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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监督过失刑事责任的正向归结与反向除斥 摘 要：监督过失系在一般过失基础上的惩罚扩张，对此应保持肯定的限度。从可责重点来看，行政监督过失的行为样态应是不作为，其本质在于对职务的亵渎、怠惰心理及其指导下的行为。对于作为义务的来源，须要“名义”与“实际”相结合认定。没有履行监督义务是担当刑责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行政法上的“不为”需干脆指向法益侵害才能上升为刑法上的监督过失。在因果关系的考察上，需重点关注结果的规避可能性，在其实力范围内完成归责，在此应留意假定因果的背景设定。监督过失对预见可能性程度的要求不行能与一般过失完全等同，新过失论与旧过失论相比，在应对监督过失的可罚性问题上，严格了客观上的结
2、果规避义务却缓和了主观上的结果预见可能，对此缓和须要信任原则的补剂，对合理信任需从正反两个方向认定。 关 键 词：行政监督过失；不作为；假定因果关系；信任原则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17-820711-0083-12 收稿日期：2022-09-05 课题组成员：毛玲玲教授、何萍教授、李腾博士生、崔志伟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平安生产监督管理局托付、资助的“监督过失理论探讨”课题的结项成果。 一、引言 由“权力本位”转向肯定的“权责统一”无疑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标记之一。法律在给予掌权者某种社会治理权的同时，也使之内化为一种义务，若其滥用权力，假公济私，当然
3、是对社会契约的公然破坏，当其怠于履行权限内的职责时，也是对公众期盼的一种损伤。早在秦朝便有见之不举、不直、纵囚、失刑等渎职犯罪，但由于农业社会分工较为简洁，人为风险尚未明显，有权者对社会平安的防卫职责也就不甚突出。但时至今日，社会化大生产已呈常态，深度工业化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也有平安事故的多发。从过失犯罪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由旧过失论至新过失论再到新新过失论，惩罚范围总体上有着扩大缩小扩大的趋势，而将惩罚触角延至干脆行为人背后的监督者，追究监督过失责任则是过失犯扩张的明显表征。1因为绝大多数事故都是管理监督者的过失、被监督者或者第三人的失当行为糅合在一起共同造成的。依据闻名的海恩法
4、则，很多事故的发生并非不行避开，监督者责任心的缺失从而导致平安隐患的叠加，也是惨重结果发生的导火线。尤其是处于社会管理者角色的行政监管人员，不仅承载着维护社会平安的公众期盼，也驾驭着他人并不具备的查处、消退特定危急源的信息及职权便利，其一旦不履行或不仔细履行这种职责，根据权责的对等统一，追究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便具有无可辩驳的目的合理性。但刑事惩罚总是讲求肯定边界和依据的，这就是达至目的合理的手段合理性问题。监督过失对于传统的过失犯理论存在若干方面的突破：其一，监督者并非干脆行为人，因后者操作不当造成的损失而受到惩罚，简单受到违反罪责自负的诘难；其二，过失犯主观上的可责性在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具有
5、详细的预见可能性，否则便属于意外事务。而在狭义监督过失中，监督者由于干脆行为人的介入，其预见内容便成为“被监督者可能会实施不当行为进而可能造成危害结果的发生”，即“可能的可能”，对预见可能性程度的要求便不得不有所缓和，在管理过失中也并非监督者干脆引致结果发生，而是导入了某种“意外”因素。因此在责任认定中，详细的预见可能性要求便难以落实；其三，从因果关系来看，将某种法益侵害归结于行为人的特定行为，需行为与结果间具有引起被引起的干脆性关系，避开责任的无限度溯及，而监督过失行为与最终危害结果之间是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的间接性造成了现实认定上的困难，简单仅基于结果的严峻性便干脆回溯追究监督
6、者的刑事责任，也简单基于这种因果关系本身的模糊性使真正的参加者躲避惩罚，从而造成惩罚上的肆意性。正是基于这种因果关系与主观预见较之一般过失犯罪的特别性，在刑事责任的认定时便应本着慎之又慎的姿态，充分探明追究刑责的合理依据及一般预防效果，从而避开刑事司法上的唯结果主义。除此之外，监督过失也具有一般过失的共性，都属于开放的犯罪构成，其客观的构成要件须要刑法之外的规范补充，这便对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造成了挑战，明确性的相对短缺就须要通过扩展的无罪可能性予以弥补，2以实现惩罚上的相对适度与均衡。笔者正是从正面论及惩罚监督过失的正值化依据，兼从反面探求主客观方面的出罪事由，力图限制惩罚范围，从而实现有限
7、度地扩张、有依据地免责的目的。 二、以作为义务为主轴说明惩罚行政 监督过失的正值依据 行政监督过失的行为样态应系不作为 关于监督过失实行行为的样态，主要有纯粹不作为说及作为与不作为并存说。前者认为，监督过失系对平安监管义务的不遵循，而主动地履行平安监管职责正是法律法规、行业规则对其本人的期盼，这种主客观上的怠惰也是其归责的依据；后者认为，当监督人在履行监督义务时，向被监督者发出错误的指令甚至是强令，导致被监督者操作不当，过失造成了危害后果，此时监督者的行为就表现为主动的作为。3笔者更认同前一观点。 其一，监督过失，顾名思义是未尽到肯定的监督职责，其可责重点在于未做到危急的解除，而非危急的主动创
8、设。关于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标准可谓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在单独犯罪中可以干脆指向法益侵害的行为的样态作为区分标准，如交通肇事罪，既存在不遵守吩咐性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不作为，又存在造成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的作为，前行为仅是为后行为供应了客观条件与惩罚前提，真正的行为样态应以后行为为准，因此，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作为犯罪。但大多数过失犯罪行为表现为作为，监督过失属于过失犯罪的一种特别状况。从表象上来看，监督过失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人是否成立过失需取决于他人是否过失的行为，4但这种前提并不意味着就是监督者受责的依据本身，只要监督者尽到自身的监督义务，即便他人存在过失，刑罚也不行能触及到监督责任者，这足
9、以说明监督者担当刑事责任并非代他人受罚。但是，假如没有干脆责任人过失导致的重大事故，便缺乏追究监督者过失责任的前提，这又体现出监督者刑事责任的附随性。笔者认为，这是由过失犯罪自身的特点确定的。过失行为下只有发生了严峻危害结果方得惩罚，监督者的过失干脆导致的是他人的操作不当，这种他人的过失行为并不能算作严峻危害结果，当他人过失造成某种事故发生，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便“共用”这种法益侵害结果，即在结果造成上注入了肯定的缘由力。因此，“履职怠惰”加上“作用于他人之上而造成的危害结果”，才会产生监督过失刑事责任，他人的过失只是因果流程中的一环，并非追究监督者责任的依据。 第5页 共5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