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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据精神的张扬 当代中国文化的个显著标记，就是文化的发展追慕着西方潮流，始终借用着西方的话语模式、探讨方式，几千年精致丰厚的文、史、哲积累远离我们的国民教化。学术浮躁，选题重复陈旧、观点不新，缺乏创新价值、内容雷同的平凡之作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不但造成了巨大的奢侈，而且对学术的发展也极为不利。学术性是由稿件的选题原创性、观点的新奇性及论证的严谨性等学术品质构成的。高质量论文的关键是作者能够站在学科前沿探讨解决学科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提出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和理论，作出具有科学陛的深刻论述。为了评职称，为了功利，急就章多，很少有人能静下来做点考据的工作。令人欣慰的是，周世茂先生的新著(宋史职官
2、志俸禄)篇数据辨识(济南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逐条列举，对比考证，存疑释疑，细细耙梳，大胆批判，体现了十足的考据精神。 周世茂先生在山东高校历史系读书时，学习的是“考据学”，如今已没有这个专业了。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考据学大盛于清代，其遗风如今已很难捕获。早就有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好处”、“究复何用”。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考据学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行磨灭的贡献。周世茂先生正是用考据的精神在专心地学习、指责宋代官制辞典(龚延明著，中华书局19101年版)与宋史职官志补正(龚延明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1011年版)。
3、 首先，作者指出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行文前后冲突。应当说，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是一篇很好的宋代官制导论，在教科书中学不懂的一些问题，在此篇中都能得到答案；但也给读者留下一些疑问。例如：在读到宋代宰相俸禄，除有料钱、衣赐等钱物外尚有“月给纸”时，谓：“宰相、枢密使月俸：料钱300千，衣赐春、冬服绫各20匹月给纸，并供应马料等。”(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第4142页)宋代官制辞典书后有完备的宋代俸禄表格，但其并无宰相月给纸的记录，这倒与宋史相符。问题在于：宋代官制辞典作为大型辞书，行文不该前后如此冲突。 再如，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在列举苏辙的俸禄时，谓：“如苏辙朝奉郎、试户部侍郎支试
4、户部侍郎“职钱45千同时，苏辙又支寄禄官朝奉郎请受：月俸钱30千，衣赐春、冬绢13匹，春罗一匹，冬绵30两。”(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第42页)周世茂先生查表格之二(第730页)“料钱30千”栏，“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的衣赐数据，发觉其谓：“春、冬绢三十匹，春罗一匹”，指出这与宋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总论供应的数据严峻不符，不仅将“春、冬绢各13匹”误为“三十匹”，而且脱漏了“冬绵30两”数据。 其次，周世茂先生认为，宋代官制辞典索引错笔太多，根据索引查找正文，经常是前后不一。(宋代官制辞典索引)勘误是对索引的勘误，不须要他校，自身就浮出许多浅显的错误。比如词目错页，就是索引词目标示的页码与
5、正文词目页码不符。这类错笔，周世茂先生统计有334处之处。再加词目页码衍出，就是索引标示的页码有多余的号码，此类错笔有193处。其他诸如词目重叠、词目页码重叠、词目笔画与部首错乱等等，周世茂先生为此共列出了12种类型的错误，每种类型的错误之处都令人感慨。 再次，周世茂先生列数了宋代官制辞典索引释文出现的明显错误，比如把开宝元年当成太宗即位的时间，把真宗与李贤妃的关系释作母子。 “太宗李夫人”条(第8页)，其释文谓：“开宝元年(968)太宗即位，进位夫人。生赵恒(真宗)。真宗即位追封贤妃。(宋史后妃传上)”此条释文，阴差阳错，不知所云。开宝元年，既不是太宗即位的时间，也不是李贤妃进位的时间。“开
6、宝”是宋太祖的最终一个年号，共9年，公元9681016年。元年太祖尚在，九年暴卒，太宗即位。即位后，于太平兴国元年(公元1016)进李贤妃为夫人。查宋史后妃传上，原文为：“李贤妃，真定人开宝中，封陇西郡君。太宗即位，进夫人。”宋代官制辞典的释文，无疑是于“开宝元年”之后脱漏了“封陇西郡君”一句，致使“开宝元年”与“太宗即位”相连，造成开宝元年太宗提前即位的错笔。 再例如：“真宗李宸妃”条(第89页)，其释文谓：“真宗司寝，生赵恒(仁宗)，真宗刘皇后占为己子。赵恒即位后，并不知其生母为李宸妃。(宋史后妃传上)”其实，查后妃传上，真宗名恒，为太宗李夫人所生。其子仁宗名祯，为李宸妃所生、真宗刘皇后所
7、收养。仁宗认母的历史故事便是出自这一典故。李宸妃是真宗赵恒的司寝，与赵恒是夫妻关系，不是母子关系。在学术专著中断不该出现这种疏忽“赵恒即位后，并不知其生母为李宸妃。” 复次，周世茂先生读札记所依据的版本是宋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作者首先确定了宋代官制辞典俸禄表在写作上明显的创建性，然后指出该“俸禄表”共12种表格，除“表10”没有错笔外，其他11种表表有错笔，少者二三处，多者有二三十处。据作者粗略统计，错笔达一百零一处之多。除有的官名断句不当，注释不符等一般错笔外，主要错笔是俸禄数据不精确、错简。 古代的职官“俸禄表”就犹如现在的干部“工资表”一样，内容虽很单纯，但制作却很严格。干部的姓名
8、、级别、工资数额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便无法操作。制作古代的“俸禄表”，原始数据肯定要登录清晰，不能丢三落四，不然科研、教学都不能干脆运用。 周世茂先生还就中华书局校点本宋史中的“职官志”部分的标点断句问题、脱漏数据问题，衍文、错简造成的阅读障碍问题，沿袭旧史之误、归纳史料出现的笔误、无法辨识的条目等问题作了逐一例举分析；特殊是无法辨识的条目部分，逐条列举，对比考证，点评细致。其严谨之学风，跃然纸上。 最终，周世茂先生提出宋史职官志补正在创作笔法上有严峻失误。史家学术之成果，乃为大家所共享；然对其发掘者则应敬重、感佩，借用他人成果述已之作，更应注名出处，如此方显明自己之独创，有利于他人辨别。学术
9、界对宋史职官志的考证经验了三个大阶段，20世纪40年头邓广铭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正问世；60年头后中华书局全面校点“二十四史”，出宋史职官志校勘记；至11011年宋史职官志补正方发表。周世茂先生先就中华书局版宋史职官志校勘记提出质疑：宋史职官志考正所证条目约五一百零一八十多条，宋史职官志校勘记12篇，注文为295条，其中189条与宋史职官志考正重叠，即一百零一分之六十的条目两书所见相同。作者继而再就宋史职官志补正(48万字，所证条目一千二一百零一多条，远远超过前两个时期的总和)发表看法，指出执笔者既然声称赓续“考正未竟之业”，即在“邓先生考正基础上，对宋志续加正补”(宋史职官志补正序论)；那么，
10、就不该破坏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原有学术体系。宋史职官志补正不仅大量运用了宋史职官志考正的旧命题而变换立项方式，重新考证，并且与中华书局版宋史职官志校勘记所证条目也多有雷同，完全破坏了宋史职官志考证史的探讨层面。 学术探讨成果呈现方式的导向，应当侧重于学问的点滴积累和学术价值的体现，力求每一篇文章都能带来哪怕是点滴的学术体会和探讨心得，而不应是长篇累牍的、华而不实的重复性劳动这就是周世茂先生的(宋史职官志俸禄)篇数据辨识所阐明的学术价值取向。学者倘能按周先生所提倡的那样去做，庶几可使读者免去“读万卷书”而不得闻“一言”的尴尬与悲观，亦可详细而微地显示学者自身的“高校问”。 第6页 共6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