证分析。从这个角度而言，本文尝试运用全国性的大样本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这是本文一个可能的贡献。对于已有文献涉及的农村居民个体微观因素与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也运用全国性的大样本数据进一步作了
48、验证，研究发现，受访者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流动状况与医疗保险参保行为显著相关，但年龄、年龄平方、个人年收入、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貌等个体微观因素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这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个体微观因素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另一个可能贡献在于基于实证分析初步厘清了政府信任、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本文也还存在一些局限和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首先，模型估计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而影响分析的准确性，例如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可能影响到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参保率，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
49、参保行为也有可能对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产生影响，从而给厘清政府信任和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的净影响增加了难度。对此，通过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值匹配等方法弱化乃至消除内生性的影响成为下一步的研究着力点。其次，由于受到截面数据的限制，本文实际上分析的是政府信任、社会资本与农村医疗保万方数据险参保率之间的关系，而仍未从深层次揭示出其中的因果效应和因果机制，对于政府信任、社会资本与农村医疗保险参保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接下来需要运用反映更长时间段的纵贯数据来加以发掘。此外，本文主要分析的是政府信任、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参与医疗保险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的结论是否适合城市居民和城市农民工，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