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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异地上市公司的政治资源获取基于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考察全 怡 李四海 梁上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430073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100081)【摘要】以沪、深两市2002年至2013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对异地上市公司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动机与经济后果进行了探讨。研究显示：(1)出于获取政治资源的动机，总部与北京距离较远以及总部所在地制度环境较差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请北京异地独立董事；(2)相比较北京当地上市公司，异地上市公司聘请的北京独立董事中任职于政府部门的比例显著更高；(3)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确有助于异地上市公司的政治资源获取表现为有助于企业股权再融资、进入高壁垒行业以及降低
2、企业违规处罚风险。同时，北京异地独立董事也获取了更高的薪酬。本文研究进一步厘清了我国背景下独立董事聘任决策与其职能发挥间的内在机理显示了转轨经济背景下独立董事制度可能存在的功能异化，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异地上市公司 北京独立董事政治资源一、引言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独立董事制度旨在防止控股股东及管理层的利益侵占行为，因此监督成为独立董事制度设计的初衷。在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中国，独立董事作为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引入，其功能越来越显示出异化。叶康涛等(2011)、刘春等(2015)指出，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特征和奉行“和为贵”的中庸思想下，独立董事的监督功能被严重削弱。同时，独立
3、董事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以此为基础的咨询功能逐渐为企业所认可和倚重(刘春等，2015)。在我国现阶段，政府(官员)掌握着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同时也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对IPO、SEO的审批权，土地使用的分配权，银行贷款的发放权等等。政府(官员)对企业发展所需资源的控制催生了我国上市公司在聘请独立董事时，对退休政府官员、金融监管人员、行业协会领导的热衷，并为此不惜奔赴于千里之外。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及经济金融的决策和管理中心，是政治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名副其实权力中心。图l反映了我国A股主板市场2002至2013年各地区独立董事供给与上市公司分布情况的对比图。数据显示，北京是上市公司选聘独立董
4、事最重要的地区，来自北京的独立董事占独立董事总人数的2812；而北京的上市公司仅占所有上市公司的768。这一对比数据说明，北京除了为当地上市公司提供了大量独立董事(8106)外，也是其他地区上市公司选聘独立董事的重要区域。进一步的数据显示，对于总部位于北京以外的上市公司而言，在聘请的所有异地独立董事中，来自北京的独立董事约占3797，构成了异地独立董事最主要的来源。首都优势使得北京独立董事在资源分配以及宏观政策信息的把握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优势。介于北京独立董事在整个独立董事群体中的特殊地位，厘清这一特殊群体的聘请机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当前我国独立董事履职行为。本文研究贡献在于：第一，厘清了独
5、立董事聘任决策与其职能发挥之间的内在机理，对于从上游认识异地独立董事治理效应具有启发意义；第二，通过经济中心上海数据的对比、排除弱化监督的检验以及对北京异地独立董事薪酬的考量，从资源支持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异地独立董事聘请动机的理解，反映了转轨经济背景下，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引入的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发生的可能异化，对于我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三，本文仅针对北京异地独立董事的研究，不仅使得不同地区之间更可比。同时也为考察独立董事的资源依赖职能提供了更干净的实验场景。第四，从制度环境、行业竞争等宏观层面为董事会结构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英文版刊发于中国会计学会英文期刊Chi
6、na Journal ofAccounting Studies第5卷第3期(2017年9月)。限于篇幅，本文中文版有较大篇幅删减。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02191、71502174、71402198)，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若独立董事全职工作城市与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城市(精确到地级市)不同，则定义为异地独立董事。58万方数据丑姬l二=丝皇蔓竺丝些型二二：二：圭堕竺望些型I图1各省份独立董事供给与上市公司分布情况二、文献回顾周泽将等(2017)从监督职能考察了任职地点对独立董事治理功能发挥的影响。孙亮和刘春(2014)从监督和咨询两大职能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
7、中广泛存在的异地独董现象。作者认为，异地独董的存在同时属于公司主动弱化监督和强化咨询的产物。更进一步，刘春等(2015)研究发现，当主并公司拥有来自目标公司所在地的异地独董时。异地并购效率显著更高，从而为异地独董的咨询职能提供了并购层面的佐证。根据Johnson等(1996)的研究框架。除监督和咨询以外，董事会的职能还包括资源依赖。资源依赖(Resourcedependence)职能将董事视为管理层获得关键资源的便捷通道，认为独立董事在其行业内的影响，能够为公司的成功经营提供重要的资源支持(Pfeffer。1972：Zahra andPemce，1989)。与孙亮和刘春(2014)以及刘春等(
8、2015)研究的差异之处在于：首先，以上研究的考察对象为所有异地独立董事而本文考察对象仅包含异地独立董事中工作地点在北京的群体，即北京异地独立董事。虽然北京异地独立董事的范畴更小但却使得不同地区之间更可比同时也为考察独立董事的资源依赖职能提供了更干净的实验场景。其次，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在聘请独立董事时，对退休政府官员、金融监管人员以及行业协会领导的热衷，同时结合北京特殊的政治权力地位，我们认为资源依赖可能比监督或咨询可以更好地诠释北京异地独立董事现象。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一)谁在追逐北京独董?1政治资源追逐的地理区域视角地理距离是上市公司在独立董事聘任决策时需要考虑的最直观因素。针对不同的职
9、能，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的地理偏好也不尽相同。从监督职能来看，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会阻碍董事会成员监督职能的发挥(Jensen，1993)，而地理距离是合理衡量信息获取成本的代理变量(Coval andMoskowitz，2001)。出于弱化监督考虑，上市公司会倾向于聘请距离较远的异地独立董事(孙亮和刘春，2014)。从咨询职能来看，异地独董能够利用其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缓解任职公司的异地经营难度(孙亮和刘春，2014)、提高异地并购效率(刘春等，2015)。出于强化咨询考虑，上市公司会倾向于聘请经营分部所在地或并购目标所在地的异地独立董事。从资源支持职能来看。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劣势，距离北京较远的上
10、市公司更难与这一权力中心建立关联。为了更好地争取北京的稀缺资源，距离较远的上市公司将有更强的动机聘请北京独立董事，从而与政治中心维持一定的联系。对自身形成支持或者保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设一的第一个分假设：Hla：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与北京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远时，异地上市公司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动机较强。2。政治资源追逐的区域环境视角制度环境上的差异会影响政府部门对资源的控制。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行政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强，企业对政府也就具有更强的资源依赖：同时从法制水平来分析，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府(部门)行为的规范性越弱，执法的随意性和任意性使得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干预能力更强，企业经营面
11、II缶着执法风险。在缺乏有力的法制保障情况下，企业迫切需要追求替代性保护机制。在权力森严的等级下，权力的上一层次对下具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力的等级威严使得企业有强烈动机追求上一层次权力的保护。而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从权力的属性来看位居金字塔顶端，对于追求替代性资源获取与保护机制的企业而言来自于权力中心的政治资源更为渴求。据此提出本文假设一的第二个分假设：Hlb：异地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制度环境越差。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动机越强。本文论及的政治资源，并非仅指对政治资源的所有权或支配权，独立董事对政策信息或政策制度更透彻的解读能力同样归为政治资源范畴。59万方数据(二)追逐了什么样的北京独董?中国转轨经
12、济制度背景下，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政府部门(官员)对企业发展所需资源具有很强的自由裁决分配权企业在价格机制下不能获取的稀缺资源开始谋求替代性的资源获取机制。在中国“差序格局”的“关系”文化下，与资源配置拥有自由裁决权的政府(官员)建立密切的关系无疑成为重要的受益者。前期文献发现，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企业获得关键资源的便捷通道(Pfeffer，1972；Zahra and Pearce1989)。作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我国政治资源在地区分布上呈现出不平衡状态事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权高度集中在北京。首都北京作为政治资源中心，在权力金字塔顶尖的威权下资源往往具有垄断性。如何与北京相关政府部门
13、建立一定的联系成为企业重要的政治战略而作为上市公司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立董事，由于来源的外部性，成为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重要支撑，形成企业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特别是聘请来自北京相关政府部门的独董，他们有助于企业跨越政企网络缺口，形成政企纽带效应。而相比于京内的企业，北京之外的企业由于地理劣势，其对基于权力中心的政治关系建立更为渴求有更强的动机通过来自于外部独立董事的选聘弥合与权力中心政企网络的缺口。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H2：相比较北京上市公司聘请的北京独董，异地上市公司聘请的北京独董中任职于政府部门的比例显著更高。(三)北京独董带来了什么?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官员)对经济的运行
14、以及资源的配置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融资的配给、行业的准入、土地等稀缺资源的审批等等。中国的社会正如费孝通(1985)所说“差序格局”，不像西方社会以普遍性原则对待所有人，会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与自身关系存在亲疏远近的人。具有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独立董事有助于企业弥合政企网络的缺El，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政府管制下的更多稀缺资源。从地理位置以及权力的层级来看，来自首都的独董对企业与中央政府(部门)网络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当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中央政府部门的权力职责往往存在于宏观以及重要的社会经济管理中，与微观企业直接关联的存在于企业资本市场再融资的审批、全国范围内企业行为的
15、监管，同时还体现在垄断或管制行业准人资格的审批。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不少鼓励行业自由进入的制度规定，但“政府之手”依然是影响企业对行业壁垒突破的关键因素(罗党论和赵聪，2013)。处于政治中心的北京独立董事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获取政策信息的优势以及自身的人脉等社会资源，更容易接触掌握审批决策权的政府官员以及观察相应政策调整所带来的机会与空间，从而有助于企业更好的突破行业管制、进入垄断性以及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并且在进入管制性行业后持续性的获得政策的支持与保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H3：异地上市公司中北京独立董事有助于企业股权再融资、进入高壁垒行业以及降低企业违规处罚风险。60四
16、、研究设计(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初始样本为2002年至2013年所有A股主板上市公司。文中使用的独立董事个人信息和地址数据通过手工搜集整理得到。其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由作者根据年报补充得到。研究假设1和3的样本为剔除总部位于北京的上市公司样本、剔除金融保险类样本以及数据缺失样本后的13237个公司年观测值；研究假设2的样本为15276名全职工作地点在北京的独立董事。为避免极端值影响，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上下两侧各1的观测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本文数据处理使用STATA计量分析软件进行。(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本文通过构建回归模型(1)和(2)分别对研究
17、假设1和3进行检验。为减轻内生性问题，我们对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处理。对于研究假设2，我们通过分组进行单变量检验。Indirector_bj,=bo+6 l木Far_巧+62木Market卜1+6ComrolH+e (1)SEOlProtectionfViolationl=bo+6l$Indirector_bj,一1+6ControlH+e (2)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定义如下：1被解释变量(1)北京异地独立董事(Indirector一何)。本文衡量北京异地独立董事的主要指标为北京异地独立董事占所有独立董事的比例(1ndirector_虬P)。并使用从北京异地独立董事数量(Indirector一西
18、一N)和北京异地独立董事哑变量(Indirector bj_D)两个维度进行补充检验。(2)股权再融资(SEO)。如果公司当年出现增发、配股行为，则取值1，否则取0。(3)行业壁垒(Protection)。参照余明桂和潘洪波(2008)的相关研究，当上市公司处于电力、电信、石油、开采、农业、土木工程建筑业时，取值1，否则取0。(4)企业违规(Violation)。CSMAR数据库提供了上市公司的各种违规数据，既包括处罚主体为中央相关部门(证监会、财政部等)的违规，也包括处罚主体为地方相关部门(交易所、各地证监局等)的违规。前者以行政处罚为主，后者集中于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考虑到北京独立董事
19、更可能作用于当地部门，且处罚主体为中央的违规行为更严重，本文的考察数据仅包括前者。如果上市公司当年被中央相关部门处罚，则取值1，否则取0。2考察变量(1)远距离(Farbj)异地公司哑变量。根据上市公司总部与北京市政府间的距离远近将总样本划分五等份，当上市公司总部与北京市政府间的距离落入最远的一等份时，Far_西取值为1，否则取0。(2)制度环境(Market)。依据王小鲁等(2017)各省区市场化指数总体评分，如果上市公司所在省份当年的市场化总体评分大于所有省份评分中值，则Market取值l，万方数据否则取0。3控制变量Control包含了由一系列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参照孙亮和刘春(2014
20、)等研究，具体包括：近距离异地公司(Near_bj)，当上市公司总部与北京市政府间的距离落入五等份中最近一等份时，Nearbj取值为1，否则取0：北京业务(Revenue一6i)，异地上市公司在北京地区的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独立董事教育水平(Education)，首先对每个独立董事教育水平进行赋值：博士5、硕士4、本科3、大专2、其他1然后取所有独立董事教育水平均值；公司业务复杂度(Complex)，上市公司涉及行业的个数；行业竞争度(Competition)，营业收入最高的前三大公司占所在行业总收入比例的平方和；公司规模(Lnsi船)，期末总资产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期末总负
21、债与总资产之比；盈利能力(ROA)，总资产报酬率；成长能力(Growth)，期末与期初总资产之差除以期初总资产；产权性质(SOE)，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取0；高管持股比例(Mshar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itude)；两职合一(Dual)，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N取1，否则取0；独立董事比例(Rindirector)；审计质量(Bi94)，若公司当年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则取1，否则取0；股权集中度(Zindex)，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公司年限(ListAge)，公司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为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我们在除表4第(2)列外的所有模型中均加入行业(In
22、dustry)和年份(Year)哑变量。五、实证结果分析(一)变量描述性统计表1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期内，接近一半(491)的异地上市公司至少聘请了一名北京独立董事异地上市公司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比例约为223，人数约为0777人：约72的非北京上市公司存在增发、配股行为108属于高壁垒行业，18被中央部门处罚。异地上市公司在北京的平均业务份额为12，最大达955。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续表(二)基本假设检验1谁在追逐北京独董?表2报告了研究假设l的检验结果。在计算回归方程的标准差时，我们在行业层面进行了Cluster。第(1)至(3)列的被解释变量依次为北京独立董事比例、数量和哑变量
23、。回归结果显示，远距离异地公司哑变量(Far一西)与北京独立董事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异地上市公司与北京距离较远时，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动机更强；制度环境(Market)与北京独立董事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异地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差，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动机越强，本文研究假设Hla和Hlb通过检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孙亮和刘春(2014)大体保持一致。表2 谁在追逐北京独董(1)lndirector一(2)lndirector一 (3)lndirector_变量符号bjP bjN bjDFar_bj 0048”0231“0453(2533) (2380) (3085)
24、Market 一006l+ 一0278+ 一0384+(一6923) (一8634) (一6779)Near巧 011204290745(20462) (9652) (10311)Revenuebj 0395+“ 1132+“ 2076”+(6522) (9219) (3982)Education 00330145“0248”+(3666) (3803) (4828)Compex 一0004+ 一O015 0030+(一2464) (一1446) (一2234)Jtsze o025 o153”+ o213(3815) (5735) (6331)Lev 0014 0065 0027(1009)
25、(0822) (0217)ROA 00ll 一0045 0039(0373) (一0255) (一0189)61万方数据续表(1)Indirector一(2)lndirector_ (3)lndirector变量符号bjP bj_N bjDGrowth O010 0045 0101(1，064) (1138) (1308)SOE 一0006 0007 0001(一0514) (0129) (一0008)Mshare 一0090 0349 0213(一0559) (一0592) (0185)Dnf 一O015 0077 0090(一1399) (一1497) (一1233)Rindirector
26、 0028 0574”0，452(0607) (2445) (1168)Bi94 0024 0114 0157(0958) (1243) (0945)Zindex 一0000 一000l 一0ool+(一4720) (一4784) (一3401)Listage 一0039 一0190 一0345(一3857) (一5394) (一4482)Constant 一0414 一3917 一4850(-3233) (一7092) (一5566)IndustryYear Yes Yes YesObs# 13237 13237 13237AdjR200965 00552 00650Pseudo R2F V
27、alue3045 176924 119224LR chi2注：+、”、分别表示10、5和l的显著性水平(双尾)，下同。2追逐什么样的北京独董?按照地域特征可以将北京以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62其他人员金融机构人员行业协会人员公司高管退休官员律师会计，税g-资评师学者0 0580 062分为三类：当地独立董事、来自北京地区的异地独立董事(简称“北京异地独立董事”)和来自北京以外地区的异地独立董事(简称“非北京异地独立董事”)。图2对我国2002年至2013年间北京以外A股主板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职业背景进行了统计。从职业分布可以看出，相比较非北京异地独立董事，上市公司聘请的北京异地独立董事更多集中
28、在退休官员和行业协会人员之中。行业协会是我国民法规定的社团法人，是联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与纽带。虽然行业协会并不属于政府机构，但是却有深刻的“行政”烙印，属于“准政府组织”。从这一统计数据来看+异地上市公司对北京独立董事热衷很可能出于对政治资源的追逐。为进一步检验研究假设2，我们分地区对北京独立董事的职业分布进行了单变量检验。具体方法如下：首先按照是否具有政府部门任职经验，将15276名全职工作地点在北京的独立董事划分为“政府官员类”和“非政府官员类”北京独立董事，然后进一步比较两类独立董事在北京当地和异地上市公司中的比例分布。如果我们观察到，异地上市公司聘请的北京独立董事中政府官员类独立董事比
29、例显著更高，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异地上市公司对北京独立董事的热衷是源于对政治资源的追逐。表3报告了北京当地与异地上市公司中北京独立董事职业分布的单变量检验结果。数据显示，在2002至2013年间，北京上市公司共聘请了3598人次北京独立董事，其中513人次(1426)为政府退休官员；异地上市公司共聘请了11678人次北京独立董事，其中1809人次(1549)为政府退休官员。单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异地上市公司聘请的北京独立董事中政府官员类独立董事比例显著更高。此外基于行业协会类北京独立董事的比较结果同样显示，异地上市公司聘请的北京独立董事中行业协会类独立董事比例显著更高。以上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
30、明异地上市公司对北京独立董事的热衷存在对政治资源追逐的动机。, Sq篓l粼驻北京异地独立董事比例一非北京异地独立董事比例图2不同归属地下独立董事的职业分布情况万方数据表3 追逐什么样的北京独董北京上市公司 异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均值T检验 中值Z检验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政府官员类 513 1426 1809 1549 一1801+ 一1801行业协会类 136 378 804 688 一6786+“ 一67763北京独董带来了什么?表4报告了研究假设3的检验结果。在计算回归方程的标准差时，我们同样在行业层面进行了Cluster。第(1)至(3)列的被解释变量依次为股权再融资、行业壁垒和企业违
31、规。回归结果显示，股权再融资(SEO)与北京独立董事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行业壁垒(Protection)与北京独立董事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企业违规(Violation)与北京独立董事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以上回归结果综合说明：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确有助于异地上市公司的政治资源获取，具体表现为有助于企业股权再融资、进入高壁垒行业以及降低企业违规处罚风险。本文研究假设H3通过检验。表4 北京独董带来了什么变量符号 (1)SEO (2)Protection (3)ViolationIndirector_址P 0239”0220 一0466+(2219) (3876) (一1750)Lnsize
32、 0043 0354 一0159+(0806) (12108) (一2341)Lev 06630044 0540(7509) (0496) (3399)RoA 3 411”+ 一0086 1161(3940) (一0212) (一1069)Growth 0599” 一O073 0799(8905) (一0736) (一3140)lnstitude 0254 0015 0428(1283) (一0075) (1578)soE 一0054 0866 一0394(-0666) (23181) (一2834)Dual 一0153+ 一O006 0099(一1769) (一0109) (一0491)Ri
33、ndirector 0436 0889+0153(0979) (一1686) (0169)Bt弘 0010 0280 一0280(0083) (一5409) (一0780)Zindex 0000 0001”+ 一0006”(0043) (2698) (一2136)Complex 0 033 一0001 0027(2700) (一0050) (一0682)Competition 一3430 6782 一0482(一4774) (24616) (一0491)Listage 0009 02640376(0115) (一5399) (4452)续表变量符号 (1)SEO (2)Protection (
34、3)ViolationConstant 一4130 一10047 一1415(一3429) (一21705) (一1025)IndustryYear Yes Ye8 Yes0bs# 13237 13237 13237Pseudo R2 00786 01713 00769LR chi2 53778 15713l 18145(三)拓展性检验1排除北京地区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解释本文研究认为北京独特的政治资源优势吸引了异地上市公司对北京独立董事的追逐。然而，除政治外，北京同时还是文化和经济中心。那么。是否实际上是由后续的两项功能导致了上文的结果呢?为此我们选取同为文化和经济中心的上海进行对比研究。参照北
35、京相关指标的度量方法。我们构建了上海异地独立董事比例(1ndirectorshP)、上海异地独立董事数量(1ndirectorshN)、上海异地独立董事哑变量(1ndirectorshD)、上海远距离异地公司(Far_sh)、上海近距离异地公司(Nearsh)和上海业务(Revenuesh)六个指标。从表5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远距离和制度环境等影响异地上市公司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因素对聘请上海独立董事并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北京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解释，进一步佐证了异地上市公司通过聘请北京独立董事来获取政治资源的观点。表5 谁在追逐上海独董(1)lndirector_(2)lndi
36、rector_(3)lndirector_变量符号s一P s一、， shD几r s O006 0129 0051(0837) (0744) (0246)Market 一O003 一O058 0118(一0589) (一0701) (一1205)Comr甜m砌6如 Control Control Control0bs# 12671 1267l 1267lAajR2Pseudo R200523 00577 0049lF Valae1587 77884 54395LR chi22排除聘请北京异地独立董事从而弱化监督的解释孙亮和刘春(2014)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出于弱化监督而聘请异地独立董事的动机
37、。如果弱化监督的解释在北京异地独立董事中同样成立，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对受篇幅限制，表中未报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下同。63万方数据于距离北京较远的上市公司而言，仅聘请近距离独立董事的公司监督效果更好，治理水平更佳。为了排除弱化监督解释，我们仅保留距离北京较远、且聘请北京独立董事比例较高地区(新疆、西藏、青海、云南、贵州、黑龙江)的样本。并根据独立董事全职工作地点与上市公司总部之间的平均距离是否大于当年所在地区的中值将样本分为“远距离组”和“近距离组”。如果“远距离组”的公司治理水平显著差于“近距离组”则说明弱化监督的解释对于北京异地独立董事同样成立。未报告的按距离分
38、组下的单变量检验结果显示远距离组异地上市公司聘请了显著多的北京独立董事。然而，其在两职合一、审计质量、高管薪酬、盈利能力方面并未表现出更差的治理水平。相反，远距离组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更高、股权集中度更低、成长能力更强甚至存在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以上检验较好的排除了异地上市公司出于弱化监督动机而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可能。3异地上市公司是否对北京独立董事支付了更高的薪酬?前文研究发现，政治资源的吸引是异地上市公司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重要动机。如果北京独立董事可以给异地上市公司带来更多政治资源，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上市公司将会为聘请该类独立董事支付更高的薪酬。为了检验这一推测，我们以经当年行业中值调整的
39、独立董事薪酬取自然对数(Adj_pay)为被解释变量以北京异地独立董事哑变量(Indirector_bjyd)(若独立董事全职工作地点在北京，而任职上市公司所在地不在北京则取值l，否则取0)为考察变量并且控制影响独董薪酬的其他因素进行独立董事层面的多元回归分析。未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北京异地独立董事哑变量(Indirector bjyd)与独立董事薪酬(Adj_pay)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053，T值为3207，样本量为41465)。这说明上市公司的确为北京异地独立董事支付了更高的薪酬。(四)稳健性检验为保证研究结论可靠，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测试：(1)删除总部不在北京的中央企业样
40、本；(2)根据一天内北京与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城市之间的高铁班次数来补充衡量北京与异地上市公司之间的距离；(3)根据处罚的严重程度，构造违规处罚力度(Violationpenalty)变量，并将所有违规事件同时纳入样本；(4)仅保留同一上市公司在样本期间内同时存在某些年份聘请北京独董和某些年份未聘请北京独董的7444个公司年观测值，并加入公司固定效应，检验相比较聘请前，上市公司在聘请北京独董后是否更容易获得股权再融资机会、更可能进入垄断行业、更不可能被处罚：(5)为防止北京异地独立董事具有更强的选择能力删除北京异地独立董事中兼任个数超过四家公司的样本。以上稳健性测试仍然较好的支持了本文假设，说明本
41、文研究结论较为稳定。六、结论与总结本文以沪、深两市2002年至2013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异地上市公司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行为动机与经济后果进行了探讨。研究显示：(1)出于获取政治资源的动机。总部与北京距离较远以及总部所在地制度环境较差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请北京异地独立董事；(2)相比较北京当地上市公司，异地上市公司聘请的北京独立董事中任职于政府部门的比例显著更高；(3)聘请北京独立董事的确有助于异地上市公司的政治资源获取表现为有助于企业股权再融资、进入高壁垒行业以及降低企业违规处罚风险。同时。北京异地独立董事也获取了更高的薪酬。本文研究进一步厘清了我国背景下独立董事聘任决策与其职能发挥
42、间的内在机理显示了转轨经济背景下独立董事制度可能存在的功能异化，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参考文献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刘春，李善民，孙亮2015独立董事具有咨询功能吗?异地独董在异地并购中功能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3：124136罗党论，赵聪2013什么影响了企业对行业壁垒的突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16(6)：95105孙亮，刘春2014公司为什么聘请异地独立董事管理世界，9：131142王小鲁，樊纲，余静文2017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叶康涛，祝继高，陆正飞，张然2011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基于董事会投票
43、的证据经济研究。1：126139余明桂，潘红波2008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8：921周泽将，马静，耿碉2017任职地点影响了独立董事治理功能的发挥吗?基于盈余管理视角的经验证据会计与经济研究5：3851Coval，JD。and TJMoskowitz1999The Geography ofInvestment：Informed Trading and Asset Pric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9(4)：811841Jensen，M1993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Exit。and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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